供销社子弟回忆供销社

来源: 于 2026-02-12 17:28:46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我是在江苏省泰兴县曲霞供销社的院子里出生、生活的。吃在那里，住在那里，甚至过年的年夜饭也是在供销社的集体食堂吃的，应该说对基层供销社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的。我父母都是在供销社工作到退休的。

供销社的主要组成是在乡镇。再向上，它也有一层一层的行政系统。1950年全国供销合作社刚组建的时候，第一任主任由薄一波兼任,两年后由唯一一个没有授衔的兵团司令、山西省省委书记程子华调任。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供销社在全国的份量。

供销社曾经是一个非常吃香的地方。在物质匮乏的时代，能和供销社沾上边就意味着生活供应有了希望。八十年代轰动一时的电视剧“新星”里，公社书记潘苟世的典型动作就是背着手逛街，然后对漂亮女老师说，你从了我就把你调到供销社。前几年一个朋友聊到，当年他父亲想尽办法从税务所调到了供销社工作。

在县以上，商业局和供销合作社是两个系统。六十年代有几年合并在一起，七十年代中期又分开了。在乡镇一级，我们平常都是讲供销社，其实也有两个系统，一部分是供销社，是50年代人民公社社员集资建立的，是国营单位。职工是招工进来的国家职工，领全国粮票。80年代我外公还给我看过他50年代入股供销社时买的股票。另一部分叫合作商店，属于大集体企业，是50年代公私合营镇上的私营企业收归集体之后组建的。合作商店的职工是原先的的店主或家庭成员。每家商店只能有一个人加入合作商店。

现在一说起供销社，都是说它包揽了基层老百姓所有的生活资料。其实和供销社并列的还有两个基层组织，一个是粮站，一个是食品站。粮站（我们那里叫粮管所）属于粮食局。它把生产队农民的粮食收购入库，并运转到外地，同时供应本地居民户口人员的粮食供应。食品站的功能类似，把收购进来的生猪送到县城食品公司，每天杀猪卖给本地老百姓。粮站买粮要户口本或者粮票，分为本地粮票和全国粮票。食品站买肉是要肉票的。这些肉票，居民户口是按照人口每月发放的，而农民只能在卖猪的时候，每卖一头猪有几斤肉票。农民在食品站卖猪的时候，猪的肥瘦等级不一样，价格也就不一样。经常有一些我们家的亲戚来卖猪的时候找我父亲帮忙露个面，猪的等级高一点，定价就会高一点。然后这些亲戚就会给一斤或者半斤肉票给我们家。那时候我们那里还没有通汽车，所有的物质运输都是靠船装的。这三个单位都是在河边。小时候玩耍的地点也就包括在食品站看着把那些猪从猪圈放出来，然后从封闭式的通道往装猪的船上赶。

我父亲50年代中期从上海商业学校毕业后，就在泰兴曲霞供销任主办会计。开始的时候，曲霞区公所和供销社都在曲霞镇西北方向5公里的印家小庄，靠近焦荡镇。当时区公所和供销社是在一个食堂吃饭。1958年都搬到曲霞镇。那时曲霞区委书记吴荣富，上任时只有26岁。他给曲霞人留下的最大回忆，就是把曲霞镇的绝大多数居民户口下放为农业户口，只有夫妻两个都是国家干部或者国营单位工作的才能辛免。据说是春天的一天，他在曲霞街上走着，看到有一个妇女在当街包粽子。当时离端午节还有一两个月。他就问这个妇女，“怎么这么早就包粽子啊？”那个妇女说，“我们是居民户呀，在家没有事情干啊。不包粽子干什么呢？” 吴书记就给这些居民找点事情去干吧，把他们都改成农业户口了。这位吴书记对当时区政府秘书写的讲话稿不满意，经常找我父亲给他写稿。当时供销社的主任是位工农干部，非常勤勉，但对这些舞文弄墨的事情不喜欢，就对我父亲不满意。后来曲霞区有了一个入党指标，当时的候选人有三个，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中心小学的校长，另一个人后来也在供销社工作。征求供销社意见时，这位主任直接就说，把这个名额给别的单位吧。他后来任曲霞公社党委副书记，80年代退休之后还在辛勤工作，后来的那些人就看不惯了，编了一个顺口溜, “过了五十五，不要再吃苦。如果再吃苦，看看XX 武。”

当时的曲霞供销社分散在几个院子里，都是没收的地主的财产。我父亲宿舍那幢房子是李立本家的，后来供销社办公室所在的院子是另一个地主花达夫家的。李立本解放之前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就在外地工作。1963年我出生的时候是把接生婆喊到家里头来给我接生的。我从哇哇落地的第一声啼哭开始，就是生活在供销社的院子里的。几个月之后，我父亲就调到东南方向6公里以外的广陵供销社去了。我的微信名叫做广陵游子，其实这里包含了两个广陵，大家都知道的广陵是扬州的古称另一个就是泰兴的广陵。

泰兴和靖江有好几个镇是横跨了两个县。广陵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广陵供销社有的时候也到靖江去进货。曾经有一次，我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到靖江供销社去进货。

我父亲在广陵的宿舍是在一个盐仓库旁边。那时候盐都是散装的，一大堆粗盐在一起。有一个冬天的下午，到吃饭的时候，我们找我四岁的妹妹找来找去找不到。后来在盐堆上找到她。，她在盐堆上一个人爬上爬下高兴得很，但是所有的棉袄棉裤全部湿透了。

广陵到曲霞只有6公里，但是在当时是很远的距离。靖江和泰兴交界的界河，是在长江故道上开挖的。在这条界河里，当时有木制的交通船叫做“快船”，可是从泰兴开到靖江季市要一整天，从曲霞去广陵要花半天时间。我母亲那时候在曲霞公社太平小学做老师。每年有一段时间和我母亲、小我两岁的妹妹一起到广陵住在我父亲那里。1964年夏天，我母亲带我上快船之后，跟船上一个年轻人聊天。这位年轻人叫张毓骈，到广陵供销社报到，担任我父亲的助理会计。到广陵上岸后一看，我父亲50年代在口岸中学读书时就住在张毓骈家里。故人相见，分外亲切。父亲和张毓骈的友谊维持了几十年。这位张叔叔是泰兴中学高中毕业的。WG后经推荐考试到镇江农机学院（现在的江苏大学）党政干部专修班去学习。我上了大学之后，还专门到张叔叔工作的地方去看过他两次。张叔叔对我说，我当时很想上南京农学院，但是我考得太好了，镇江农机学院是重点大学，南农不是啊。他还老调侃，第一次在快船上看见我的时候，我头上用红头绳扎了一个小辫子。

1968年秋天，南京长江大桥刚刚落成，我父亲借调到江苏省商业厅工作半年。以后的很多年，我父亲一直把他从南京带回来的雨花石放在桌上有水的碗里。我父亲和广陵供销社的同志们同事们一直维持着很好的关系。1978年我高考的时候，曲霞有考点而广陵没有。那几天我父亲出差去了。他在广陵供销社同事刘建平的小孩和另外两个考生，中午在我家吃午饭。我的考场和他们还不在一起。高考三天，每天中午我要跑到他们的考场把他们带到我家吃我母亲准备好的午饭。而本来我平时是有睡午觉的习惯的，高考三天反而没有睡，虽然我当年以15岁考上了南京大学，但是我一直有点嘀咕，如果我那三天睡了午觉是不是状态更好一点，可以考更高的分数？

1970年春节后，我父亲调回曲霞供销社工作。元宵节那天，我和我母亲在离供销社西边一公里的程福匡村上我外公家。早上起来，我母亲跟我讲，你到供销社去叫你爸爸中午回来吃饭。我母亲告诉了我父亲的办公室在什么地方。我那时候胆子真是很小。到了办公室门外不敢敲门，就在门外边蹲着。等了一会儿，办公室里走出来一个人，是曲霞合作商店的主办会计陈友文。他看到我在那里，说,“这不是杨会计的儿子吗？” 然后赶紧把我带到里面我父亲办公桌旁边。三年以后，这一间我不敢进去的办公室变成了我们的家，直到八十年代我父母调往扬州工作。

1970，1971两年我继续在太平小学上学，每个周末和我妈妈一起到曲霞供销社我父亲那里。1972年，我转学到了镇上的曲霞五七学校上四年级。每天中午，我拿着我父亲的钥匙在他办公室把供销社订阅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华日报”、“参考消息”全部看一遍。晚上供销社的全体人员在食堂开会学习，有时候合作商店的人也来参加。人太多了，有时只能坐到是食堂门外的院子里。很快的，我就把供销社和合作商店的基本机构搞清楚了。有杂货部、百货部、棉布部、生产资料部、图书柜、煤炭化肥部`废旧物资回收部和批发部。供销社营业员的宿舍就在门市部后面的仓库里找个地方放一张床。合作商店，有三个商店、两个饭店、还有旅馆、染房、照相馆、澡堂，食品加工坊，竹篾加工间。每几个生产大队有一个小店，叫做下伸点。合作商店的物资要到供销社的批发部去批发，然后用小推车推过去。合作商店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曲霞街上每天早市上卖竹子和卖鱼的价格是由合作商店的管理人员确定的。

曲霞供销社主任秦长洲是部队团参谋长转业的，很少到办公室来。一直在办公室工作的，主要是我父亲，主办会计，还有助理会计程玉梅和统计黄培根。助理会计程玉梅是我出生住的房子的房东李立本的爱人。文化大革命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时，李立本被强制转业回老家，程玉梅就安排到供销社工作。他们的老大已成年，还留在山东济南工作，女儿李敏和小儿子李鹰到黄桥中学上学。李敏高中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们就想办法让她去长沙铁道学院成了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在南京地铁指挥部工作80年代开始，所以我从那时候就知道南京要准备见地铁了。李鹰高中毕业后在生产队务农，1978年和我一起参加高考,录取到山东大学。

供销社的职工是没有休息日的，也没有具体作息时间。除了农历大年初一到初四关门，其它每天从天亮到天黑都要开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关门盘点。

日杂部是最令人羡慕的部门。大多数人讲到供销社社的好处，也讲的是日杂部卖的的这些烟酒食品。这些东西，好一点的，都是要收票的。那时候最有名的香烟是上海产的大前门，0.36元一包。普通一点的是0.29元一包的飞马。淮阴卷烟厂也产同样牌子的香烟，质量和品牌显然不如上海。过年发票的时候，给干部就是发上海的大前门，社员就是淮阴产的。很稀罕的是上海的牡丹烟，0.49元一包，还有一种带香精的凤凰，也是0.49元一包，最高级的是中华，0.80元一包。1978年高考的时候，人家问黄培根，你女儿（我高中同学）考不考大学？他就说，考呀，不就是一包牡丹的钱吗？这几种香烟，基本上只是看到外地人带回来，供销社的票里很少包括。我父亲带我到李立本家里去打牌，他家里放着50支桶装的大中华香烟的金属盒，但是他现在只能买上海产0.14元的勇士，还经常断货，只能买淮安卷烟厂的0.15元一种香烟。

白酒有名的是是洋河双沟，都是要票的，过年才有。平时买的是泰兴白酒厂的3两装的粮食白酒和乙种白酒。我们家正对着街西头饭店的后门。每年冬天曲霞公社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那些干部门吃饭，不好意思坐到饭店大厅，就点了菜，坐在我们家堂屋里吃。每次剩下来的酒瓶五分钱一个，留下来我妹妹就把卖了攒零用钱。白糖红糖也是要票的。

日杂部卖得最红火的食品是叫脆饼，加糖的甜甜的长方形，和南通的西亭脆饼同一个名字，但是形状不一样。合作商店附属的食品加工坊每天现做送到日杂部。买脆饼是要交粮票的，但不要糖票。脆饼分成两种，一种是里面加糖精的，两分半一个，另一种里头是加红糖的，三分钱一个。我从上小学到上高中，时不时就有学校的老师在下午上自习课的时候让我去给他们买脆饼。我买到的都是三分钱一个的红糖做的。上初中的时候，开始学化学的时候，配平只有我一个人会，哪天下午我要到供销社去买脆饼，所有的人就要等着我回来才能做化学作业。一两个月之后，王宏生说，“我也会配平了”。我们全班人的化学作业就不要等我回来再做了。

百货部是对应于城市里的百货商店，是卖工业产品的，像毛巾，牙膏，文具等等。他们这里的紧俏物资就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结婚必备品的三大件。当时上海产的“钻石”、“上海”牌手表，“凤凰”、“永久”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三五”牌闹钟，“中华”、“白玉”牙膏就是质量的保证。当然买这些东西不但要有票，还要有钱。南京当时生产45元的“钟山”牌手表和26元的“紫金山”牌手表。我母亲的第一块手表就是“紫金山”。南京产的“大桥”牌自行车，号称“大桥”牌车骑不过大桥，还不如常州的“金狮”车。直到80年代物资供应已经相对比较丰富了，我南京有朋友要买手表和缝纫机，我的同年龄的朋友张小平已经做了蒋华供销社副主任了，我托他买了这些给我带到南京。

七十年代的时候，我在曲霞时每个月底盘货的时候，我父亲都到各个部门去帮助盘货，我也跟着去帮忙，大多数都是在百货部。忙到晚上9点10点，基本都忙完了，供销社所有参加盘货的人一起到食堂。食堂的师傅下一大锅面条，里面放几根肉丝。我是参加盘货的，自然能分一碗。我妹妹每次这时候也来到食堂，眼巴巴的站在旁边，食堂的师傅也打一小碗面汤给她。

百货部的女经理姓杨，是四川人，以前是部队的文化教员，和当时在部队任连长的曲霞人周连长结了婚。周连长转业回来后村里的书记，后来又在社办厂做书记。他们家几个小孩是在吴书记下放户口之后才出生的，本来都是国家居民，但是他们家周书记村里的粮食产量高，分的口粮比国家定量还高，就自愿转成了农业户口。后来才意识到国家居民户口的优势不仅在于几斤口粮。杨经理的妈妈还保留国家居民，就和他们其中的一个孩子换了户口。结果被披露出来，具体操作此事的曲霞粮站的主办会计殷会计被开除公职。几年之后，他们这一类家庭都恢复成居民户口，但是那位可怜的殷会计我也没有听说有没有恢复公职。

棉布部有两位女营业员是外地人，一个是泰兴县城的，另一个是湖北人。这位家住县城的黄阿姨曾经把我带到泰兴家里住过几天。当时每人的定量布票是一丈六尺。每卷布卖到最后的时候，还有很短的一段剩下来，无法用布票再卖了，供销社职工不用布票把它买下来，然后用这些不同颜色的布拼起来做衣服。我二年级的时候的一件棉袄就是这样的，有一块本来是做被面的，上面有一个花喜鹊。我穿上这件棉袄的时候，我的同学就把外边的外罩拎起来，然后指着里面的棉祆喊我花喜鹊。那时候化纤布料刚刚岀来，是不要的布票的，但是价格比棉布高，大概0.50 元一尺，普通棉布是0.30 元一尺。1973年，曲霞公社开运动会。我们曲霞小学的同学要去表演集体操，要穿白衬衫。我父亲去买布。那几天曲霞小学的同学家长都在那儿买白布。营业员就捣鼓我父亲买了的确良。我有了人生中第一件的确良衬衫。

煤炭部不光是卖煤炭的，还卖化肥、煤油、汽油、柴油等国计民生重要物资和生产资料。在普及用电之前，家家户户都是点的煤油灯。我父亲曾经给我讲过，他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冬天寒假回家，家里没有煤油点不了灯，只能黑着早点睡觉。原来是，有一天，我八岁的小姑姑到离家8里的口岸镇去买煤油，到家时天已黑了，看不清路摔了一跤，把煤油也打翻了。我祖父把我小姑姑打了一顿。马上就要过年了，大半个腊月晚上就是黑着过日子，到邻居家去借了一点煤油过年点了几天。而叫做生生产资料部的买的都是那些钉耙锄头篮子等传统农业需要的工具，是供销社最受冷落的两个部门之一。文革前的供销社周主任就下放在生资部，直到1972年落实政策担任供销社副主任。生资部还有一个当过连长的转业军人，我们喊他丁连长。我听过好几次讲他1971年在王洪文指挥下，抓捕空五军政委王维国的经过。文革中，曾经分配过了一个山东煤矿学院毕业生孙龙山到煤炭部当营业员。文革结束之后，他做了高邮建市后的第一任市委书记，后来任江苏省乡镇企业局副局长。

煤炭部有一位老营业员叫黄忠奎，工作非常勤奋，大家都喊他老黄忠。1974年底，他在湖北工作的女婿有援非任务。单位人到曲霞供销社对老黄忠的政治情况进行外调。买不到春节回去的票，他们整个春节期间就住在镇上的旅馆里。在供销社食堂吃饭的时候，我认识了这两个人。放假之后我就天天到他们旅馆房间去玩。那时间没有电视。他们带了两副扑克玩游戏打发时间，我就跟着他们学了好几种。

，70年代很多人穿过化肥袋做的裤子。供销社卖化肥的时候，很多都是打开来卖散装化肥的。那个暑假，我父亲帮我找了一个打工的事情，就是把这些空化肥袋洗干净。我和供销社统计黄培根的女儿、我高中同班同学黄建敏一起，每天闻着化肥味，洗了两个星期的化肥袋。

 

废旧物资回收部，现在叫的名字当然很高大上，再生资源回收，但是我们都喊它荒货部。在成人眼中，这是一个完全被遗忘的角落，但是在我们小孩眼里，是大大的零用钱的来源。上面说到我妹妹拿酒瓶去换钱。旧报纸，饮料瓶、牙膏壳，剩下来的骨头都是可以去卖的。二年级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到镇上农具厂废铁渣里去捡废铁卖，两分钱一斤。我和小伙伴们捡了后，先找一个地方分别称重，然后并在一起让我去卖再分钱。我比较老实，都是挑真正的铁废铁，而有些小伙伴一大半都是废渣，分的钱比我多很多。我不高兴，就不跟他们一起去捡了。初中的时候，班主任带着全班同学在教室的后面养了两只兔子，有的同学负责挑草，有的同学负责喂养，还有同学负责清洁，我的任务就是去卖兔毛。兔毛是有按等级的，不同长度价格不一样，我去卖能卖一个好价钱。泰兴是白果之乡。当时的白果收购价一斤五毛钱一斤，比粮食贵好几倍。

荒货部还收购一种中药半夏。每年麦收时节，我和小朋友们到麦地里去挖半夏，俗名野芋头，地面上植物部分长大了开花后我们叫做扛枪的。中药房也同时收购。中药物还收购癞蛤蟆（学名蟾蜍）浆（学名蟾酥，是中成药六神丸的主要成分），需要一种专门的夹子来收集。但是半夏浆和蟾酥都是有毒的，所以麦收时节街上很多地方贴了怎样安全采集半夏和蟾酥的宣传单。

图书柜是供销社所有门市部里最受冷落的。别的部门叫做部，只有图书柜叫做柜，只有一个营业员，是供销社的边缘人。1973年以前，每个星期天我都到图书柜后面的书库里，一本一本地看。1974年，我母亲调到了供销社，就在图书柜工作。我母亲本来是小学老师，是国家干部身份，供销社营业员是全民所有制职工。所以我母亲当时还通了关系，把自己的人事档案从人事局转到了劳动局。图书柜的上级对口单位是县新华书店，归文化局管。我父亲认识新华书店经理。去泰兴的时候，在新华书店文革封存的书库里找书拿回家给我和我妹妹看（大学申请文章--上）。图书柜的书，是由县新华书店的负责的联络员骑自行车送过来的。每年秋天发课本的时候的书，是用船或者汽车装过来的。1975年我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弟弟，曲霞到毗芦寺的公路已经修好了，但是还没有通车。我的车胎被戳了一下在漏气。在毗卢寺汽车站正好看到泰兴新华书店要到曲霞送书李叔叔的。他把我弟弟放到他的自行车后座上，然后我自己骑着漏气的自行车回曲霞了。图书柜只有我母亲一个人，所以中午吃饭的时间我常去帮忙看柜台。图书柜台是所有的学生最喜欢的柜台。上了高中之后，我有一个同学说，@那个卖书的伢儿来了”。图书柜最热闹的时间就是两个，一个是秋季学校开学时分发教材，再一个是年终春节前卖春联和年画。那真是忙啊，吃饭的时间也没有。我和我父亲都来帮忙。我父亲是当地有点名气的书法家。那些认识他的人，有的人舍不得五分钱买一付印好的对联，就买了纸来请他写春联。找他他写的人太多了，忙不过来，有一部分就由我来写了。现在我在美国的中文学校的任书法老师。每年春节前后都在华盛顿、特拉华、费城的华人社区、各个学校、杜邦公司、高盛银行、大通银行的华人春节庆祝活动时去帮他们写春联。去年春节写了一百多付。

上大学之后的第一个寒假，我到图书柜去帮我母亲卖春联、宣传画。到了下班的时间要把所有的收款送到银行去存起来。银行柜台的那位姓朱的小伙子是刚刚顶替他退休的父亲才来工作不久，不认识我。别人指着我，告诉他说我在南京上大学。那个小伙子摆出一副很有学问的样子，说南京的大学都是叫某某学院的。你是在哪个学院啊？我说我在上南京大学，不是哪个学院。

那时候泰兴有个啤酒厂，在我老家刁铺镇，叫做环溪啤酒（刁铺曾经的名字），是王洪文的五虎将小兄弟粉碎四人帮后被判刑最重的刁铺人马振龙帮助家乡搞起来的。上大学以后，有的时候放假我先到刁铺去看我叔叔和姑姑，同时也要去看一下刁铺镇葛书记。他是我父亲的朋友。葛书记就会给啤酒厂打电话，你们给曲霞发一车啤酒过去，然后我就跟着这辆装啤酒的车回到曲霞。

 

合作商店里与供销社关系最紧密的是茶食加工坊。这个加工坊紧挨供销社办公室。加工坊的老师傅们是解放前的人马。以前的老板姚瑞祥变成了现在的会计，以前的伙计杨永泰成了加工厂的组长。他们正常平时做得最多的就是脆饼，每天送到供销社日杂部去卖。

中秋节的时候做月饼，过年之前做桃酥、酥糖、桂香糖、花生糖，京枣、云片糕，有的时候也做馓子、还有一种咸包脆。有一种董糖，当时的全称是秦邮董糖，说是邻近的高邮词人秦观发明的，后来又说董糖嘛，是离得更近如皋才女董小宛发明的反正非常好吃，现在我还记得当年的味道。

每年冬天晚加工年货时，院子里挂着汽油灯，所有地方都亮堂堂的。曲霞那一带，亲戚家生了小孩，就到供销社买两斤脆饼去看望，叫做“望月子”。放学之后，我经常到加工坊去玩，坐在桌子旁边帮他们做脆饼，现在大概还记得这个脆饼是怎么叠起来并且擀好的。我本来在家里堂屋里搭了一张床。初中时我母亲的表弟到镇上农中上高中要寄住在我们家，我只好搬出去住在加工坊的师傅们的集体宿舍里。1976年搞防震抗震，我住进防震棚里。到南京上大学放假回来,也继续住在防震棚里, 直到我父母1984年调到扬州,前后8年时间。

每年秋天做月饼的时候，原料中用到核桃，需要手工一个个砸开。我父亲就去领几麻袋核桃。每袋差不多是25公斤，我在家砸回后交给加工坊15公斤还是17.5公斤核桃仁，拿了工钱，多下来的核桃，还能自己吃上一点。

食品加工的另一块是酱品坊，主要生产酱油，醋、咸菜和萝卜干。每年秋天放秋忙假时候，酱品坊要腌萝卜干。初一的时候，我去和女工、童工一起削萝卜尾巴，每天五毛钱。初二的时候，我父亲让我和强劳力一起在腌萝卜的缸里使劲跳，把萝卜踩实，每天可以拿一元钱。农历10月的时候，天已经很冷了。第一天回家，我的脚冻得通红，完全麻木了。我母亲帮我用温水慢慢泡暖和。第二天花了4.5元给我买了一双高筒胶鞋，结果到了盐水里，上面的胶一天就全部掉掉了。           

 

酥饼，

 

镇上有两个饭店，分别在镇东西两头。东头的饭店靠着我们小学，我去买过几次油条。西头的饭店后门靠着我们家的门只有3，4米。后门在院子里前门对着大街。（姨老太）在饭店里买了饭菜，饭店可以送到家里。中午放学时，经常在街上看到饭店里的服务员拎着笼屜送菜上门。这大概就是最早的外卖了。当时一个肉圆五分钱，一碗红烧肉5毛钱，一条鱼根据大小3毛到一元不等，大多数的炒菜都是一元钱。我和小学的小朋友们有的时候也会到饭店里去逛逛，口袋没有钱，也买不了东西，就在饭店里看看。晚饭后，我经常在饭店里听到他们饭店的人在结算当日帐单，说今天卖了¥100，今天卖了¥200。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饭店里卖春卷，我们4个同学凑了钱一起买了吃。那个春卷是用韮黄、肉丝和红薯粉芡做的，三分钱一个，一两粮票4个。到南大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从新街口回来到南大广州路校门附近一个饭店里，我们4个同学也是这样凑钱买春卷的。春卷是同样的馅，同样的味道。同样也是4个人，买来的春卷好分。当时我以为春卷就是只有这种味道的。但是后来几十年想找这个口味的春卷，一直没找到。

 

饭店有一个姓殷的厨师，外号大嘴。他曾经表演过一口吃两个月饼和六个桃酥的把戏。饭店的粮食和原料仓库里晚上是轮流值班的。一个夏天的晚上，殷师傅带着4岁的儿子来值班，他们这个仓库和我们家是隔壁房间，窗户紧挨着。所谓值班，也就是在这儿睡个觉。夏天的晚上我们都是挂着蚊帐睡觉的。殷师傅不知怎么搞的，一脚把儿子踢到了床下。儿子被蚊子咬醒了，在那儿使劲哭，喊爸爸也喊不醒。院子外面的邻居听到了哭，声就来帮助喊，还是喊不醒，邻居拿来竹竿，从窗户伸进去捅殷师傅并高喊，“枪毙啊，杀头呀，你家伢儿被蚊子咬死了”。夏日的夜里，我在旁边房间里听得清清楚楚，但是殷师傅没有听到。他儿子被咬的时间太长了，也太困了，又睡着了。这时候殷师傅醒了，床上儿子不见了。他大喊，“佤（我）的宝宝呢？”

 

殷师傅的手艺很好，尤其是做的蟹黄小笼包。1978年我考上南大之后，陈友文叔叔专门买两买了两笼小笼包，请我吃为我送行。他带着他的三岁的孙子过来，给我买了两笼小笼包，说是让我吃的。我也不懂得谦让。吃到一半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孙子在旁边，才想起来让他孙子和我一起吃。殷师1990年，我在南大博士毕业之后，到曲霞镇李圩村一个企业去谈项目。这个厂的厂长早上专门骑车到3公里以外的曲霞饭店，请我吃殷师傅做的蟹黄包。后来曲霞汤包崛起。“殷氏汤包”的名声仅次另一家“德泉汤包”，成为曲霞名片之一。德泉汤包的第一代老板娘玉琪也是曲霞镇西头饭店的厨师。80年的我父亲到新市供销社工作，有一次我要回南京，但是车票很难。在新市供销社工作的玉琪的女婿专门陪我从新市到泰兴车站，帮我找人买了到南京的票。后来进入微信时代我才知道，德泉汤包现在的老板娘是我的太平小学的同学，嫁到杨家变成了现在德泉汤包的掌门人。德泉汤包和殷氏汤包都自称是乾隆时代传下来的。有一次我和靖江尚香汤包的老板聊起这个乾隆时代，他说我们汤包行业的人都是这么说的。

合作商店有一个职工姓李，他的四个小孩分别起名为李建中、李建华、李建民、李建国。批林批孔的时候，这个事情被别人拎出来了，这还得了，建中华民国。有天晚上就在西头饭店的大厅里开批判会，我们小学也派了老师和同学代表参加。1979年7月我在南大上学，快要放暑假的时候，我父亲和李建中一起到南京出差，住在鼓楼百货商店后院里叫做“金陵饭店”的旅馆里。后来新街口的36层的金陵饭店建起来以后，是当时全国最高建筑。鼓楼这个金陵饭店就改名了。我现在回国在南京经常住在新街口金陵饭店，每每想起我还去过另外一个金陵饭店。

合作商店有三个零售店，在镇的东头、西头、中间各有一个。我母亲的一个堂姑，也就是我的姑奶奶家，公私合营时要派人去淮阴建供销社，我的姑爷爷就去了淮阴（后来知道是下面的灌南县陈集公社），姑奶奶就在曲霞合作商店工作。WG 期间, 姑爷爷姑爹爷爷几年没有消息。1972年腊月25晚上，我们坐在他家里在聊天，突然前屋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是三年没有消息的姑爷爷回来了，这真是喜从天降。姑奶奶开始在西头店里工作，我到店里去他们就让我帮着卖东西。有一个人想测试我，拿了一元钱说买一盒两分钱的火柴，我找给他¥0.98。我妹妹在旁边看到说，他给你一张，你怎么给他那么多钱啊？初中的时候，姑奶奶到了东头店里。我在三排青石板铺的曲霞街上，经常看见她推着独轮车，车上装着酱油坛，到镇西头西石桥外边去进货。1974年暑假，我帮我们班很多同学写批林批孔假期作文。我约了两个女同学两天在东头合作商店店里给她们作文。结果她们把日期记错了，在同一天在店里撞到了，搞得我很尴尬。

合作商店的下伸点中，我去过太平、拾圩、吉明和肖榨的下伸点。肖榨以前有街的，七十年代，三条青石铺成的街道还在那里。，50年代小公社的时候，是肖榨公社所在地。肖榨初中也升格为五七学校，办过高中，出过几个大学生。肖榨下伸点的营业员姓姜。他的二女儿和我母亲在太平小学是同事。1970年一个星期六带着我到她家去住了一个晚上。那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就在他们下伸点门市部看着他们卖东西。1977年曲霞通汽车之后，姜家另一个女儿姜云成了成为曲霞汽车站很长时间唯一的售票员。

合作商店有专人管理曲霞街上的自由巿场，主要是给卖鱼和竹子的双方定价。这个人姓宋，长得比较胖，是去霞街上唯一一个大夏天光着膀子在街上逛噹的人。我后来看到“水浒”里武松努打蒋门神，一下子就联想到这个人。水产品的价格是随行就市的。在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水产品价格非常高，能卖出3，5元一斤。我母亲的一个小学同事捞鱼摸虾本事很大，索性放弃了小学老师的工作，国家户口也不要，专门捞鱼去了。那时候逮螃蟹的方法，我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匪夷所思。在河面上用一个很长的竹竿挂一个网，竹竿与水面平齐，夜里用手电筒照着这根竹竿，身强力壮的螃蟹从网上爬上来就把竹竿收回来，把螃蟹逮下来。所以那时间吃的螃蟹都是身体健康，份量很足的。丁连长的父亲被分配到我外公家村旁边河边去抓螃蟹。他搭了一个草棚在河边。我经常晚上没事时去看他，帮他抓螃蟹。当时还有传说，三只身强力壮，能够从毛玻璃斜坡上爬到一定距离的螃蟹，可以在香港换一只手表。

镇上有两个饭店，分别在镇东西两头。东头的饭店靠着我们小学，我去买过几次油条。西头的饭店后门靠着我们家的门只有3，4米。后门在院子里前门对着大街。（姨老太）在饭店里买了饭菜，饭店可以送到家里。中午放学时，经常在街上看到饭店里的服务员拎着笼屜送菜上门。这大概就是最早的外卖了。当时一个肉圆五分钱，一碗红烧肉5毛钱，一条鱼根据大小3毛到一元不等，大多数的炒菜都是一元钱。我和小学的小朋友们有的时候也会到饭店里去逛逛，口袋没有钱，也买不了东西，就在饭店里看看。晚饭后，我经常在饭店里听到他们饭店的人在结算当日帐单，说今天卖了¥100，今天卖了¥200。当时曲霞血吸虫病还没有根治，需要每年普查。1974年，供销社有几个人被查出来血吸虫，就一起被安排到曲霞医院去治疗。医院在我去上学的时候稍微绕一点点路就到了。那几个人住院期间，我每天早上从饭店拎一筐油条和一大罐豆浆送到医院他们的病房。当时我刚刚看过三种版本的水浒传。我在医院，我和他们一起吃油条，然后给他们讲不同版本水浒的故事。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饭店里卖春卷，我们4个同学凑了钱一起买了吃。那个春卷是用韮黄、肉丝和红薯粉芡做的，三分钱一个，一两粮票4个。到南大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从新街口回来到南大广州路校门附近一个饭店里，我们4个同学也是这样凑钱买春卷的。春卷是同样的馅，同样的味道。同样也是4个人，买来的春卷好分。当时我以为春卷就是只有这种味道的。但是后来几十年想找这个口味的春卷，一直没找到。

1980年，我父亲调到隔壁镇新市供销社任主任。不久后，我在曲霞中学的班主任刘奎老师也调到新市中学任校长。我父亲去看他，但是他不在，别的几个老师在打乒乓球。我父亲说能不能我也打两下？那些老师们认为供销社的人都是农村土包子上来的，一副很轻蔑的样子说，你那你就打两下吧。结果都被我父亲打得落花流水（我父亲70岁的时候，我还打过不他）。然后这些老师问杨主任，你也是在哪里读过书的？这时候刘校长回来了，告诉这些老师，杨主任的儿子超过了我们这个中学历年所有学生的录取。我到这个中学的目标就是努力培养出像杨主任儿子这样优秀的学生。

1982年，泰兴供销社对申请参加助理会计师考试的人员进行培训，让我父亲做培训老师。等那些人拿到职称之后，才发现他们的老师还不是助理会计师，就有人来问我父亲，怎么你没有评职称呀？1983年，我父亲一边培训，一边自己也拿到了助理会计师职称。1984年秋天，我要回南京开学，我父亲在泰兴供销干部学校开会。上午我骑自行车到了供销干部学校。我到南京的汽车是12:00的。11:00左右，我父亲带我到学校食堂去跟师傅讲，我们要赶车，能不能提前帮我们装一碗馄饨？食堂一个人说，你是谁呀？等到开饭的时间再说。旁边一个人跟他讲，这是马上要来上任的杨校长。

但是还没等到我父亲到泰兴去上任，我父亲在有多年传统的曲霞十月十三庙会上碰到了曲霞50年代的区委书记，现在的扬州市供销社主任吴荣富。吴主任问了我父亲的家庭情况。我父亲说家里每个人发展得都很好，但是五个人分散在四个地方。当时我妹妹刚刚分配到扬州工作，我在南京，我母亲和弟弟还在曲霞。吴主任说，那你不要去泰兴了，直接到扬州来工作吧。我父亲在1985年春节前调到扬州市供销社任业务科副科长。我母亲随后也调到了扬州。我父亲刚到扬州时，住在扬州市供销干部学校的集体宿舍。那里有很多从泰兴供销社来培训的工作人员。后来我父亲分了房子之后，这些人每个星期六晚上都跑到我们家来吹牛聊天。每次我回扬州一般也都是周末，家里都是坐得满满的泰兴来的客人。扬州市供销社当时在建两幢楼，扬州大厦和扬州酒店。扬州大厦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长者题字。这是在公开场看到的最早的长者的题字。扬州酒店四个字是由吴荣富题的。

当时过年的香烟还是要票的。放寒假我到江苏农学院我同学那边去玩，还带了几张过年分配的香烟票给他们。

我父亲到扬州工作之后，经常到省供销社来开会，开会的地点大多是在王庙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野生植物研究所。我从我父亲那里知道，南京那些几个最有名的，长江南北货商店，梅岭南北货商店，都是属于供销社的。再后来，发展得兴旺蓬勃的苏果集团也是属于供销社系统的。南京的长江南北货商店，后来的苏果超市，都是属于供销社的。那些与农副产品（所谓的南北货）沾边的商店，是由供销社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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