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各地农村养鸡养鸭养羊养猪的限制与否，差别很多

中央政策从来没有规定每家农户可以喂几只鸡几只鸭几头猪，只是说“阻止农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 如何理解？ 各地自己的事，各省发出的文件也会有所不同。

有了省级文件，地市级需要结合本地的具体情况， 出台一些比较具体的规定，自然县里公社也会跟着发出一些更具体的细则。

再下一步的实施，是大队及生产队特别是大队的职责， 问题就在这儿了，执行的“尺度”才是老百姓真正接受到的玩意，大队干部aggresive 点，老乡们就倒霉些，比如公社规定一家人每口可以饲养公鸡一只母鸡两只鸭一只，若是大队干部很想引起公社乃至县里的另眼相待，狠一点，变成不论公母只能一只，就会搞得鸡飞“人”叫。

一不小心“命”算是好还是不好，从县里公社大队生产队不定哪一级不那么真心实意执行上级指示，底下的乡亲们就会有可能多养几只鸡了。

这就是要看基层干部执行上级指示的力度了，社队干部吧，也蛮难，坚决执行不打折扣吧，明晓得农民不乐意会骂娘，糊弄上级吧，肯定会造成资本主义复辟，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就会回来， 广大劳动人民就要吃二茬苦受二遍罪了。

第二项要点， 时间。

那时大家都知道任何“运动”都可能是一阵风，风会有大有小，上级把这件事抓得很紧很紧， 底下执行自然就很严很严，过一阵的工作重心转移，老乡们喂多少只鸡，大队也不管。

人人， 包括各级干部，和“各级”农民， 最重要的是“轧苗头”，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同时，睁大眼睛观风向， 绝对不要拿自己的“卵”去击政府那块石头。

非常“不幸”， 中国的农村基层干部乡土性极强，对执行上级指示从来都是“下有对策”，这也就是在严峻的形势下， 挡不住老百姓自发的那种对鸡屁股银行信仰的坚定不移，那些年各地的供销社附近，总有一些农村老大娘（现在看来只是些中年妇女），形势大好时提个篮子盖块布，偷偷问人要不要鸡蛋， 碰到形势“小好”时， 就光明正大地蹲街边，揭开篮子里的布，亮出自家的鸡蛋，公然叫卖。

本人“击”过一次石，倒不是“卖”而是“买”蛋， 是因为在鸡蛋的派购任务尚未完成时， 公然骑辆自行车在西华县城转悠设法为自己的食堂买些鸡蛋改善伙食，被抓到事（场）管（理）（委员）会，还好没挨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