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我爹到北外东院去办事，被北外造反团抓了起来，说是“国际间谍”。他在那儿待了三五个月，后来被送进了秦城监狱。
过了十来天，这个消息就传到工厂里了，工厂通知我说：柯马凯，你在这儿学习锻炼得差不多了，我们给你开个欢送会，你可以走了。
回到家后，我跟我妈就开始去闹。尤其是我爸工资停发以后，我妈觉得，这不符合法律程序啊，就质问他们：你们凭什么停发他的工资呀，谁证实他是特务了？又没审又没判的。后来，我父亲的工资就接着发了。
1968年12月，北外造反团把我妈也给抓起来了。我们哥几个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 “黑五类”等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泛称)，被发配到海淀农机厂去了，上面还跟厂里的军宣队打招呼说：这几个是外国特务的孩子，要看管好了。我在那儿干了两年，当钳工。后来给我们另外安排工作，换到北京首汽汽修一厂，不再说我们是“特务子女”了。
我妈被抓起来以后，我还是继续上访。当时我哪儿都找，什么公安部、外交部、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卫戍区，我都去了，而且跑了好多次。按现在的说法，我都成“上访专业户”了。
我去得最多的是北京市外办，他们经常给我吃闭门羹。还有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公安局外事科，我也常去。大喊大叫的，闹得很厉害，但不管用。
我觉得我对中国已经失望了，到后来都不想在工厂继续干了。我已经20出头了，想上大学。那时候我就想走，离开中国。
当时中国的出入境制度，需要办一种出国签证，就是外国人入境要办签证，出境你还得办签证。他们不让我走，不给我办出国签证。
那时候外国人在中国，还有一个居留许可制度。大概是1972年，外管处通知我们，居留许可证到期了，去公安局办延期手续。我说：延什么期啊，我才不延呢！你们最好把我驱逐出境。结果他们主动替我把居留证给办好了。
我妈是1972年出来的，我爸是1973年1月27日出来的。我爸被关了五年零三个月。
当时秦城大概关了10多个老外吧，包括夏庇诺(新华社外籍专家)、戴乃迭(中国文学出版社的英籍老专家)、爱泼斯坦(加入了中国籍的犹太人、对外英文刊物《中国建设》编辑)、我爸等，都是同一批释放的。李敦白是唯一的例外，那次没放他，好像是晚一年多才出来的。
1973年3月8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把这些释放出来的外国人，包括家属，都请去了。“四人帮”里头也去了几个人，江青也去了，可是他们都没说话。
那天是周总理宴请，他首先代表中国政府赔礼道歉。他说：冤枉你们了，你们是好人。可是总理当时还有一句话说：不过也有坏人，像李敦白。
周总理讲完话，然后就轮桌敬酒。到我们这一桌，先对我妈说了几句话，然后敬叶文茜(北大西语系的美国教师)，最后走到我们哥几个面前说：我知道，你们想出国上大学。好啊，你们回去上大学，学完了还要回来嘛，这是你们第二故乡嘛。
我是又感动，又矛盾。嘿！我们要出去的要求，他其实早就知道啊！我确实挺气的，真想恨谁。可是，另一方面我还是挺崇敬周总理的，给了那么大的面子，我都不知道该恨谁了，觉得总不能恨总理吧。
英伦的左派
出国签证立刻就批了，国家还答应给我们出路费。我们觉得这是个见世面的机会，就跟他们说：你们别给我们买机票了，把机票钱给我们，我们自己想办法。后来，他们答应了。我印象中，给了我跟我哥每人一千美金。
于是，我们坐火车去了香港，再从香港坐船到新加坡，从新加坡陆路到马来西亚的槟城，再坐船去印度的马德拉斯，一路坐车到了英国。这一路走了大概有五个月吧。在印度，我们呆了三个月，就跟当年红卫兵大串联一样，睡在车站的站台上，把贵重东西包起来当枕头这么一枕。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耽误，我中学就等于没上，到伦敦以后，首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中学的课程基本补下来了。1975年我考上了伦敦大学，学的是物理专业。
我在英国学完本科后，1978年回到了中国。
1973年我走的时候心里有气，曾经发过誓，这一走我就再也不回来了。可是家人在这边，而且这里也是我的故乡啊。
1978年，要改革开放了，大家都琢磨着出国，这外语就成为最要紧的事了。他们说：嗨，中国的物理人才有的是，不缺你，你就教英语吧。我想也是这个理儿，所以就开始教外语了。到今天，一直从事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