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05）
因为是乡下，农民晚上睡觉一般较早，黄昏以后村子中就很少有人走动；那年月农村狗也没有一只，猫也很少，所以一到天黑就几乎寂静无声了。我不习惯早睡，开始我常亮着电灯看书到深夜。后来一想整个村子都黑乎乎的，就我的屋里一直亮着灯，恐怕影响不好。怎么办呢？我想不如趁这个机会，让我关了灯半躺在床上回顾一下文革以来发生的种种大事，一来消磨时间，二来想从中弄清楚这些事情背后的原因，让自己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对指导自己今后行动的方向也有帮助。于是我就熄了灯半躺在床上，将文革从发动到这次造反派被镇压的整个过程，根据我所知道的信息，细细地梳理了一下。我的回顾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回顾我们造反队成立后的作为，反思有无失误的地方。第二部分是再次确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以及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提出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纵容红卫兵打人杀人的目的等。第三部分是想弄清楚这次全国造反派全面被镇压，究竟原本就是毛泽东的主意，还是政策失误被人钻了空子？
这里先说第一部分我们造反队行为有无失误？我觉得就我们单位的两个造反队，自成立以后的各种行动基本上都是按照中共规定的方针政策做的，因此我坚信我们没有犯大错，更不是什么反革命。小错误当然也是有的。小错误主要有两个。一个小错误是对队员的纪律约束不够。如有人参加了我们造反队，不经组织同意又去参加了“红卫军”。也有人擅自用暴力砸了对立派组织，又伙同上海红卫兵批斗对立派队员。这些都反映了部分造反队员在胜利形势下开始忘乎所以、有点仗势欺人了。这是不应该的。还有个别人在外面做了些什么事组织根本不知道。比如这次缪云兴被抓，“红色”没有详细公布他的罪行，我们也只知道他生活上好像不太检点，但究竟犯了什么错我们至今不清楚。缪云兴不是我们造反队的头头，他的错误与我们造反队也无关，可对立派就以这个为借口，趁着军队镇压造反派的大形势，勾结“公检法”强行解散了我们组织。可见在双方对立的情况下，己方任何不足之处都可成为对方攻击的缺口。这是造反派应引以为教训的。但我也想到：造反派组织要做到纪律严明事实上很难，因为造反派组织只是一个十分松散的群众组织，加入全靠自愿，退出也十分自由，根本没有明确的纪律约束，主要靠队员们的自觉、自律。而且我还觉得，造反派纪律太严明也不一定对造反派有利。此话怎讲呢？因为造反派的生存空间事实上并不大，仅在“无产阶级专政”容许的狭小范围内。如果一个群众组织太强调纪律，有明确的纪律约束，从而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可能反而要引起中共的猜忌，怀疑你们是否有政党化或“黑社会帮派”的倾向，会危及中共的统治。如果是这样，造反派的处境就更加危险。“红卫军”的被勒令解散就是前车之鉴。“红卫军”有什么罪？还不是他们都打过仗，懂军事技术，一旦被人掌握，就是一支颇有战斗力的军队，让中共感到有威胁。造反派如果有严明的纪律，只要稍加训练，那也是一支军队。
另一个小错误是关于我们单位的夺权。“一月革命”前，中共中央文件一直强调是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虽然什么样的人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从来没有列出过明确、具体的标准，但对照“十六条”干部分四类的大体标准，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单位的当权派张宜还不是走资派，只是犯过一点小错误和顽固执行资反路线而已。之前我们罢他官，严格检讨起来也是在情绪冲动下发生的。因此，当其他单位纷纷夺权时我们没有夺权，就是害怕夺错了权。但后来有人把握不住了。这当然是受了中共中央再三号召夺权的影响，但毕竟也是有人贪慕虚荣的结果，想跟上形势，同时也沾一份“一月革命”的光。所以仔细分析我们单位夺权这件事，虽然表面上是响应党中央号召紧跟形势，但实际反映的仍是我们的定力不够，因而容易随大流。
现在看来，造反派一月夺权之后紧跟着就来了个“二月逆流”，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当权派们集合了各种反文革势力对造反派夺权的反扑。这种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其实已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能再以群众组织不同观点的冲突来解释。在这种大形势下，个别单位造反派有没有夺权已无关紧要，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可夺权毕竟是中共中央号召的，造反派遭到镇压后中共中央至今没有为造反派说一句话，反而为军队的镇压叫好。这算什么事？这分明是中共中央给造反派当上嘛！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不负责任，这样的中央今后还能相信吗？大家不要以为自己的行动是“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的就一定保险了，五七年的右派也是响应党的号召提意见的，结果如何呢？回想文革初期我们单位很多“老血干”还常常提起五七年的教训，告诫自己不要上当，可到了一定的形势下，他们还是纷纷打破顾虑投身运动参加了造反。这究竟是人容易健忘，还是因为“事物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呢？
回顾反思的第二部分是再次探索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包括文革发动过程中有些事情发生的原因。大体上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无非一是为了解决接班人危机，二是他想当马克思、列宁之后第三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关于这些，前面已多次论及，这里就不再多说了，要说的是文革发动过程中发生的几件事。
一，毛泽东发动文革为什么先要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个问题很简单，毛泽东要发动文革，要打倒刘少奇，打倒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是一场大仗、硬仗，开战前须要做好万全准备。而清除这四个人，就是战前清除障碍物，占领有利地形的准备工作。
从整个文革发展的脉络看，毛泽东想要打倒刘少奇选择先打彭真，战略战术都是对的。原因有二：第一，因为彭真是刘少奇手下第一大将。先将彭真打倒，再打刘少奇，就可事半功倍，彭真在被打倒前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政治局委员，在党中央领导中排名第八，实际权力可排在第五或第六（毛、刘、周、邓、彭或毛、刘、周、林、邓、彭，朱德和陈云因年老和体弱，已不太管事）。又刘少奇手下的基本骨干有很多是原中共北方局的干部，其中有不少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大学生。这批干部相对于工农出身的军队干部明显地具有文化优势。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建政初期十分需要这样的、有文化的党员干部去担任党政部门的领导工作。于是这批人就凭着这种优势，占据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很多部门的要职。这也是稍后就发生了“高、饶事件”的重要原因。当时高岗提出中共分“军队和根据地党”和“白区党”的“两党论”，就是针对“白区党”干部占据了太多党政重要职位，使不少军队干部感到不平的状况，而进行的挑拨。彭真曾长期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书记，如果说刘少奇是这批干部的统帅，那彭真就是副帅。所以打掉彭真，牵连一大批人，可以大大削弱刘少奇的力量。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打彭真的用意与他稍后打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一样的，这些人也是刘少奇的基本干部。第二，彭真是北京的市委书记和市长，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首都的实际控制者。毛泽东要上演文革这样一场“大戏”，北京是最重要的“舞台”。而“舞台”是否安全，关系到文革能否顺利进行。因此在“大戏”开场前就先打掉彭真，乃是势所必然。
此外，毛泽东在打倒彭真前还分别将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打倒。中共说他们是一个“反党集团”。然而从中共发表的罪行材料看，这个“集团”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这些人相互勾结的证据。至于说他们“反党”，那也是不实的罪名。比如罗瑞卿骂林彪占着国防部长的位子长期养病不管事，要林彪“让贤”，这确实不对，但也够不上“夺权野心”的罪名。因为林彪长期养病不管事毕竟是事实。再说，就算林彪“让贤”了也不一定就是罗瑞卿来接班。罗瑞卿在党内、军队高层混了这么多久不会连这一点也不明白：军队是毛泽东的命根子，林彪这个军队主管的职务不是林彪愿意“让贤”就可以让给人家的，也不是其他人想夺林彪权就夺得了的，决定谁主管军队，这个权只操在毛泽东一人手中。所以罗瑞卿说这种话也是发发牢骚而已。
打掉罗瑞卿，我觉得最大原因是罗瑞卿的权太大了。他既是解放军总参谋长，又是军委秘书长，是军队的实际掌管人。他还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因为当过多年公安部的老部长，对公安系统也深具影响力。所以他几乎是军警一把抓，位高权重，虽是大将军衔，却让好几个元帅也自愧不如。这些权当然是毛泽东给他的。当时毛泽东给罗瑞卿这么多重要权力，是因为他觉得“罗长子”可靠。但后来情况变了，一则近几年罗与贺龙、刘少奇走得近了些，毛开始怀疑他的忠诚度；二则他要与刘少奇开展一场大决战。在此种情况下，军队是否可靠直接关系决战成败，因而对罗这样掌握军队大权、可以严重影响成败的人，毛泽东就会审查更严，疑心也会更甚。而一旦他觉得罗不可靠了或对他没有信心，他对罗继续掌握这么多、这么大权力就会感到不安。于是撤换罗瑞卿就是必然的结果。当时有小道消息说打倒罗瑞卿是因为林彪要打倒他。而毛泽东为了借重林彪的军队力量开展文化大革命，就牺牲了罗。我对此说不太相信。如果罗可靠，毛何必一定要借重林彪？军队实权本来就在罗手中。罗也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为了讨林彪欢心而打倒罗，这是什么算计？我想散布此说的人，不过是想让林彪承担“倒罗”的恶名，自己仍是“伟、光、正”。不管林彪今后怎样下场，我觉得毛将林彪立为“接班人”总有那么一点不自然，不那么“水到渠成”。
除了罗瑞卿，毛泽东还分别打倒了杨尚昆、陆定一。打倒他们，无非也是因为他们担任的职务重要。杨尚昆掌管中央中枢机要，相当于过去的“大内总管”，掌握中央许多机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杨尚昆突然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调广东任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一职由汪东兴接任。同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海瑞罢官>》在上海发表。自一九六一年二月发生毛泽东专列被人安装“秘密录音装置事件”后，我估计毛泽东对杨尚昆就不再信任了。只是当时毛泽东正在失势时期，不好大动干戈，杨尚昆以一个检讨过关。到现在文革发动时处置杨尚昆，毛泽东也是忍了好久了。
陆定一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手握文宣大权。毛泽东对陆的工作不满也由来已久。一九六三年前后曾多次批评文化部门，说“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如“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一九六四年对中宣布再次发出警告，说中宣部管辖下的一些文艺协会和刊物“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一九六六年三月，毛泽东更严厉指责“中宣部是阎王殿”，提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由此可知毛对陆不满的程度有多激烈。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指控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是“反党集团”，正式打倒，成为文革的首批“倒霉蛋”。
二，打倒彭真，毛泽东为什么选吴晗开第一刀？我以为很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吴晗是北京副市长，吴晗出事，可直接牵连到彭真。另一个是吴晗还写过不少文章，有许多“辫子”可抓。且不说《海瑞骂皇帝》这样明显犯忌的文章，就是那个《海瑞罢官》的历史剧，里边提到了“退田”、“平冤狱”等问题，也可以“影射”的罪名与当时的“包产到户”和为五九年的“右倾分子”平反等问题联系起来。于是这就有了江青秘密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事。该文写作过程严格保密，发表时以姚文元名义发表，不透露一点背景。当时姚文元还只是上海《解放日报》的一个编委，对彭真来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结果彭真轻敌了。当时彭真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身份，以“学术问题”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由替吴晗辩护，又以不让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文章对抗毛泽东，当然此外还有一些事，总之是让毛泽东抓住了把柄，然后就把彭真打倒了。
那么彭真为什么要为吴晗辩护呢？我不知道彭真与吴晗的关系有多密切，但从文革初期被揭发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以及《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也被批判等一系列事情看，北京可说是反毛的大本营。吴晗这个缺口一旦被攻破，北京市委的盖子一旦被揭开，那就不得了。所以彭真不能不救吴晗。所以毛泽东选择批吴晗，也是攻彭真之所必救。然而你要救吴晗，捂盖子，你就中计了。因为这就坐实了你不是吴晗后台也是后台。因为毛泽东选择吴晗开头刀，我想决不仅仅掌握了吴晗的一两篇文章，而是还掌握了北京市委的一大堆问题。所以彭真这次是也在劫难逃。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顺便要提一下，就是吴晗被批判冤枉不冤枉？这个问题我当时就这样认为，现在仍这样认为：不冤枉。不能因为文革后来被否定了，或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正而就认为吴晗是被冤枉的。这个问题与文革中当权派被造反派冲击了一样，不能因为文革被否定，而就认为这些当权派受冲击都是“阶级敌人”在报复他们。世间万事万物，一切都有因果。虽然这个因果关系不一定公平、公正，但有因才有果，无因不结果；不论因而只论果的公平与否，本身就是不公平。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彭真曾替吴晗辩护，说这是学术问题。确实，如果吴晗写的真是学术文章，姚文元用“影射”罪名来批判吴晗那是不对的。但问题是吴晗从来不是学术人士，他虽然顶着“明史学家”的帽子，但本质上与姚文元一样是一个热衷政治的政治打手。他发表的文章也不是纯学术研究。就如他自己说的，当初他写海瑞的文章是响应毛泽东提倡“敢言直谏”精神而写的。这就是为政治需要而写，哪里是什么“纯学术”？再说按照中共的观点，纯学术也是不存在的，所有文学艺术都是“打击敌人的武器”。吴晗不可能不懂这一点。彭真也不可能不懂这一点。彭真以“学术问题”来替吴晗辩护，本身就与他共产党人的身份不符，是无奈之下勉强找的理由。至于吴晗本人，他从抗战时期起就积极投身中共革命，一九四八年还去西柏坡“朝圣”见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中共占领北京后，吴晗就代表中共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长等职，中共建政后又任北京副市长。文化大革命前，吴晗积极执行中共的各项政策。胡适是吴晗的恩师，可以说没有胡适的栽培吴晗什么也不是。可中共要批胡适，吴晗就积极响应，在报上公开批判胡适、痛骂胡适，还说自己的学识都是靠自学得来的，胡适对他没有任何帮助。如此忘恩负义、欺师灭祖，可见吴晗的为人！中共建设新北京城，要拆掉城墙城门等历史建筑。梁思成等建筑学家呼吁要保护文物，认为毁掉这些就是毁掉中国的传统文化。可吴晗竟然骂梁思成是“老保守”，说“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夏，你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一个号称历史学家的人，对祖国文化遗产这样的态度，也算是奇葩了！五七年反右，吴晗又积极充当“重炮手”，猛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他虽然是在一九五七年才公开入党的，但谁都知道，这样的人与宋庆龄一样早就是中共的秘密党员了。他们所以不公开或暂时留在党外，是为了方便替党做统战工作。这样一个人，他的本质根本就不是什么民主人士、历史学者，而是披着学者外衣、中共豢养的一个政治打手。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吴晗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为自己辩护，意思是他写“海瑞”系列文章是在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前就开始的，而且是为响应毛泽东学习海瑞“敢言直谏”精神的号召写的，与彭德怀“罢官”无关。但这种藉口只能骗骗没有文化的人，骗骗没有经历过反右斗争的人。我相信经历过五七年反右斗争的人都不会这么认为。因为五七年的许多右派分子都是被人以曲解其言论或文字的本意定罪的。吴晗本人就是“反右勇士”，当年他就是以与姚文元同样的手法，甚至更恶劣的手法去批判人家，定人家罪的，岂能不明白言论、文字的危险性？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还保证过“言者无罪”，可是一夕之间，毛泽东以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通讯就将整个整风形势翻了过来，帮助党整风的成了“向党进攻”的右派，“言者无罪”的承诺变成了“引蛇出洞”的“阳谋”。吴晗当年即使是“奉旨”写海瑞文章的，难道他就一点都不记取五七年的教训？不意识到他写《海瑞骂皇帝》这种文章的危险性？尤其《海瑞罢官》是在一九六一年初发表的，当时是什么形势？“大跃进”失败，全国已经连续几年大饥荒；毛泽东已经靠边站，中央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党内有人提出“三自一包”，还有人正在酝酿为庐山会议后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平反。也就是说党内正在酝酿一股“反毛”、或“纠正毛泽东错误”的暗潮。这些情况一般人可能还不清楚，但身为高官又接近中央最高层的吴晗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知道而仍发表这样的文章，则他究竟是何用心不问可知了。他的问题也不仅是一篇《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中有些文章也是他写的。他和邓拓、廖沫沙写这些文章，无论出于“善意的讽刺”还是其他用心，客观上难道不是配合了当时的形势，在为庐山会议翻案？或者说，他就不担心有人误以为他们在为庐山会议翻案？在这里，我不评论这股反毛的“暗潮”对与不对，因为这是另一个问题，是中共党内 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也不认为他们写的《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札记》都是错的，相反很多文章我都认为是对的，而是觉得吴晗用这种理由来辩解不能令人信服，或不配用这样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因为一则，吴晗以前整人时也是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右派”明明是对中共善意的批评，但在吴晗口中笔下都成了恶毒攻击。二则，他和姚文元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人”，而是以笔做棍子的打手。既然都是打手，而且是老资格的打手了，当然除了知道一些打人的招数，必然还知道一些“防身”的招数。所以，我不相信他就只知攻，而一点防守的意识也没有。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如赤膊上阵的许褚，中了敌人的冷箭也不冤枉。
吴晗的下场其实是咎由自取。他是捲入党内斗争太深，结果做了党内斗争的牺牲品。而后来看姚文元的下场，与吴晗也一样，原因也是捲入党内斗争太深。据说江青在找姚文元写批吴晗文章前曾先找写过《评“红楼梦研究”》的李希凡，不知是李希凡的文章江青看不中还是李不愿按江青的要求写文章，这才找姚文元的。李希凡文革中可能也吃过一些小苦头，但他因为在政治上捲入不深，最终下场也就好得多。事实上所有热衷于充当中共“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武器”的文化艺术和学术工作者，大多都没有好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