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底，我们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半年。对我而言既有耽搁学业的一面，但也确实有重要正面意义。
1968年底，伴随知青上山下乡，全国的在校大学生也被安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半年。这半年的劳动和生活是艰苦的，也耽误了医学学业; 但另一方面也确实有重要正面意义：它让我了解到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的辛劳和贫穷无助。在我毕业到云南哀牢山少数民族地区当医生后对病人（绝大多数是农民）的疾苦能体会和同情，从而能尽力为他们的健康做出最大的努力，至今仍觉欣慰，问心无愧。还有就是有那半年艰苦的的劳动和生活垫底，此后好像不管多大困难都无所谓，泰然处之。
我的外祖父生于1870年代的潮汕农村，家庭十分穷苦。年幼时母亲眼疾无钱治疗。幸得一位英国医生免费为她治愈。此后外祖父便信了基督教，为这医生背药箱当带路党，直至跟他到汕头福音医院学习。毕业后他在揭阳最繁华的新街夹中山路口开了一所德君外科医局，兼有附属药房。在那光绪朝的滨海小城是最大的私人医局。名声颇盛，生意兴隆。更值得称颂的是他医德高超，用潮州话说就是“心肠好”。这与他幼年时的穷困也应该不无关系。请参阅拙作 《古战场游记之四十八：我的外祖父为什么要向危难中的南昌起义军和周恩来伸出援手？ 》。
我始终有这样一个想法：医学院应该设有一个医德教育课程，包括如何与病人和家属的语言交通，如何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这和医术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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