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的“笑话”
徐家祯
一九四九年以后，人的“好”、“坏”、“是”、“非”、“对”、“错”观念都 起了变化。原来好的，现在却变成了坏的;原来对的，现在却变成了错的。 比如:原来所谓的“好人家”，是指有钱有势或者有学问有教养的权贵、富 裕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但是四九年后，所谓的“好人家”却成了所谓的工 人阶级、贫下中农出生的人家。而原来的“好人家”，基本上都成了地富、 资本家、知识分子这些要被打倒的“坏人家”了。当然，“改革开放”以后， 社会的基本观念又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所以，难怪中国人的是非观 念是那么地混乱和糊涂了。
我说这些，是因为想起了我弟媳容容讲给我听过的一件真人真事。
我弟媳住在建国西路一条叫“曲园”的弄堂里。那条弄堂，在上海， 算是“新式里弄”。全弄堂都是清一色灰色水泥墙、装有钢窗的三层楼房。 弄堂里的房子有大有小:大的，还附带一个花园;小的，就没有花园，只 是联排房子了。但不管是大是小，以前住的都是所谓“好人家”，只是“解放” 后，差不多每栋房子都被政府塞进好几家人家，于是，“好人家”和“坏人家” 就混杂而居了。
我弟媳是 68 届的学生。这一届，好像除了家里是老大，或者是独生 子女，或者是有残疾等疾病不能下乡劳动的，其余一律下乡务农。我弟媳 在她家里是老大，后面还有一位弟弟，所以，可以留在城里。但是那时， 除了分配去生产组工作，没有别的出路可供她选择。
什么是“生产组”呢?那可能是上海(外地有没有，我不敢确定)独 特的“新产品”，大概产生于 1955 年前后吧(也可能更早一点)。那时，政 府提倡妇女要解放，不能呆在家里做家庭妇女，靠丈夫生活，要出来工作， 与男子一样自食其力。但是，那时中国工业落后，经过“三反五反”，绝大 多数私人企业也一蹶不振，政府哪里有这么多就业机会提供给家庭妇女呢? 于是，就让各里弄设法成立所谓的“生产组”，从厂里外包一些没有什么技 术性，也不需要很大机器设备就可以做的活，给这帮妇女们去做，比如: 在衣服、布鞋上钉钉钮扣、把纽扣好好坏坏分拣出来、或者拆拆纱头(就 是把没有用的边角布料，拆成棉纱，送到厂里，回收再利用)，这类小“生 活”(“生活”，上海话，“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当然不会高。最初，可能 每月只有十多块钱吧;到了“文革”时，大概涨到二十多元一月了。那么， 生产组在哪里活动呢?一般就是“借”以前住房宽敞的人家，动员他们腾出 房间来，“借给”生产组用。
记得大概 54、55 年吧，那时我们大家庭早已卖掉戈登路的大房子， 分了家，分别买房，住到江苏路去了。我们一家父母和四个孩子，再加上 两、三个女佣，大概共有八、九口人，却住着有十四、五个房间的三层楼 大房子，当然，就被居委会首先看中了。他们来与我父母商量，说要借用我们底楼后间原来作佣人住房的那间房开生产组。那时，我父亲可能还在 华东最高人民法院任审判员，我母亲是里弄的“妇女代表”，不能不带头响 应政府号召，于是就答应了里弄的要求。但是，我母亲事先对里弄干部说 好:
“我们暂时借给里弄用用是可以的，不过我们不收房租，也不收水电 费。房间不是租给你们用，是借给你们的。”
幸亏我母亲当时作了这个“英明”决定，因为后来知道，有的人家为 了贪一点房租，收了里弄的钱，过了一两年，到了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 工商业改造”运动中，凡是出租的房屋都被“公私合营”，再也不算“私房”了， 以后也没有机会被“落实政策”归还业主。因为我们没有“租”给生产组用， 所以即使“文革”时被“扫地出门”，赶出自己的住房，“文革”一结束，我们 的房子还是作为“私房”归还我们了。
我们底楼后间成为“生产组”之后，我母亲作为“妇女代表”，也要带头 走出家庭、参加劳动，于是，就在生产组中工作了几个月。后来就借口 “身体不好”退出了。居委会白用了我们的房子大概用了半年多时间吧，后 来，他们一方面觉得不好意思白用我们的房子，一方面觉得在我们家走进 走出不方便，就另找地方去开“生产组”，把房间还给了我们。
我的弟媳妇进的就是属于他们街道开办的生产组。生产组里除了家 庭妇女以外，“文革”中就分配进去一批跟她一样的中学生，还有不少缺腿少胳膊的残废人员，因为别的工作单位不肯要，就都塞进生产组来了。这 些残废人员中，就有题目上的那个“阿德”。
阿德姓什么，我不知道。他名字里大概总有个“德”字吧，所以，生 产组的同事们和里弄的邻居们都称他为“阿德”。我并不认识他，这个故事 只是从我弟媳那里听来的。
阿德从小就得了小儿麻痹症，成了瘸子，走起路来一跷一拐，于是， 他的绰号就成了“阿跷”。在上海，凡是跷脚的(上海话里，“瘸子”就叫“跷 脚”)，外号一律都叫“阿跷”。“阿跷”这个称呼有点侮辱性，所以，一般只 在跷脚的背后用用，当面是不大会喊的，除非很脱熟的人，才会当面这么 称呼人家。阿德是残废，当然不能上山下乡，于是也跟我的弟媳一样进了 生产组。
阿德的家境以前可是一个“好人家”，住在绍兴路一栋洋房里，是有 钱有面子、光光鲜鲜的资本家，家里过去当然也是用得起佣人的。“文革” 之后，财产抄光，一败涂地，就沦落为“坏人家”了。现在阿德又因为残疾， 进了生产组，每月二十元工资，只有正式工厂工人工资的一半都不到，所 以，积了一肚子的气，没处可出，只能经常晚上班、早下班，工作吊儿郎 当，横竖横了!已经进了生产组，到了社会底层，还怕什么!
阿德的生产组长当然是工人阶级出身、来自“好人家”的居委会干部， 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大妈，平时老挂在嘴上的，就是“忆苦思甜”，开口闭口“旧社会”怎么怎么坏，“新社会”怎么怎么好。看见阿德迟到早退这付吊 儿郎当的腔调，当然要时不时用这套话教训他一下。
某天，阿德又迟到了。他晚到好几分钟，还一跷一拐，大模大样地 来上班了。生产组长看着一肚子的气，就当着大家的面教训阿德说:
“阿德呀，侬哪能(‘侬哪能’，上海话，‘你怎么’的意思)讲不好了 (‘讲不好了’，上海话，意思就是‘教育不好了’)!侬要想想，要是勒海 ( ‘勒海’，上海话，就是‘在’的意思)旧社会，侬格种( ‘格种’，上海话， 就是‘这种’的意思)阿跷，啥人要!”
阿跷那天本来就没有睡好，起身晚了，迟到了被生产组长大妈当面 叫“阿跷”，还被数落了几句，一肚子火正没处发，就瞪大眼睛，瞪了生产 组长一眼，脱口而出，说:
“哼，旧社会呀!旧社会侬拨我(‘侬拨我’。上海话，‘你给我’的意思) 做佣人，我还要挑挑看要不要呢!”
众人听了乐得暗中哈哈大笑，却不敢笑出声音来!
这真的是“什么阶 级说什么话”呀!
二 0 二六年二月一日
写于澳大利亚刻来佛寺爱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