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04）

我的文革（104）

 

（三十九）我在塘郁的反思

 

      “四清”后我被分配在城东唐郁试点组，这次下乡“红色”仍将我分在唐郁。前一时程军溥接替杨桃源担任我们试点组的负责人，但这次分配下乡他却被分到了其他地方。我估计是“红色”有意不让我们同一派的人在一起。而去年十月已经被辞退、在“一月革命”时又被召回的凌嘉尧，因为中央发文否定了江青和劳动部搞的那个关于文革中不准辞退临时工的文件，此时已再次被辞退。因此，这一次我是一个人去唐郁的。

第二天上午，我背着行李步行去唐郁。那时正是清明时节，天气乍暖还寒，春耕没有开始，春季查灭螺也还没有开始，“红色”赶我们下乡，其实并无多少工作可做。不过，对于下乡我非但不在乎，反而有一种“适我愿也”的想法。原因是留在单位内天天开批判会，搞“背靠背揭发”，精神压力太大。我本来就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晚上睡觉没有一天不做梦，而且有说梦话的坏习惯。平常日子我也担心哪一天做梦说了不该说的话，被人听到会成为飞来横祸。此时的恐怖气氛令我的神经衰弱更加严重，晚上睡觉更不好且常做恶梦，我正想离开这种环境到清净一点的地方去，好舒缓一下神经。因此下乡非但压力，反而有一种飞鸟出笼一样的欣喜。

到了塘郁，我先去一年前我和凌嘉尧及两位“四清”工作队员住的九队仓库那间房察看，发现里边放了好多农具，说明我们走后已恢复仓库的功用。于是我去找九队队长，他替我另找了九队的一户社员家让我住下。这是大门穿堂右边的一间厢房，有十多个平方米，虽是泥土地，但很干净。房内有一张老式的大木床，一张小书桌，一把椅子，还有电灯，晚上可以一个人静静地看书。房间角落里还有一个马桶，晚上大小便可以不用出门。以前县人民医院下乡医疗队的一位女医生好像就曾住过这里。吃饭则仍安排在八队我原来搭伙的那户社员家。对生产队这样的安排，我真是非常满意，也很感谢。这里虽离县城很近，但在我看来不啻是世外桃源。主人家则都住在穿堂后、隔着一个小天井的正屋里，从来也不来打扰我。

说起住在这一户农民家，不得不说中国的农民，那些好的真好，真善良啊！尤其是那些女的，勤劳、贤惠。我房内的马桶天天有人来倒，清洗后晾干又放回房内。我因白天大多时间走在外面，而她们都是乘我人不在时来倒的，所以也不知道是哪个人来替我倒马桶的。后来因文革形势的发展我回了城，被子等物却没有取走，我也无暇去取回。直到几个月后形势稍微缓和，而我们也决定不下乡了，我才抽空去取回被子等物。原来我想几个月不睡，被子也可能发霉了。想不到我的被子已经被拆洗过又定好，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床中央。这令我感动不已。说来也遗憾，当时我在她家前后住了差不多有一个月，可没有见过主人家人几次。我只知道这家社员有婆媳两个女主人，曾隔着天井见过。这次回来取被子，也是因为时间匆忙，主人家没有人在家，竟连当面道谢也没有。此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去唐郁。所以以后想起就觉得颇为内疚，深感自己欠了她们一个情；又怪自己当时年轻不懂事，毛头小伙子不像女孩细心，不然买一些小礼物，如买一盒饼干，或买半斤糖果送给她们小孩吃，也算表示了一下自己的谢意。

安顿好行李，我就去全大队走了一圈。因为春耕还没有开始，田里干活的社员也不多。这里房屋依旧，河流依旧，村里袅袅的餐烟依旧，仿佛与一年前变化不大。但是，我在经过公路边原来的一所小学时，发现因为文革停学了，留下的几间空教室门窗都残缺不全，令这里显得十分萧条，感觉上与一年前我们刚来“蹲点”时，这里书声琅琅、人气兴旺的景象大不相同。学校的墙上有几张陈旧的大字报，经日晒雨淋，已残破不全，不知是学校的老师、学生写的，还是社员写的。说明了这里也经历了写大字报揭发“牛鬼蛇神”的运动。等一圈走下来，问了几个社员，我对这里的情况就了解的更多了。

第一个是现在的农村比一年前更加讲究阶级路线了。听社员说，原来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老李因为出身中农，已经落选了。现在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是雇农出身的张阿狗。这两个人我都认识。老李身材魁梧高大，有一点文化，以前跟他打交道觉得他工作能力不弱，当大队党支部书记应该是称职的，在社员中的威信也很高。张阿狗原来是大队的贫协主席、第一生产小队队长。他人比较瘦小，有点猥琐相，且不识字，所以论工作能力恐怕是不及老李的。老李的落选，纯粹是阶级成分不及张阿狗“好”。而这也反映了在农村对阶级成分的讲究比城镇还要严苛。还有，老李的女儿，一个圆脸盘的姑娘，去年那时是大队基干民兵连的连长，常常见她在民兵出操时背着枪喊口令，很有点“英姿飒爽”的味道，此时听社员说也换了人了。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第二是因为文革，有社员嚷嚷要斗“当权派”，好几个生产小队队长摜了“纱帽”，至今也没人肯当队长。对此大队党支部也没有办法。农村干部中，生产小队长是最基层的一级，不脱产，每天喊社员出工收工、安排农活，比较辛苦，而经济收益上一年终了只补贴有限的几工工分。但政治运动来了，无论“四清”还是文革，审查、批判他们都有份，所以很多人掼“纱帽”不肯干了。听社员说，现在这几个小队是由全小队属于贫下中农的社员每天轮流喊出工，安排工作。好在农业生产上那一套大家都懂一点，而生产好坏涉及家家户户的吃饭问题，马虎不得，所以没有队长，社员们也会自发安排农活，生产还算正常。至于开展其他工作就比较难了。农村的卫生工作，原来有清洁员、接生员、卫生员、灭螺员“四员”在做，现在仍靠原来的一套人马，依惯性在运作。但灭螺队去年冬季解散了这时还没有恢复起来。我到一队张阿狗家中找他，一方面向他报到，顺便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灭螺队。他搔着头嗯呀啊的说不出个明确答复，只是应付地说：“快了，就快了。过几天大队里研究一下。”我想或许他也真的为难，现在连生产队长也没有人做，安排灭螺队抽人的事怎轮得上号？反正现在也不急，何时恢复，顺其自然吧！

第三是我深深地感到农村的地主、富农，处境比城镇的更加凄惨。那天我在经过电灌站时透过窗玻璃向作为大队会计室的房间张望了一下。会计室内没有人，却看到墙角边堆着几只破旧的碗橱和几只灰不溜秋的木板衣箱。很明显这些东西都是从地主或富农家里抄来的。看着这堆破烂不堪、不值几文钱的东西，我感到十分难过，也十分的感叹。这些东西估计是土改时留下的。当时不被贫苦农民分掉或许是为了也留一点东西让他们日常使用，也或许是因为这些东西根本不值钱而没有拿走。总之，这些是劫后地主、富农家仅存的家具了。然而这次文革抄家竟然连这一点不值钱的东西也要拿走，那剩下的就是真正的“家徒四壁”了！想当年农村土改，贫下中农们已经瓜分过地主、富农的财产了，如果他们真的就此“翻身”了，过上了所谓的“幸福生活”，那他们还会眼红这些破烂东西吗？连这样的东西也不肯放过，只能说明抄家的人心狠，也说明了他们依旧贫穷！联想到文革对资产阶级的抄家，我觉得这不过是中共在补城市“土改”这一课而已。中共夺取政权后，对资产阶级经过了多次剥夺，但还没有像对待地主那样彻底地剥夺，所以资产阶级相对还保留了一些财产。但到了文革，中共对资产阶级也要像对待地主一样要彻底消灭了，所以文革中资产阶级普遍地被抄家。这也是“革命”发展的必然。处在中共统治下，民族资产阶级这也是在劫难逃。我不相信中共靠抄家可以改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农村的状况就是证明。中共的所谓“革命”不过是利用人们的妒忌心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然后好让他们分而治之，为其所用。“解放”后真正生活翻身的大多是中共的各级官员。在中共的逻辑中，除了他们自己可以有钱，可以享受，其他凡有钱的都是剥削来的，都可以“革命”的名义、以“革命”的手段，把这些人的财产“革”过来供他们支配。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难道不就是这样吗？

我在那样一个基层政权半瘫痪的时候到乡下来，实在是无能为力、无事可做。当然，我也可以像“四清”后初来塘郁时那样与社员一起“同劳动”。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文革中有那么多人被批斗，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去参加劳动，社员们还以为我是因什么问题被单位下放来这里劳动改造的呢！这我不愿意。而且，“四清”时的那股革命激情也已经烟消云散了。于是，白天不下雨时候，我就各个生产队随意去走走。下雨天和晚上我就在房间里看《中国文学史》消磨时光。这套书还是我刚参加工作时在青浦新华书店里买的，有上中下三册，内容丰富，既可当史书看，也可当中国历代文学精华汇粹来欣赏，由于一直带在身边，抄家时才没有被抄走。文革开始以来，文史类书籍几乎没有一本不被说成是“毒草”的，虽没明令禁止阅读，但也没有人敢正大光明地看，只能躲起来偷偷看。我在单位住的是集体宿舍，自然不方便看这种书，一直放在箱子里。这次来乡下，我想到了乡下既没有小报看，连大报也看不到，怕太无聊，就带了这套书来。为了遮人耳眼，我还带了一套《毛泽东选集》，放在桌上。有人来了，我就假装在看《毛选》。这样的日子虽然寂寞，倒也无拘无束，颇为自在。

有一天下午，天阴阴地下着毛毛细雨，农民都不出工，我也躲在房内看《中国文学史》。却不防公社血防组的一个叫小陈的，招呼也不打就突然闯了进来。他见我在看书，倒也没有细看我看的是什么书，翻了翻桌上的几本《毛泽东选集》，盯了我一眼，“赫”地冷笑了一声，一言不发又转身走了。真是莫名其妙！对于小陈这样的无礼，我有点火冒。但我摸不准他是刚巧经过这里，因为好奇来看看我在做什么，还是受命来监察我行动的？如果是受命来监察我的，那说明“红色”还不肯放过我。无论是为了防止我再度造反，还是因为要将我划为“右派”，他们都需要经常掌握我的动态。那时有好几个公社的血防组是属于保守派的，这个城东公社血防组也是其中之一。小陈的突然来到让我警惕起来，深感塘郁也非“世外桃源”，以后行动要更加小心。

这样在乡下待了好几天，没有事情可做，我感到十分闷郁，又总想着这个“工总司”小分队的事不知现在有什么进展。好在回城的路不远，我曾几次偷偷走回城里，在街上转一圈再回去。一天下午已是三点多钟，突然心里又涌起一股强烈愿望要回城去看看，算了一下时间回来吃晚饭可能来不及，就去对搭伙的那家老太太说了声今天不来吃晚饭了，不要煮我的饭，然后一个人沿着公路闷头走了回城。大街上静悄悄的，连大字报大标语之类东西也没有新的，看来没有什么事发生。我微微有些失望。本想就此掉头回塘郁去，但又不甘心，再说回去哪里去吃晚饭？于是我就回了单位。我先回了宿舍，想如果宿舍楼上有人，住在这里的很多是我们一派的，也可以打听一下消息。如果碰到“红色”的人，问我回来做什么，就说回来拿点东西。但楼上没有人。于是我一个人在宿舍呆了一会，看看已近晚饭时分，我就到食堂去吃饭。卖饭菜的窗口还没有开，却见到食堂写菜牌的小黑板上，有人用粉笔写了一行字：“今天晚上七时，工总司队员在约定地点开会，请准时出席。”日期是今天的。我大为惊喜，难道我们单位内真有人又成立了造反队？怎么一点风声也没听到？在此之前，我已经听闻有些单位的造反派又恢复了组织，都靠挂在“工总司”名下。我开始有点激动起来。这时，几个防疫组没有下乡的同事也来买饭了，他们瞄了一眼黑板向我诡秘的笑了笑，我才明白这是假的，是故意吓吓那些“红色”的。由于比较知心的几个同事都下乡去了，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一般的泛泛之交也不适宜谈这些事，因此晚饭后我就回了塘郁。

夜深人静，莹莹孤灯之下回思白天所见，总觉得人心不死，造反火种不会就此被扑灭。后来我知道这是防疫组的钟峻峰医生干的杰作，不禁莞尔，想来这也符合他的风格。钟医生是单位内不多的几个大学生之一，有一对十分精神的眼睛，又颇有一点“冷面滑稽”的天赋，因为出身工人阶级，也有一种常人不敢的胆量。当初“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反动“血统论”对联甚嚣尘上时，独有他敢与单位内的“保守派”叫板，要跟他们辩论。他的小姨子叫唐文兰，是与王洪文一个工厂、一起造反的，在“工总司”也小有名气。或许受此影响，钟医生行事虽不激进，却也是坚定的造反派。只是前几年听闻他已因病去世。写到这里，不禁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