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把小弟弟接走后，大哥安排大弟弟负责家里每天需要用的湿煤和干煤粑，普定家里厨房用的是个大煤灶，有两个灶眼，一个较大，通常只烧树枝或木材，很少使用，常用的是个较小的灶眼，主要烧煤粑和湿煤。哥哥们买的煤都是最便宜的面煤，一次买一手推车，要用水和一点儿粘土用锄头使劲搅拌做成大煤粑，待煤粑干透之后再敲成小块待用，湿煤使用同样的方式搅拌后，晚饭后使用，因湿煤盖住煤灶灶心可以一直保持燃烧状态。有时大弟弟会一次做很多煤粑，他会把煤粑放在灶台上，屋檐下烘干或晾干备用。大弟弟对待自己任务的态度很是认真负责，从来不需要任何人提醒他该做什么。
大哥没有分配我固定的任务，偶尔他会叫我帮他钉钉扣子，补补袜子。二哥从来不叫我做这样的事，因为安安的妈妈和他的妹妹都会帮他做。我没有具体的任务，常常随心所欲地跟妮妮一起来来去去，时而在我房间时而在她房间自由自在地玩。
我和妮妮更喜欢到我房间去，因我们知道二哥和他的朋友们会在那儿，我们会假装到我房间去找东西，其实是去看二哥和他的朋友们。我想知道安安是不是在那里，妮妮喜欢去感觉被二哥注意的眼神……
1969年底，二哥和安安在县城附近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他们侃大山的时间少了，二哥除了能继续保证家里的生活用水外，生火做饭的任务已不能完成，我主动告诉大哥我可以做饭，他收工回来做菜就行了。大哥表示这很好，同时要求大弟弟除了继续负责烧火用煤，如果火熄了，他要负责生火保证我能煮饭，晚上封火（放近足够的煤块再用湿煤密封，然后在中间用火柱通一个合适的洞以减缓煤块烧烬过程），对此大弟弟毫无怨言，还特别让二哥教他晚上怎样封火才不会熄，次日不用再生火......
那时的我，是一个无知任性的小半截，什么都不会做。在普安时，看小妹做饭都要用竹编筲箕和木头蒸桶，从来没看到小妹做过焖饭。二哥开始打工后，我主动承担了煮饭重任。哥哥们是用砂锅做焖饭，我从来没做过焖饭，但不愿向哥哥们请教，想当然地用在普安时看小妹做饭用的水和米的大概比列做焖饭......
兄弟们不声不响地吃了好几天我做的饭后，有一天，大哥终于忍不住对我说：
“小平，你怎么天天做的都是稀饭？”
我马上生气地回道：
“我没做稀饭，我做的是干饭！”
那时的我，是一个无知任性的小半截，而且谁都说不得。
大哥这话的结果是：我一声不吭地把装着饭的锅抬到门外，把饭倒进二叔家放在院子里的猪食桶里，那天哥哥们不得不自己重新做饭，很晚才吃上饭。吃饭时二哥来叫我，我把房间通往厢房和后院的门都从里面栓着，他只好在我房间的前门和后门外叫了一阵，我根本不回答他。后来是大哥来叫，我还是不回答。我听到大哥有些生气地说：
“小平，你不吃就算，我们要吃了。给你留了饭菜，你想吃再吃吧。”
我还是什么都不说，等厨房里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我才打开门到厨房，从碗柜里拿出哥哥们给我留的饭菜，心安理得地享用起来。
第二天我罢工，什么都不做，起来就到妮妮家去了。
晚饭时，二哥来到妮妮家大门外不停地呼叫：
“小平，小平，吃饭了。”
我不回答他，还告诉妮妮：“别理他。”
二哥叫了一阵，妮妮的妈妈到大门口告诉二哥：
“让王小平在我家吃饭好了。”
二哥无奈地回家了。
第三天二哥外出做工前，到我房间安慰我，说饭做不好没关系，多做几次就能做好了。二哥耐心地告诉我焖饭时最主要的是要知道多少米该放多少水，这样就不会煮成稀饭了。我什么都不说，但我悄悄地记住了哥哥说的米与水的比例。下午我按照哥哥教的方法做饭，这次很成功，下午哥哥他们回家吃饭时表扬了我。
我做饭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不稳定，而且火候总是有问题，常常不是带糊味就是还有点儿夹生，兄弟们大多数时候都忍着不说我。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做的饭完全是夹生的，二哥忍不住对我说：
“小平，今天做的完全是夹生饭哈。” 二哥说此话时还特别注意脸上带着笑，可他才说完，我就生气地站起来，把饭锅从桌子上拖到自己面前，然后放进碗橱里，把挂在门上的锁拿来把碗橱锁上，然后带着钥匙走出厢房，到妮妮家去了。
厨房里的碗橱是妈妈在普定时用的老家具，有四扇门，中间的两扇门打开后，两边的两扇门可以移动。中间的门有锁扣，中间的门关上后，两边的门就打不开了。
那天我把碗橱锁起来带着钥匙离开后，哥哥们不得不把锁扣敲掉，从那以后，碗橱再也不能锁了……
如此几个回合下来，哥哥们对我都非常小心，从来不敢随便惹我说我了。
大弟弟不象哥哥们，我生哥哥们的气罢工时，他曾冷言能语地说过我两次：
“自己笨还不能说。”
“你做的饭就是夹生的嘛。”
每次大弟弟说我，后果必然是：我用水把火浇灭，他得从新生火。
他常常会在烟薰火燎的灶头一边生火一边哭，有时哥哥们回来了，他的火还没弄活，他会着急地哭得更伤心。当然，哥哥们都会安慰他帮他 ......
那时的我很笨、很萌、很任性、很无知，还从来不会为任何事请教任何人。
记得二娘(二叔的太太) 帮哥哥们做了一个酸菜罐，教二哥学着把吃不完的莲花菜青菜做成酸菜，这样菜不会变黄浪费掉，不仅节约，而且方便又好吃。
我替代二哥成为“大厨”后，渐渐地能把饭煮好了，我还会炒莴苣，炒莲花白，炒萝卜，炒白菜，煮酸菜洋芋汤等。那时我们很少买菜，家里吃的菜基本上都是大哥自己种的。兄弟们都不挑嘴，我做什么做成什么味道他们就吃什么。领略过我的态度和坏脾气后，他们不再对我做的饭菜进行任何评论了。
冬天大哥整理他的菜地，带回家很多灰绿色的老莲花白菜叶，很多大小不一青红也不一的辣椒，我看着这么多老莲花白菜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特别不喜欢吃老莲花白菜叶，也就不好意思送去给妮妮家。我知道怎样处理辣椒，我可以送些给妮妮家，然后把红的放到煤灶上烘干做干辣椒，小的可以炒鱼蚯辣椒。我告诉哥哥把老莲花白菜叶给二娘家喂猪算了，大哥告诉我冬天地里没有菜了，可以把这些莲花白菜叶做成酸菜慢慢吃。
二娘教二哥做的酸菜罐子在我手里慢慢地不仅不酸甚至开始变臭了，那个罐子比较小，装不下这么多菜，大哥干脆把整个罐子扔了，买了个新的大瓦罐给我做酸菜罐子。中午我照哥哥和二娘说的那样把莲花白菜叶洗净煮软放到罐子里，把煮菜的水倒进罐子里，下午煮饭时多放了些水，当米汤出来后，我弄了些到罐子里。几天后，我象二哥那样把菜从酸菜罐里拿出来与街上买的煮好的红豆汇在一起，为自己能向二哥那样做出大家都喜欢吃的酸菜红豆暗自得意着。没想到开饭时，才吃了几口饭菜，大哥就面带失望地对我说：
”你应该把红豆与酸菜分开做，你把它们煮在一起象猪食一样，实在太难吃了。”
大哥的话让我难过极了，我费了很多工夫做的菜被哥哥说成像猪食让我很难过很失望，我把碗筷一扔，跑回自己的房间里，把门从里面拴上，躺到床上大哭起来。
哥哥们被吓着了，因为平时我是不会哭只会干坏事的。他们轮流来敲我的房间门，我不理睬。到后院叫，我也不理睬。我浑身裹紧被子并把头也蒙着，不让他们看见我。最后他们不得不从后院用小刀橇开我房间通往后院的门，从后门进来叫我。他们先是一起来叫我吃饭，我没做任何回应，然后哥哥们轮流来叫我，最后连大弟弟也来叫了我，可我还是一动不动，谁叫都不理。二哥把隔壁的堂姐叫来劝我，我还是不理睬，他着急了，拉着被子的一个角，使劲一拽，我的被子被拽走了，我坐起来与二哥抢被子，站在一旁的堂姐笑着说：
“小平，快去吃饭吧，你哥哥他们还在等你，他们干了一天活，很饿了！”
我大叫道：
“我才不吃呢！”
二哥笑着说：
“你成仙了，饭也不吃了？”
“就是不吃！”
兄弟们见我如此坚决，只好放弃我，自己吃起饭来。二哥一边吃饭一边又来叫我，我不理睬，干脆起床跑到妮妮家去了......
那时的我，非常地蛮横不讲理，甚至很坏。跟兄弟们一起住在普定在日子里，任性笨拙的我，常常让他们哭笑不得。
记得有一次，哥哥养的鸡生病了，他叫我到药箱里拿青霉素给他喂病鸡，我拿了管金霉素眼膏出来给他，他说不是这个，我还理直气壮地对嘴说：
“不都是素吗！”
大哥被弄得哭笑不得，直到如今都还在笑话我当时的横蛮无知......
那一年，大哥在我们家后门外（我住的房间通往后院的门）的小菜园里种的莴苣长得特别好，又大棵又嫩，大哥几乎每天都会给我一两棵莴笋，要我用来做菜。最后剩下十来棵莴苣，开花了大哥都不弄来吃。我觉得它们越长越难看，决定把它们拿去十字街卖掉，换成钱给大哥算了。
有一天，我约着妮妮，把菜园里剩下的十来根莴苣连根拔起来，去掉根和顶部的花叶，放到妮妮借给我的大提篮里。我俩把莴苣拿到十字街的菜市上，很快就有人过来问价钱，我说1毛钱一斤，很快莴苣就卖完了，我拿到不到两块钱，感觉自己做了件大好事，回到家很得意地把钱交给大哥，大哥问我哪儿来的钱，我告诉他是今天卖莴苣得的。大哥问道：
“你在哪儿弄的莴苣？”
“我房间后面那块地上。”
“你把那里的莴苣卖了？！你怎么不先问问我！那是我留着做种子的啊！”
我知道自己犯大错了，很难过地低下头。大哥“唉！”地叹了口气说：
“卖了就算了，以后做这种事要先问我一声。”
离开普定回普安上中学前，我还闹过一个笑话。那是1970年4月，我刚满16岁，妈妈给我们寄了个包裹。寄包裹时妈妈一定很忙，包裹里没有信，只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内裤和背心给哥哥们，眯豆回来我再给他做。”我坐在床上，打开包裹，看到了妈妈的纸条和她给哥哥们缝制的条纹垫单布做的四条内裤和两件白布做的背心，还看到一件从前面扣钮扣的白色的背心。我把妈妈做的内裤和背心给了哥哥们，剩下这件带扣子的背心不知道该给谁。那时我虽然说不得批评不得，但不自私，想到眯豆什么都没得到，我决定把这件背心给他好了。我把大弟弟叫来，把这件比较独特的背心递给他说：
“眯豆，这件给你。”
大弟弟看了一眼说：
“那么小，我不要。”
我觉得只有男孩子夏天光着上半身，才可以穿这么短的背心。于是我呼叫二哥，他过来后我提起这件眯豆嫌小不要的背心问道：
“哥，这是什么？是给谁的？”
二哥拿在手里看了一下，突然象被烫着似的把背心扔到床上说：
“我怎么知道这是什么！这不是给我的。”
这时，透过开着的后门我看到了在后院的二叔的独生女，比我大六岁的堂姐（她的小名叫宝珍，我们都叫她“宝姐”），我大声叫道：
“小宝姐！小宝姐！”
宝姐笑着走进我房间，我拿着这件细白布背心问堂姐，她大笑着说：
“小光平啊！这是胸罩啊！”
我不知道胸罩做什么用的，次日妮妮来我家，我和她一起研究了一阵那胸罩，试着穿了一下，感觉根本不合身，因为发育迟缓的我，那时尚未来例假，胸部跟小孩儿一样还是平原......
几天后我收到了妈妈的信，妈妈在信中告诉我：
“前几天寄的包裹里有一件从前面扣扣子的胸罩，是隔壁的杨静老师回北京时我专门请她为你买的，你已经16岁，应该穿胸罩了。”
1970年春，普安县的武斗终于结束了，各单位都有军代表进驻，中学也在军代表的主持下开始筹备开学事宜了。五月底，妈妈给大哥汇了钱，要他为我们买回普安的车票。大哥送我和大弟弟到安顺姨妈家后回普定去了，次日我和大弟回到了普安。
我没有穿妈妈寄给我的胸罩，但我没扔掉它，而是把它藏起来，带回普安了。
回到普安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时会毫无道理地与大弟弟吵架斗嘴。大弟弟常常威胁我他要告妈妈，我对他做着鬼脸说：
“告告告，告得个破纱帽，白天拿戴起，晚上拿屙尿。”
大弟弟气得不行，第一天妈妈在家的时候，他当着我的面向妈妈揭发起我在普定因哥哥们说我就把饭倒掉、就锁碗柜、就用水浇灭火害他要重新生火等劣绩恶行来。在一旁听大弟弟揭发的我一边对他做鬼脸一边说：
“咋个啰？咋个啰？你要咋个啰？！”
大弟弟常常会被我的态度弄得又急又气地抹起鼻涕眼泪起来。
这种时候，妈妈会安慰大弟弟说：
“别理她，妈妈会批评她。”
然后妈妈忍住笑批评我道：
“你看你，到普定去被哥哥们惯坏，成了讲不得的大小姐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普定县上托儿所的二哥、大弟弟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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