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好白相---转载者
铁窗生涯中的奇遇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我在监狱内碰到过一批“珍稀动物”——大汉奸。不吃官司当然是万万碰不上的，也算是收获吧。
我是在几种场合下碰见这些大汉奸的：
一是监狱内有一处工厂，技术科下面设了个翻译组，就有几个专门翻译日文的大汉奸在那里，我也在此处“工作”，就认识了他们。有段时间我还和他们同住过一间监房。
二是监狱内设有一个较大的翻译组，语种有英、日、法、德、俄和西班牙语等，“犯”才云集，济济一堂，其中就有不少大汉奸。组长是个托派分子。我因为能翻译俄文，常常被拉去帮忙，和大汉奸就熟悉了。我未去时，有个自称在莫斯科留学好久的人，名叫章克，毛遂自荐，调了进去。这位“俄语大师”过去还是个“知名人士”，想来总不会摆弄“噱头”吧。哪知他翻译的东西水平之蹩脚，连懂俄文的人也看不懂！于是，组长一定要我校对。我面对这狗屁不通的译文，只有摇头叹气，想不到一位以精通俄文出名的政客，竟会差劲到这步田地！看来，社会上吹牛皮吹出了名的人，确实是有的。
三是监狱内出版一种四开的小报，叫《劳改报》，由犯人采写文章，再由干部审定。我过去当过多年记者，在狱内“改造”得还可以，这个任务就落到我头上了。干部对我说：“1480，全监你可以去跑，采访写稿。但两个地方不要去：一是九号监女监；一是大铁门外。”因此，我在监狱内的八号监（病监）和监狱医院，也碰到了些大汉奸。
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的大汉奸，本来不多，解放前大部分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和苏州狮子口监狱。国民党原本打算把这批“珍稀动物”都送到台湾去的，但后来战局剧变，蒋军大败，自己逃命还来不及，哪还顾得上这批汉奸，就全扔给共产党去处理了。直到1949年7月1日，人民政府将包括陈璧君在内的所有大汉奸，都移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集中管理。这批人都是被国民党判了无期徒刑的，解放后没有重作处理，所以，一直称它“伪判”。到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要死的都死了，留下的都是些七老八十的病残汉奸，所以要算“珍稀动物”了。
我碰到过的几个大汉奸是：罗君强（周佛海的亲信、伪安徽省省长、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陈春圃（陈璧君的侄儿、伪行政院秘书长、伪实业部长），顾葆衡（伪粮食部长），郭秀峰（伪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马啸天（76号特工总部高级特务、伪首都警察厅长），汪曼云（伪清乡事务局长），等等，而最大的汉奸婆陈璧君，倒也是见到的。
我见到这些人时，他们都已蹲大狱十多年了，罪恶深重，年老多病，除陈璧君外，个个“火烛小心”，闭口不谈往事。后来接触多了，他们知道我不是个打小报告的“告密者”，慢慢就开口说话，一谈就是一段汪伪政治上的秘史，很有些参考价值。我答允他们，以“犯”格担保，绝不外传。即使要写些什么，也要等他们百年以后再说。现在，他们早已物化，我也可以写写，不算“违约”了。
01、罗君强口若悬河
罗君强本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但他乱搞女人，名声很臭，就被蒋唾弃了。他本是CC周佛海的亲信，就跟周一起落水，当了汉奸。他当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和税警团副团长时，一副金丝边眼镜，洋装毕挺，风度翩翩，在记者招待会上，我曾见过，可说有过见面之缘。
但50年代末的罗君强，在长期吃了官司后，今非昔比了。他患有严重心脏病，骨瘦如柴，就像骷髅头骨上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有点吓人。他一直住在监狱医院和八号病监，我是在八号监见到他的。第一次，他席地坐在牢房的铁门内，我则坐在门外。他知道我是《劳改报》的“记者”，笑着说：“你是票友下海，重作冯妇了。”我问他：“你能谈谈解放前吃官司的情况吗？”于是，他滔滔不绝，谈了许多闻所未闻的趣事。
解放前的提篮桥监狱，监房大楼按忠、孝、仁、义……来划分。所有汉奸都关在“忠”字监，明明是“奸”，却关在“忠”，也算是讽刺吧。大汉奸都很有钱，鬼就跟着推磨了，种种内幕，丑不可闻，那时的汉奸，名义上是吃官司，实际上只是软禁和休养。除了不能回家，女人不能进出外，只要有钱，事事皆可办到。有些汉奸根本不吃监饭，用钱买通，天天由家里送来，蚝油牛肉、清炒虾仁，上等佳肴，色色俱备，罗君强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汉奸要用钱时，一张便条，狱卒马上去他家中取来，但要去除百分之五十的回扣，犯人和狱卒，平分秋色。狱卒本是管犯人的，现在却被犯人牵着鼻子走，这就是解放前监狱内的咄咄怪事。有了钱，监房内出现了不少离奇古怪、笔难尽述的事情。有人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出钱请和尚或居士到监房内讲经说道，而且按时上佛课，风雨无阻，有时念佛，竟然钟鼓齐鸣！有人笃信耶稣，也可以请神父或牧师来播讲福音，朗诵《圣经》，直至高唱赞美诗。每逢中秋或春节，就轮流出钱，送进整桌筵席。汉奸围成一圈，席地而坐，喝上等美酒，吃苏锡名菜，高谈阔论，大醉方休。至于抽“茄立克香烟”，看淫秽书籍，更是家常便饭，悉听尊便。所有这些，归结到底只是一个字：钱！每件事都有“监房价格”，完全公开，毫不秘密。监狱上上下下，“按劳取酬”，坐地分赃，真是司法尊严扫地，监狱威信无存。这就是国民党监狱内大汉奸过的生活，今日听来，岂非海外奇谈！
罗君强讲的这些事，虽是趣谈，到底没有多少历史价值，我想叫他讲些汪伪秘史。又一次，我去看罗，就开门见山地问道：“你能谈谈‘76号’李士群被毒死的内幕吗？听说你是参加人之一。我绝对保守秘密，尽可放心。”罗君强见我说得“推心置腹”，就低声打开了话盒。他说：“李士群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当时只有三十七八岁，就已是江苏省省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警政部部长和特工总部（即‘76号’）主任了，可说东南半壁，尽在手中。但他年少气盛，四面树敌，他是自找死路啊！他偷偷摸摸投靠共产党，自以为日本不败，有汪精卫；日本如败，有共产党。因此，和戴笠及周佛海结下血海深仇，最后由戴笠来密电给周佛海、熊剑东和我，处死了李士群。”（熊剑东为军统人员，当时任周佛海的税警团副团长。）于是，罗君强讲了下面这段历史内幕，甚为精采。
1943年时，日本败局已定。当时李士群擅自和国民党第三战区做秘密物资交易，数量很大。日本首相大战犯东条英机，派人来华查实，就预定要杀李士群。同时，中美盟军也已决定要在日本本土和中国东南沿海登陆，重庆蒋介石认为李士群势力太大，已成障碍，就叫戴笠下令杀李。周佛海、熊剑东、罗君强三人密商多次，都觉得武力难以靠近，无法下手。后来通过熊剑东在日本士官学校的至交同学、时任日军华中宪兵司令部特高科长的冈村中佐，研究杀李的办法。经东京批准，冈村就听熊剑东的吩咐照办了。这里有段插曲，罗君强说：“冈村对熊剑东，真是百依百顺，以至熊的老婆唐逸君说：‘冈村是个日奸！’”其实，一个日本的高级特务，怎么会是日奸呢？冈村和周佛海等密商后，认为用武力杀李，势必引起战斗，对日汪的统治不利。最后，才想出毒毙的办法。由冈村出面，以调解周佛海和李士群的矛盾为由，约李到冈村的寓所“百老汇大厦”，设法毒死李，用的是关东军731部队的败血性细菌，食后二三天发病，无药可救。1943年9月5日，李士群带了翻译夏仲明，到冈村寓所和周佛海见面。在座的除熊剑东、罗君强外，还有两个日军“登”部队的大佐，作为陪衬。厨房内可热闹了，冈村的日本太太和熊剑东的老婆唐逸君，身穿下女服，嘴戴大口罩，专司下毒。客厅里谈得十分融洽，周、李的矛盾几乎就要解开。于是，开始吃西餐。但李士群借口肠胃不好，滴水不沾。菜一道道过去，李就是不上钩，这可急坏了厨房内两个“下女”。最后由冈村夫人身穿艳丽的和服，手托有咖啡、牛奶和方糖的杯盘，跪在地上，献给大家品尝。这是日本人最高的礼节，李士群无法推却，就用嘴唇略略碰了一下咖啡杯。毛病就出在杯子上，只此一“碰”，唐逸君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李士群回家后，立即洗胃，觉得一切正常。第二天到苏州，两天后发病，9月9日就死了。
罗君强讲的，是亲身经历，当可信以为真。后来，我对照大量史料，证明罗说的属实。可惜的是以后我再未见过罗君强，不久，他就患心肌梗塞死了。罗君强在狱中曾写有一篇很长的回忆录，叫《伪廷幽影录》。但重刑犯写史，水份实在太多，读起来要“火烛小心”。上面这段有关毒死李士群的事，他倒未写进去。
02、陈春圃胆小如鼠
60年代初，我在监狱翻译组认识了陈春圃。这位当年的红人和汪府的家奴，皮肤白皙，面目和顺，并没有大汉奸应有的一脸横肉。他60多岁，正在翻译英文资料，由于他不懂科技，译得很吃力。
我和他是慢慢熟悉起来的。一天我问他：“你在上海还有亲人吗？每个月谁来接济？”他说：“子女都在美国，每个月是永安公司的郭家来接济的。郭琳爽是广东人，老朋友了。”
有一天中午，大家都已午休，干部也不在，我就直截了当请他讲些汪伪的政治内幕。他起先不肯，经不住我一再纠缠，终于谈了几件历史上甚少有人知道的秘闻。
1943年9月李士群被毒死后，留下遗嘱，请汪精卫委派陈春圃接任伪江苏省省长和特工总部主任。陈说到此处苦笑了：“这是个火坑，我跳下去找死呀！况且我一介书生，从不舞枪弄刀的。”我问：“李士群和你的关系怎么会如此深呢？”陈说：“李士群是个特工，挺会钻营，他一心想靠拢汪精卫，就走我的门路，因我在汪公馆是可以直进直出的。到后来，我竟成了汪和李的联络员了。所以李士群自以为我是他的知己。”结果，陈春圃当然未跳这个火坑，而李的特工武装，不久也就被分割瓦解了。
另一件秘闻，是汪精卫1938年发表《艳电》时的事。《艳电》是汪公开投敌的第一个文件。陈春圃讲得很仔细，当时，他正好在香港。陈公博将汪的《艳电》文稿，从河内带到香港，同时汪也电令亲信林柏生，立即在《南华日报》上发表。陈公博为了小心，先将文稿拿给汪手下第一号大将顾孟余看，征求意见。哪知顾看后拍案而起，大声怒斥说：“这不是要当汉奸吗？绝对不能发表！”陈公博又拿给在港的周佛海看，那知周也拍案大骂：“顾孟余是什么东西，他说不登就不登了？他最大当过部长，我也是部长，为什么要听他的？（顾孟余在抗战前蒋汪合流时当过铁道部长；周佛海则当过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散伙好了，我无所谓，大不了回重庆向老蒋检讨。”正在此时，林柏生闯了进来，抢了文件就走，一面说：“除非汪先生再来不登的电报，否则一定要刊出的。”就这样，臭名昭著的《艳电》，1938年12月29日在香港发表了。后来，顾孟余没有落水，以全节而终。
陈春圃还谈了个政治笑话。当汪精卫在上海准备成立伪府，拼凑班底时，本内定褚民谊为海军部长。褚名义上是汪的连襟，褚的老婆陈舜贞，是陈璧君母亲卫月朗的养女。褚一直是个游山玩水、花鸟鱼虫的纨绔子弟，根本不懂得海军，再说，汪伪政权哪来什么海军呢！褚知道自己要当海军部长，觉得挺新鲜，就做了一套海军上将制服，穿着在家中孤芳自赏，围着镜子打转，连说“太妙了！太妙了！”结果因大家反对，他的“海军部长”最后泡汤，只留下个政治笑柄。
陈春圃一生胆小怕事，生来就是汪府的家奴，雌老虎陈璧君一直拿他当出气筒。陈说，最可笑的是1941年初，汪的核心人物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汉奸阵营，逃到香港，在《大公报》上刊出“日汪密约”，公开声讨。当时，汪精卫全班人马正在青岛开会，上海仅陈璧君留守“大营”，就硬逼陈春圃以“秘书长”的名义发表声明，说高宗武公布的“日汪密约”是假的。陈春圃不肯，顶了她几句说：“我是那门子的秘书长啊！那密约是汪先生签了字的真本嘛！”但陈璧君破口大骂，结果只好玩把戏似地发表了事，算是骗骗自己。陈谈到此处时，对家奴的生活深恶痛绝，说：“我这一辈子当汪府家奴，直到吃官司后才算解脱了，谢天谢地！”后来，他也写了一篇回忆录，叫《汪精卫集团投敌内幕》，文内痛骂汪、陈夫妇，总算出了口气，但也免不了掺有水份。
大概在文化大革命前，陈春圃因中风而去世了。
03、顾葆衡的“伪伪判”
有一个时期，我和顾葆衡同住一间监房。他小心得连树叶掉下来也怕打破了头，但同住的日子久了，相互理解，他就无话不谈了。有一天晚上，他一泻千里，道出了敌伪时期一件政治大案的内幕。我性急地问他：“你的无期徒刑怎么是个‘伪伪判’呢？”他说：“不忙，要从头说起。”
原来，1943年时，日本为了强化汪政权，东条英机就派铁腕人物过政信大佐，到南京坐镇查办大案。当时，顾葆衡是粮食部长，正和李士群一起，大做军米生意，这就犯了日本人的大忌。但大佐对李别作处理，先拿别人开刀。1943年末，日本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顾葆衡、次长周乃丈、江苏粮食局长后大椿和粮食部驻苏办事处主任胡政，交给汪伪政府，要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汪精卫苦苦哀求日本主子，总算免除了两个“部长”的死刑，改判无期徒刑；而另二位“局长”和“主任”，则在南京立即被枪决。这是日本人杀鸡做猴，警告李士群的办法。所以，顾葆衡要比别的大汉奸早吃一年多官司，解放后，“部长大人”的无期徒刑就闹了个“伪伪判”。
顾还说起了上海闻人耿嘉基为此自杀的一段历史。耿嘉基战前是国民党市政府的法文秘书，是法租界的大亨，私设赌台，包运烟土，连黄金荣、杜月笙也要让他三分。老上海大都是知道这个人的。不想，他也和粮食大案沾上了边。他官不大，只是承包了青浦、松江等多处的军粮收购，财源茂盛，日进斗金，几乎成了个财神爷。粮食贪污案发生后，耿已感到不妙。1944年春节刚过，苏州日本宪兵队就严令耿去投案。耿知道此去必定凶多吉少，与其让日本人五花大绑，乒乓一枪，倒不如自己先上西天吧。于是，耿在一天大宴宾客后，彻夜写了三十多封遗书：有的是退回借据，说来生再算帐；有的向交际花附上支票，给她买早已答应了的钻戒；……写完，他抽上一支烟，从抽屉内取出白朗宁手枪，对着太阳穴扣动扳机，一命鸣呼了！等家人闻声发现时，那支“三五牌”还在地上冒着青烟呢。
顾葆衡在狱内表现得很好，翻译了大量日文科技资料，终于熬到1976年，被宽大释放了。他去了成都女儿处，一直笔耕不绝，到80年代初才生病去世。在大汉奸中，顾葆衡是改恶从善，安度晚年最好的一个。
04、陈璧君居然上当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是监狱内第一号大汉奸。
她在国民党内，以雌老虎而出名，连蒋介石也怕她几分。她虽是个特大汉奸，但毕竟是个民国元老，监狱也就宽待一些。她从1949年7月到提篮桥直至1959年6月病死，这十年中，倒有一半时间是在监狱医院内度过的，最长的一次竟住了1500多天，达4年之久。她是有病，但完全可以住八号病监。政府为了感化照顾她，就让她住在医院，那里有营养菜吃，还有牛奶可喝。
我不认识陈璧君。是大跃进时，我在监内“采访”，突然灵机一动：能不能到医院去试试，也许可以见到这个真正的“珍稀动物”吧？
我是顺便闯进去的。陈璧君正靠在床上，胖得像头肥猪。她是不喜欢别人直呼她陈璧君的，要么“汪夫人”，要么“陈先生”。我小心挨到床边，没有办法，只得轻轻叫了声“陈先生”。她瞪着双眼说：“你是谁？怎么进来的？”我说：“我是《劳改报》的‘记者’，想请你老谈谈感想。”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地说：“吃官司了，还要办报，真是想入非非，不可思议。你走吧，我没有什么话可说。”我见她并未河东狮吼，大发雌威，就想试试打开她的话盒。我说：“听说你老曾经向戴笠说过，有枪毙的勇气，无坐牢的耐心。’对么？”雌老虎终于上当了：“说过。判决时我对新闻记者也说过。但我不上诉，这种审判是唱戏。判我无期徒刑早已是定好了的。蒋介石呀，他还不敢杀我呢！”我乘胜单刀直入：“汪先生为什么会倒向日本一边呢？”她来劲了：“什么倒向日本，那只是政治路线问题。汪先生亲日，蒋介石亲美，各有自己的靠山而已，这叫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如果美国失败，蒋介石也要上法庭受审的。”接着她又说：“汪先生成立南京政府，全是我的主张，因为蒋介石太不讲信用，竟派了天下最大的王八蛋戴笠到河内刺汪，误杀了我的妹夫曾仲鸣。我一怒之下，才叫汪先生秘密到上海，成立政府。如问谁是罪魁祸首，那应该是我了！”我不再提问了，让她去开“无轨电车”。她接着说：“陈公博最倒霉，他完全是被我拉出来舍命陪君子的。他在苏州被枪毙时，先到我牢房看我，送我一把小茶壶，留作纪念。说什么，汪夫人保重，来生再见。当时，我嚎啕大哭，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痛哭呀！”说到这里，她觉得上当了：“我说这些做什么？啊呀，你走吧，我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再来。”说罢，她翻身一躺，再不理我。我也只好走了。她是出名的死硬派，至死不承认汪精卫是汉奸，也根本不怕别人打小报告。有外来提审的人，一般犯人都坐小板凳，但陈璧君说：“我为什么要低人三分？我站着，你问吧。”她有的回答。有的不回答。如外调人员态度生硬，她也就大发雌威，吵得不欢而散。在女监，政府很照顾，每天给她五瓶开水，还派女犯人料理她的生活。她的子女全不在上海，由一个叫龙榆生的汪家至交来接济。龙还常送书给她。她反复读了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后，曾在思想汇报中写道：“我心平气和，感到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事。”此话出自反共老手陈璧君之口，也算不容易了。但她的反动本性是难改的，她在狱中写了《我的革命史》，就大肆吹捧汪精卫和自己。
我以后再未见过陈璧君。只知她在1959年死了，骨灰由一个远房亲戚带到广州，再送香港，由子女撒在维多利亚海港内。一代女奸，盖棺论定。
05、汪曼云滔滔不绝
在抗战前的上海，汪曼云是个红人，老少皆知。他是CC市党部的党棍，大亨杜月笙的门客。抗战后，李士群投敌当特工，第一个落水帮李的，就是汪曼云。以后一直跟着李，当“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同时，他又是周佛海的至交。解放初期，周佛海的儿子是共产党员，在市公安局长杨帆手下工作。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就介绍一些汪伪的中上层人物，给公安局控制使用，提供情报，立功赎罪，其中就有汪曼云。汪是解放前被国民党释放的。后来，因他罪恶太大，当然被人民政府逮捕了，一直关在提篮桥监狱。
我发现他在监内，就去看他。今非昔比，他已是瘦骨鳞峋，一脸病容了。我说：“我是《劳改报》的‘记者’，是来‘采访’的。”汪曼云是个很爽气海派的人，得到我决不外传的保证后，就慢慢道出了以下几件事来。
一是杜月笙的两面三刀；一是周佛海和李士群结冤的经过。很有点野史价值。
他说：杜月笙在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约半个月，就带着家眷和尚未正式成为小妾的孟小冬，乘法轮“阿拉密斯”号到香港去了。行前杜公馆开了几次秘密会议，汪曼云都是参加的。大家认为，如杜不走，日本人肯定要逼杜落水。但这场战争是长期的，最后胜败，无人可知。所以，杜月笙不去武汉，也不去重庆，决定去香港，进行等待，脚踏两头船，见风驶舵，进行政治投机。
在香港，杜月笙和重庆的戴笠，仍保持密切关系，大做黄金生意，但也和汪精卫集团进行频繁接触。杜月笙想，最后如重庆胜，有蒋介石作后盾；如日本人胜，则有汪精卫可作靠山。黑社会头头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1938年整整一年，汪精卫卖国集团的主要成员，均在香港活动。当时，日本人还未拿钱支持汪，故汉奸们只好勒紧裤带过日子。杜月笙明知汪有汉奸行为，但为了政治投机，不惜向汪雪中送炭，秘密向汪资助港币50万元，钱是交给周佛海的。这就成了汪精卫集团投敌的第一笔本钱。
“76号”特工机关成立之初，李士群派汪曼云带了厚礼，到香港拜谒“杜先生”。杜的回礼也非常丰厚。从此，杜和“76号”搭上关系，杜在上海的徒子徒孙，都受到了“76号”的保护。1940年5月，汪伪政府发行伪钞，戴笠和李士群在上海大开杀戒，进行血腥的金融特工战，双方都杀了不少人。结果，杜月笙出来当“老娘舅”，劝导双方暂时停战。杜月笙既捞了名声，又讨好双方，可谓八面玲珑，晶莹别透。
但汪曼云说，1941年初汪集团的高宗武、陶希圣起义，带了“日汪密约”逃到香港，前前后后又都是杜月笙一手策划的。为此，杜曾两次飞往重庆，面见蒋介石，得到蒋的批准。上海方面，由杜的亲信徐采丞、万墨林全力协助，终于使高、陶二人混过日汪特务的监视，溜上了“胡佛总统号”邮船，安全到达香港。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汪曼云说：“当汪精卫知道杜月笙是总后台时，目登口呆，竟说不出话来，只反复地说：‘杜月笙怎么会如此翻云覆雨呢？’”
汪曼云和李士群、周佛海均极熟悉，就详细讲了双方交恶结冤以至最后毒死李的情况。他主要说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也可算是政治笑话。
1941年7月，日汪以苏州为中心，开始“清乡”。汪精卫决定让周佛海的亲信罗君强来干，就将罗叫到私邸，命罗策划成立“清乡督办公署”。罗君强听后，心花怒放，立即回家大宴宾客，拼凑班底。他举杯时高声说：“我要当清乡督办了！这可是个实缺肥缺呀！各位老兄，一起升官发财吧！”罗君强兴奋得一夜未眠，他什么事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背后还有日本主子呢。
当一手操纵汪政权的日特“梅机关”负责人影佐祯昭少将知道后，很不高兴，以为罗君强是个文官，万难担此重任。影佐一直要李士群出山，但碍于面子，又不好直接向汪精卫下命令。于是，就叫汪的亲信陈春圃去说，讲明日本军部的意图，要李士群上台。汪精卫只好接受，就立即通知罗君强，停止筹备“清乡”工作，此事由李士群担任。这样一来，就像一盆冷水，从罗的头顶浇到脚跟，顿时凉了半截。罗想到自己大出洋相，当即把个李士群恨之入骨。而且，汪精卫还特别看重李士群，将清乡机构改为“清乡委员会”，由汪任委员长，李任秘书长，实权均在李手中。这个“委员会”和伪行政院平级，李士群就成了个权势通天的人物了。从此，李和周佛海、罗君强结下了不解的冤仇。
第二件事是关于周佛海的税警团。李士群本来是周佛海“十人团”成员之一。李曾劝周效法当年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的做法，创办税警团武装。周佛海觉得很好，就交李士群去筹备。李非常高兴，当即选定上海陆家浜路有名的教会学校“清心女中”为团址，预备择吉开张。但惯于摇鹅毛扇的罗君强对周佛海说：“一支三万人的精锐武装，怎么可交给李士群？应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周如梦初醒，就对李士群说：“日本人要你专管特工，税警团的事，老弟就不要插手了。”气得李士群怒发冲冠，七窍生烟。这也是周、李交恶的一个主要原因。
汪曼云讲的都是事实，后来，终于毒死了李士群。
汪曼云也写了很长的回忆录《千里哀鸿说清乡》，但汪是个小政客，文章内水份着实不少。我以后再未见过他，听说70年代初他因心力衰竭，在狱中去世了。
06、郭秀峰守口如瓶
郭秀峰本是伪宣传部一个次长，但汪精卫死后，陈公博成立了“最高国防委员会”，拉郭去担任了几个月的秘书长，于是成了个正部级汉奸，被判了无期徒刑。
郭秀峰在狱内翻译日文科技资料，工作十分认真，遵守监规纪律，改造得不差。我虽和他很熟，但除生活上一些问题外，他从不肯谈日汪政治内幕。郭说，他的妻子是日本人，叫田中敏。因她拖了一群子女，中国政府照顾，一直让她在一家橡胶厂工作。尽管里弄干部批评好多次，叫她不要来接济汉奸丈夫，但她阳奉阴违，仍偷偷地每月接济送物，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批斗，动了真格，只好不来了。郭还说：“我这个秘书长真叫天晓得，当时连汽车也没有，只有一辆破马车！”至于政治内情，郭说：“还是不讲了吧。万一我能出去，你来找我，我一定大讲特讲。”既然如此，我也就不便多问了。
1976年初，郭秀峰被宽大释放。一次，在上海四川路21路电车上，我同他巧遇，郭告诉了我家中地址。我第二天即去他家，也见到了田中敏这位日本女人，她一定留住我吃饭，后来我们变得很熟。80年代初，田中敏女士带着子女回日本去了，郭秀峰没有去。田中敏在东京还常寄书给我，后来患胃癌去世了。郭秀峰也在80年代中期中风病逝。
郭秀峰和我谈得很多，无法一一详述，但关于陈公博的一段事，很有历史意义，值得一记。
郭说，汪精卫死后，日本已至总崩溃前夕。陈公博接过汪伪政府这个烂摊子，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日军驻华司令官冈村宁次曾郑重对陈公博说：“日本失败，已成定局。但日本在华的二百万陆军仍还完整。日本败后，中国必有一场国共内战，为了不使中国落入共党之手，我代表日本军部，向陈先生宣布：日本愿以一百万军队和武器装备交陈先生指挥，陈先生就可以和国共两党逐鹿中原了。”陈公博听后，感到此事实在太大，一时难作决定，只能考虑以后再定。但经冈村宁次一说，倒的确触动了陈：战后出路何在？总不能等死吧？陈公博过去一直跟着汪精卫反蒋，而目前又根本斗不过周佛海，因周和重庆的关系很深。于是，陈公博作了两手打算：一手是高喊“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向蒋介石暗送秋波；另一手是立即整顿伪军，掌握兵权；准备接受日本的军火，在中原立足。陈为此成立了“最高国防委员会”，将任援道、叶篷、庞炳勋、孙殿英、张岚峰、吴化文、郝鹏举、孙良诚的部队，整编为八个方面军，每人均封为上将总司令。其中除任援道和叶篷外，都是冯玉祥的旧西北军，盘踞在苏、鲁、豫、皖一带，号称有五十万之众。这股力量的确不能小看，将来在内战中或可鼎足而立。但陈公博哪里来这么多金条喂饱这批军阀呢？汪伪财权都在周佛海手里，周是伪财政部长和储备银行行长，有的是金银财宝。而且，周早已详细密报重庆，蒋介石回电：不惜重金，进行策反，将这批将领拉过来，让陈公博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事情果然如此。日本投降后，一夜之间，这些伪军都变成了蒋介石的“中央军”。陈公博气得目瞪口呆，连一个兵也调不动了。陈两手空空，不得不逃到日本躲避，最后被押回，在苏州被蒋介石枪毙了。蒋介石既除了政敌，又杀了汉奸，面子夹里两面光。郭秀峰说：“这段历史，十分复杂，真可写成一本秘史。”我鼓励他写，但他终于不敢落笔。
后来，郭和北京师大研究日汪史的蔡德金有了联系，受委托翻译了《影佐祯昭回忆录》、《今井武夫回忆录》等重要史料。郭和上述的顾葆衡一样，是大汉奸中改造得很好的一个。
07、马啸天成了“活辞典”
马啸天是老牌中统高级特务，抗战后投靠李士群，成了“76号”的处长，后来又任特工南京区区长和伪首都警察厅厅长，权势炙手可热。按理说，这样一个双手血腥的人，早已应该枪毙了，但马啸天却依靠他的悔改和机智，写了大量中统和“76号”的资料，检举揭发，很有价值。因此，国民党没有杀他，解放后共产党也未杀他，让他肚子里的货色发挥作用。于是，监狱内对他起了个诨号，叫做“活辞典”，而翻译组内就用英语叫他“Living Dictionary”。
马啸天倒真的是一脸横肉，面目狰狞，但为人却十分通情达理，从不横行霸道，监狱当局对他也很好。他一直在炊场劳动，每天三餐，他总弯著腰，背上一个大木格子，里面放着装满饭菜的“洋铜罐”二三十只，少说也有一百五六十斤重。马啸天背着这个沉重的“木包袱”，以步当车，从炊场送到各所监房去，一背就是十多年。年龄虽已50多岁，却因此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坚不可摧了。但他也有“休息”的时间，那就是外调人员的提审。一天三四次是少的，忙时整天坐“小板凳”。外调人员甚至要排队登记，等上三四天才能轮到。马啸天知道的人和事太多了，后来在文革期间，提审简直就成了他的“上班劳动”。他记忆力惊人，生就了一个计算机般的脑袋。
我本不认识马，但都在劳动，日久也就混熟了。他挺爽气，但从不做违犯监规的事。我处心积虑，想叫马谈谈“76号”的事，马总说：“‘一世不灵’（1480’），你胆子不小，这些事是能随便谈的吗？”我一再纠缠：“除了你我，我决不外传。”一天午后休息时，他总算开口了：“李士群这个人很厉害，会耍花招。他明明知道我和胡均鹤是不和的，但却硬把胡和我都派为‘76号’第二处处长。我很清楚，李士群、胡均鹤早和共产党潘汉年搭上关系，但我一直装聋作哑，只当不知道。胡均鹤在上海解放后红极一时，但听说现在也吃官司了。这种事内情不好谈，到此为止。”我也不再多问了。马还评论了李士群一案，他说：“李绝顶聪明，心狠手辣。但李年少气盛，靠上汪精卫后，就四面树敌，甚至和周佛海也闹翻。否则，李不至于被毒死，也许胜利后就到解放区去了，李和潘汉年的确是老熟人。”马啸天这些话，虽无内幕可言，但对李士群的评价却很中肯。马真是老奸巨猾，终于什么内幕也没有说。
后来听说马生病死了，我倒一怔，身体这样壮健的人，怎么就死了呢？不过没有吃枪子死，总算是他的造化。
以上就是我回忆起来的和大汉奸们谈话的一些情况。还有许多人，像伪考试院长江亢虎、伪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等，因没有谈出什么，就不去提它了。
这段不平常的奇遇，使我初步知道了不少日汪的内幕戏。万万没有想到，自80年代初我平反后，我搜集资料，深入研究，竟成了个“一瓶不满，半瓶晃荡”的日汪史土“专家”了。我能遇到这些大汉奸，完全得之意外，不吃官司，焉能所得！这样一想，似乎这场官司也不能算完全白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