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03）

我的文革（103）

 

三月下旬，“红色”在县人委礼堂召开了一次有其他县级机关单位参加的批斗大会，控诉我们“白求恩”和“送瘟神”的罪行。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竟然将“送瘟神”的一个普通队员汤学诚揪到了台上示众，说他是“白”、“送”两组织的“狗头军师”，五七年的“漏网右派”。汤是解放前的高中毕业生，在“老血干”中算是比较高的学历了，平日工作有点吊儿郎当，好说怪话，别人批评他，他总能找一点理由辩解。因此，他在领导眼中，在同事眼中都是个“落后分子”。但也仅此而已，并非是什么“漏网右派”。他参加造反后，在组织中也只是普通队员。实在说，即使他有什么主意，别人也不听他的，怎么突然成了“狗头军师”了？看来，“红色”为了证明我们是被“反革命”和“坏人”操纵的组织，证明他们砸我们组织砸得对，已是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了。

一天晚上，“红色”又召集大家开会。会前大家聚集在站长办公室前的天井里。县卫生科的科员吴之君正站在我的对面。我发现他一直在用凶狠的眼光透过眼镜片盯着我看。而他也发现我在看他，就咬着牙说：“有人在‘二·一七’以后还在‘放毒’，还在反攻倒算，这笔帐我们是要算的！”我明白他在说我。所谓“放毒”是指我写的那篇辩驳与‘红卫军’关系的文章。这个人，血防站里很多人都瞧不起他，没有真才实学还在其次，最鄙视他的是他只会拍马奉承那一套，而且好狐假虎威。早前曾有人揭发他的历史问题，说他解放前先是参加革命，后来又脱离革命队伍投靠地主，做了地主家的女婿，是“变节”性质。解放后他看形势不妙，立即与地主老婆离婚。再后来是靠了现在老婆的关系，才重新混入革命队伍进入卫生科工作的。一九五七年他已被内定为右派。由于他的老婆是一个地区专员级老干部的外甥，那个老干部抗战时期在青浦地区领导打游击，因此在青浦很有些势力。他老婆知道后连忙向她舅舅求救，舅舅向青浦县委打了招呼，最后他的“右派”才没有划成。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但唯其是小人，反而更难缠。被这种小人盯上了不会有好事，因此我有些担心。那时站里开始悄悄流传一些小道消息，说“红色”准备在运动后期在血防站划四个“反革命分子”，八个“右派分子”。我也是八个“右派”中的一个。这令我更加担忧，年纪轻轻，若划为“右派”，这一辈子也就算完蛋了！

这个时候，我的一个同事兼好友顾云林来找我了。他与我是同时到徐泾当临时工的，但那时还不熟悉，一直到“四清”时才成为好朋友。他年纪与我相仿，有较多共同语言。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学习“十六条”，我提出血防站前阶段运动是否正确的问题，意在替杨桃源等人翻案，他也发言支持我的观点。他很着急地对我说，他听他的同乡、站里一个“红色”骨干分子汪守民说，他们准备要把你划成“右派”，你得赶紧写一张大字报表个态，承认自己过去错了，或者可以改变他们的主意。那时我心中确实也很害怕，但一时又低不下自己的头，犹豫着不肯写。第二天，顾云林把我拉到宿舍中，桌子上已经备好了笔墨纸张。他逼着我写，说他是不会写，要不然他就会自己写了让我签个名。我心中十分矛盾，也十分痛苦。我非常感谢他的好意，但我真不认为我们做错了什么，需要认罪。当然我也明白，对方有解放军的支持乃是我无法改变的现实。在当时官方的舆论中，反军就是反革命。而按这种逻辑延伸下来，反抗解放军支持的“红色”虽不能说也是反军，但多少也带有那样的色彩。就如中央下令“解散”“红卫军”，到了地方就成了“取缔”“反革命组织”；与“红卫军”有一点关系的，就是“勾勾搭搭”的“一丘之貉”，也是“反革命”。这当然是歪理。但歪理有权势做后盾也可以通行天下。这个现实凭我们小老百姓根本无法改变。“联总”、“红旗”不就是这样被砸掉的？很多人不就是这样被抓进了监牢？我们的组织已经被勒令解散，有人已经被逮捕，接下来划反革命、右派分子也不是不可能。我知道以我的出身，划我右派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我对这样的前景十分害怕，无法想象如果自己一旦被划为右派，以后的日子怎样过，家里的人会受到怎样的牵连。内心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我终于屈服了。我尽管痛恨自己太没有胆量了，但就是壮不起这个胆来。我思索了一下这张大字报应该怎么写，就不打草稿直接用比较潦草的字迹写了一张承认错误的大字报。但我在措辞中还是做了一些“手脚”，说因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他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支左”，没有支持我们而是支持了“红色”，这就说明我们是错了。因此我们愿意认错，站到解放军一边来。我在大字报上签了名。然后顾云林也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就立即将这张大字报拿出去张贴了出来。

也许顾云林觉得光写一张表态的大字报还不够，而且这张大字报的态度不够诚恳，又一天，他趁倪新城在站里的机会拉我去当面向倪新城认错。我心里觉得十分别扭，不想去，但顾云林推着我去。我想如果坚持不去，好像太辜负他的好意；同时我又想当面去说说清楚也好，因为我们没有反党，反军，也没有真想夺共产党的权，不过是毛泽东、党中央号召夺权我们才夺的权。但当我站在倪新城前面时，却又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觉得满腹的委屈。后来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竟然哭了。但这哭不是悔罪的哭，而是因为恐惧和委屈而哭。我想自文革开展以来，我先是响应党中央号召，揭发了杨桃源的错误言论，自以为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但看到杨桃源后来的遭遇我却感到十分痛苦和悔恨，为了平反运动初期被整的群众，我又响应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起来造反，谁知道又错了；造反招来了军队的镇压。我一心想革命，结果“革”得自己快成“反革命”了。我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但政治却始终与我在开玩笑，现在还要来向我一向看不惯的倪新城认错，以求得他的宽容。我怎么会下贱到这样的地步！可耻啊！我恨自己的骨头实在太软了。这次认错，我没有说一句话，倪新城也没有说一句话。僵持了片刻，倪挥了下手示意叫我走，我就回了宿舍。顾云林跟在后面有点不满，意思是我错过了一次求得宽大的机会。但事已至此，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青浦镇压造反派的行动仍在继续。“联总”的头头洪国钧终于抓到了。据说是青浦中学的女同学将他藏在女生宿舍里，且经常换地方。对方一时怀疑不到他竟然会藏到女宿舍中，所以一直抓不到他。此时，全青浦的造反组织只剩下了一个没有被砸掉，那就是上海“工总司”的青浦联络站（简称“工青联”）。“工总司”是全市、也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号称有二百万成员，在各区、县、局，以及各系统都设有联络站。不过青浦的联络站却不大，下属的造反队也不多，附设在城南市属的铁床厂内。原因是青浦没有多少个像样的工厂，参加“工总司”的都是几个市属工厂，其余县属以下的工厂大多是独立的造反队，或是参加了“联总”等属于青浦本地的组织。这次全县大镇压，“工青联”没有被砸掉，当然是因为“红色”畏惧上海“工总司”的名声地位，是毛泽东亲自肯定的组织，不敢砸。“二、一七”后，青浦工业系统的保守派成立了“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曾派人去上海“工总司”接洽，也想加入“工总司”。但“工总司”没有答应。他们想加入“工总司”，目的是借此可取得“造反派”的身份，同时挤掉“工青联”的地位。“工青联”在“二·一七”以前在青浦造反派中影响力不怎么大，现在因为“硕果仅存”，开始引起大家的注意。听说“工青联”的处境也十分艰难，由人武部扶植起来的对立派，千方百计想把“工青联”属下有数的几个造反组织也砸掉。

那段时间，青浦上空充满白色恐怖，我们曾将希望寄托在市革会身上。因为上海的市革会是造反派掌权的。青浦是上海市的下属县，对青浦情况应该了解。当时市革会主任张春桥，第一副主任姚文元。除了张、姚，市革会中最有权势的是徐景贤，人称“徐老三”。他原是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靠“心脏爆炸”揭发陈丕显、曹荻秋起家，深获张春桥信任。听说在一次市革会会议上有人向他反映青浦“二月逆流”的情况，并问他对上海郊区文革形势的看法。他回答说上海形势大好，郊区的形势也大好，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复辟或“二月逆流”的迹象。当时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反映的上海形势也总是“一片大好”，从不登载关于青浦和其他郊县造反派被镇压的消息。这令我们青浦的造反派十分失望，纷纷责骂徐景贤自己靠造反当了高官，就背叛了造反派。因此之故，也令我们对形势更加感到绝望。

保守派复辟以后行动是很迅速的。大约在三月中旬，他们就成立了“青浦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将一个原县委副书记孙全福推出来作为筹委会的主任。同时以大字报的形式放出风声，说“联总”负责人洪国钧勾结原县委书记陆道南，准备篡党篡政，成立青浦县革会，由陆道南担任革委会主任，洪国钧担任副主任。对于这样的消息，我很怀疑其真实性，觉得陆道南也是造反派要打倒的对象，前一阶段他不过是被“红旗”扣押在青浦中学做检查，洪国钧怎么可能会去与他勾结呢？再说，我也不相信一个学生竟然一下子可以担任革委会的副主任。这在当时的我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认为造反与当官是两回事，不能因造反勇敢就可以当官，当官必须是才德兼备的人才有资格。其实上海市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就有学生进入革委会担任委员的，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从这也可见当时我的思想还是非常保守的，甚至是幼稚的，在某些方面消息也是很迟钝的。

洪国钧被捕后，“红色”曾召开了一次全县性的批判大会。会场放在新建的青浦剧院，可容纳一千多人。这种会议，我们曾经的造反派当然都是没有资格去参加的。但后来听参加过的人说，那天开会当主持会议的宣布：“将现行反革命分子洪国钧押上台来示众！”时，全场鸦雀无声，都在等着看洪国钧是何等样青面獠牙的妖魔，一个学生竟然这样神通广大，可以当几万人的“司令”。可是等洪国钧被押上台，两个押他的人拉住他的头发，将洪国钧低着的头拉起来示众时，台下坐在前面几排的女的，竟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啊”的一声惊叹。原来洪国钧是一个十分英俊的小伙子。这样十分严肃的“阶级斗争”场面，竟然也压制不住人的本性的爆发，使得主持批斗会的人十分尴尬。据说批斗会的效果也因此大打了折扣。

保守派成立县革委会筹备委员会，是想趁造反派被镇压之机，一举夺取政权。卫生系统的“红色”自然也不落后。三月二十五日，“红色”在继续对造反派实行高压政策、摆出一副“秋后算账”架势的同时，他们召开了一个县卫生系统当权派的“亮相”大会。第一批亮相的干部有六个，他们是县除害灭病办公室主任季贸楠和副主任庄仁中，县卫生科前后两任科长陈紫英和张凯，还有血防站正副站长张宜和钱国玺。在这个“亮相”大会上，当权派们把它当成了向造反派反攻倒算和向“红色”献媚的舞台。季贸楠公然称我们“白求恩”、“送瘟神”两个组织是反革命组织，说“我以前犯了不坚持原则、向敌人屈服的错误。”“卫生系统开除党籍问题是在反革命组织把持下进行的。”张凯则说“我以前分不清真左派、真造反。‘二·一七’以后真正的造反队伍杀出来了。”三月二十九日，这六个当权派一共做了不到十个小时的检查后，吴之君就代表“红色”在会上作小结，表态说季贸楠、张凯等人的“检查是深刻的，态度是诚恳的”，并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解放”他们，结合到即将成立的革委会中去。但是就在那时青浦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上海“工总司”派小分队到青浦来调查“二月逆流”的问题了，他们就没有来得及宣布“解放”干部。到了五月，“红色”看拖下去越来越没有希望，就在没有县级卫生单位群众参加的情况下，仅在一次公社卫生院和公社血防组负责人会议上，他们就单方面地匆匆宣布“解放”了季贸楠和张凯。然而，成立卫生系统革命委员会的计划与成立县革会一样，在可见的将来已无法实现了。

三月下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派了一个小分队来青浦调查“资本主义复辟”的状况。开始，“工总司”派出的这支小分队是不公开的，调查也是悄悄地进行的。负责调查工作的是黄金海。他原是国棉三十一厂的工人，造反后与王洪文等人一起创建了“工总司”，是“工总司”总部领导层的重要成员之一，后来还担任了上海市革会的常委。具体负责小分队工作的是一个叫王兆祥的年青工人。他们来青浦活动，当然瞒不过青浦武装部和“红色”。于是“红色”立刻展开了阻扰和驱赶行动。他们放出风声，说小分队是少数别有用心者假借“工总司”的名号来青浦招摇撞骗、破坏青浦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一切革命的同志不要上他们的当。而小分队为了表明他们确实代表“工总司”的身份，以及要将青浦造反派被镇压的情况调查清楚的决心，特地将一面在“安亭事件”时用过的“工总司”的旗帜，带到青浦来展示。于是“红色”又攻击他们是“拉大旗作虎皮”，说将“工总司”大旗打出来是吓唬人。又说“工总司”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有解放军的支持，不怕。接着，上海、北京的红卫兵，尤其是上海的红卫兵组织“红东北”和“红西北”受“工总司”委托，也悄悄派人来到青浦，秘密去一些学校、单位串联。这一来，“工总司”小分队来青的消息就公开了。这给被压的青浦造反派带来了一种“翻身”的希望。那个时候，我们造反派有不少人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将“二·一七”的案翻过来，恢复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名誉。说实在的，当时我们很多人对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都已经有点心灰意冷了，心想如果这次能够逃过被打成“反革命”或参加过“反革命组织”的厄运，也就心满意足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单位的“红色”由于害怕我们留在青浦城里会与“上工司”接触，就以“促生产”为名，匆匆将我们分散到了各公社去。这样，原来几乎天天要进行的“批判会”暂停了，大家都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是，下了乡就听不到小分队的消息，大家又感到有点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