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02）

我的文革（102）

 

在这样充满恐怖气氛的日子里，“白求恩”也有少数队员退出了造反队。这对其他队员精神上当然是一种打击。不过这几个队员都是普通队员，而且有几个家庭出身不太好，他们退出既是因为害怕，也有不连累组织的意思，大家也理解。最可恨的是还有几个大家都知道原来就是投机参加造反队的人，此时真的“反戈一击”了。那个宋万晟在“二·一七”以后立刻动摇了。“红色”冒出来以后他立即与“红色”联系，说要退出“送瘟神”参加“红色”。“红色” 却要他暂时不要退，说留在“送瘟神”中方便了解我们的动向，听听我们开会还在讲些什么，比公开退出起的作用更大。宋居然真的做起了内奸的勾当。但宋的异常举动很快被大家发现。宋眼看自己真实身份被戳穿，干脆在二月二十七日伙同另两个原“白求恩”和“送瘟神”的队员公开贴了一张《青浦县卫生系统白求恩战斗团、血防站送瘟神战斗队十四大罪状》的大字报，捏造罪名，意图一举击垮“白求恩 ”。这十四大罪状中第一条就是罪名大得吓人的“夺无产阶级的权，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条也是足可杀头的罪名“反对突出毛泽东思想”。其余罪状也都是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如第四条说我们“对抗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的补充规定”；第六条说我们“与反革命组织‘红卫军’勾勾搭搭串通一气，打得火热”。第十条说我们“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这是公然的污蔑、造谣！十四条罪状中没有一条是真实的。此举引起了全体造反队员的愤怒，纷纷斥责他们是可耻的“叛徒”。然而他们恬不知耻，竟然再次贴出大标语：“做反革命的叛徒好得很！”这件事给了我一次很残酷的教训，让我见识了一个人无耻起来竟然是可以这么做的！

那个原来参加了“送瘟神”以后，又一个人跑出去参加了“红卫军”的黄虔生，此时也与“红色”接触频繁。“红色”也在站内外刷出大标语，说“‘白求恩’、‘送瘟神’与‘红卫军’勾勾搭搭罪责难逃！”显然，“红色”是想以砸“联总”同样的罪名、同样的方法来砸我们。其实我们与“红卫军”组织上丝毫也没有关系，有关系的仅是黄虔生等个别队员的私自行动。倒是现在“红色”为了砸掉我们组织，与这个曾经的“红卫军”黄虔生勾勾搭搭，关系极不正常。看到这几个寡廉鲜耻傢伙的丑恶表现，我怒火中烧，写了一张大字报，对“红色”的恶意污蔑加以驳斥。

那时，最大胆的还是学生。就在二月底三月初恐怖最严重的时候，青中“红旗”的学生还有人敢在半夜偷偷地到街上刷大标语：“青中‘红旗’是响当当、打不垮、压不烂的革命造反组织！”“坚决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 我们还听说，洪国钧至今没有被抓到。他还躲藏在什么地方指挥“红旗”学生活动。这消息令我们感到高兴。那时候洪国钧就像是青浦文革的象征，洪国钧没有被抓，青浦文革的火种就没有熄灭。

关于大街上的“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大标语，我是亲眼目睹的，至今记得清清楚楚。这句话在“二月逆流”那个时候造反派的大字报、传单和造反派小报上也都曾广泛、反复出现过。后来有人说“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是武汉“七·二〇事件”后，王力、关锋、戚本禹“一小撮小爬虫”提出来的，这绝对不符合事实。

“红色”出现以后，我们知道对方是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因此天天准备着他们来“砸”我们的组织。但一连好几天没有来。他们开始的方法是分头做分化瓦解的思想办法，想让我们自己撑不住跨掉，像“送瘟神”一样。虽然这攻心的一招也是很厉害的，但动摇的人毕竟不多。这样，我们“白求恩”在“二、一七”以后又撑了二十多天。我们估计对方之所以没有像“农革司”砸“联总”一样砸我们组织，主要是找不到砸我们的理由。几个头头的出身都是劳动人民。队员中虽然也有几个出身不太好的，但都是年轻人，本人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血防站是重灾区，右派数量之多是青浦县级机关企事业单位最多的。历史的教训使我们组织的几个头头十分注意，从组织成立起就决定不和社会上的其他造反组织发生太密切的关系，以防有事时连累到我们；也不做过激的行动，一切依中央“两报一刊”上的精神办，尽量杜绝明显违反政策的事情。所以，对方要找一个砸掉我们的理由也不容易。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对方一时还不来“砸”我们组织，但我们也不能消极等待，让对方找到理由后再来砸我们。我们要想方设法努力求生。很巧，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文章：《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编者按说：“主张运用整风方法，自觉地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值得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注意，并结合自己单位的具体情况，认真地学习和研究”。虽然，鲁迅兵团的情况与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不同，但我们认为我们造反以来的大方向没有错，小错误可能有，但大错误没有，因此是可以像鲁迅兵团那样通过整风来改正错误的。“红色”说我们是反动组织，但究竟反动在什么地方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辩清是非。我们不怕辩论。因此，我们主动出击，邀请“红色”来参加我们的整风，并欢迎他们向我们提意见。我们向对方表示的态度是：是我们的错误，我们一定接受，认真改进；不实的罪名或误会，可以通过解释或辩论来澄清；最后希望大家都在解放军的领导下继续革命。可是我们向“红色”连发了几次邀请，他们一次也不来参加。

三月八日，“红色”召集了一次各公社卫生院和血防组负责人“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会期两天。“红色”没有通知我们参加，因此我们造反派的人都没有参加。但我们得知这个消息后决定趁会议结束之机，在十日召开开门整风会议，邀请各公社卫生院和血防组的同志一起来帮助我们整风。九日上午，我们贴出了整风通告。这可急坏了“红色”的一批人，因为如果整风会开成功，他们要镇压我们就更没有理由了。结果，就在九日晚上促生产大会结束之际，“红色”一批人勾结公安局保守派组织“青浦公革会”对我们动手，在会场上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拘捕了白求恩战斗团机关战斗队的队员缪云兴，同时宣读《通令》，称我们“白求恩战斗团”是反动组织，勒令我们立即解散组织，“不得另打旗号东山再起”。

那天晚饭后，“红色”突然召集我们“白求恩”战斗团和原“送瘟神”队员，说今晚的“促生产”会议闭幕式都要参加。然后在“红色”队员监督下，排队去原县人委礼堂参加会议。由于我们去得晚，前面的座位都已被人坐满，起码有几百人，也不知哪来的这么多人，我们就只能站在会场的最后边。会议开始后我就注意到在我们后边还立有好几个“红色“队员，而且有人把守会场大门，好像在监视我们防止我们偷偷溜走。因为感到气氛不对，主席台上的人讲什么我也无心听，只盼着会议快点结束。到会议结束时，台上讲话的人刚讲完话，而主持会议的人还没有宣布会议结束，我见到坐在最后几排有几个身形壮硕的大汉突然同时立起身来扑向一个人，并迅速扭住此人的胳膊。与此同时，原来会场比较暗淡的灯光突然都亮了。主席台上有人开始领呼口号：“坚决镇压反革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打倒反革命分子缪云兴！”“缪云兴不投降，就叫他彻底灭亡！”台下有人呼应。会场顿时骚动起来，很多人立起身来看。到这时我才明白这个被抓的人原来是缪云兴。这时缪云兴被两个壮汉双臂反转着扭送到大会主席台前。这时两个身穿白色警服的公安人员，手里拎着银光锃亮的手铐从主席台后台出来，又走下主席台将缪云兴双手铐住，然后在众目睽睽下将缪押出大会会场。

缪云兴贫农出身，团员，六十年代初在卫生学校读书时参军，在军中任少尉军医。因生活作风问题在一九六五年转业回地方，被安排在县除害灭病办公室工作。他做事鲁莽，好出风头，因此在他参加我们“白求恩”组织时，大家就对他有所提防，尽管他出身好，参过军，又是团员，就是不选他担任造反队领导。“一月革命”以后他就很少来我们单位，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了些什么，有些人差不多已忘了这个人了。想不到“红色”竟然以他的生活作风问题为突破口，上纲上线，最后以“反革命”罪强加到我们“白求恩”组织头上，达到了整垮我们的目的。

我们组织被勒令解散后的第二天，“红色”召集血防站全站员工开会。“卫生机关红色革命造反队”的头头终于公开粉末登场了。等所有员工到齐以后，那个见了女人就色迷迷的倪新城趾高气扬地走进会场。他先用他那对三角眼凶狠地扫视了会场一周，再大声地清了一下喉咙，然后用沙哑的声音不无骄矜地说道：“从今天起，我们卫生机关红色革命造反队，要行使监督血防站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权。今天，我们先来亮亮相。卫生机关红色革命造反队的负责人，我算一个；老曹、曹洪健算一个；还有老钱、钱玄杰也算一个。”接着，他再次以凶狠的目光扫视了全场一周，开始信口雌黄，大骂我们“白求恩”、“送瘟神”二个组织。他先数落我们干了哪些坏事，无非是批斗当权派，罢张宜的官，夺权等等，然后神气地、以不屑的口气说道：“我告诉你们，我们是有解放军支持的！我们不像你们写写大字报，喊喊口号，批斗批斗当权派就算了。我们要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专政工具不是吃素的。缪云兴就是一个例子。”“你们造反，造谁的反？你们是造无产阶级的反，造共产党的反！你们夺权夺谁的权？你们是夺无产阶级的权，夺共产党的权！你们组织里没有一个党员，没有一个好团员，都是些乌龟王八蛋！你们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组织！我警告你们，你们要丢掉幻想，彻底坦白，揭发你们的坏头头，以实际行动立功赎罪，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所有的人都静静地听他训话。没有人表示异议。在当时这种形势下异议非但无用，反而会招来更严厉的打压。毕竟，缪云兴被当场铐上手铐押出会场的场面是很震慑人的。当倪新城在训话时，我觉得一股阴冷恐怖的气流笼罩了会场。

曹洪健我跟他一起工作过，觉得他心直口快不是个坏人。钱玄杰讨饭出身，没多少文化，打乒乓输了可以钻枱底，学狗叫，是个“草包”。这三个“红色”头头，都是党员。尤其老曹和老钱革命资历比张宜还老。大家都清楚，老曹和老钱是被拉来装门面的，这三人中真正的头是倪新城。当然还有几个没有公开出面的人。他们才是卫生机关红色革命造反队真正的操纵者。

从此以后，“红色”三天两头召集全站员工开会，号召我们起来揭发“坏头头”，或提出一些问题来盤诘有关的人，形似批斗会，想从中发现问题，落实我们的罪名。宋万晟等几个人就成了“从内部揭发”的积极份子，对我们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还有一个摘帽右派陈书贤，一天他也站起身来揭发我们造反队的一个队员。他掏出一本小本子，翻到某一页，说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在什么地方说过什么话，当时在场的还有某某人、某某人，以示所揭发的都是事实。主持会议的倪新城立即追问这被揭发的人和当时在场的人，是否确有其事，要老实交代。幸亏所有被问的人，都以“没有这回事”或“不记得有这样的事”作推托。倪新城见无人承认，而揭发的人是“不可信任”的摘帽右派，只得悻悻作罢。陈书贤的这个举动让我们都大吃了一惊。原来他长期以来一直在暗中记录周围同事的言行，以备需要时拿出来作揭发“坏人坏事”的炮弹，向党邀功。他就像一条毒蛇，平时不动声色地躲在草丛中，却随时会窜出来咬你一口。这太阴森可怕了！为了警告他不要乱说乱动，住在隔壁宿舍的姚富康在陈书贤的床头一张糊在板壁上挡风的旧报纸上，发现一篇文章中正巧有“地富反坏右”的字句，就用红笔在“右”字上醒目地划了一个圈，提醒他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这一来，陈书贤果然老实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