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茨冈 | 数风流人物之三：风华正茂
校长此时很忙。吸引当时年轻人负笈东渡的原因很多，如先进的科学技术，社会的井然有序以及各行各业的工作效率。但吸引校长的不是这些，或者不仅是这些。严格地说，吸引校长的是一场战争。
当然不是甲午战争，校长认为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是很正常的，就像蒋廷黻说的，我们的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统统都是中古的人民。
1900年7月，沙俄利用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之机，派兵占领中国东北三省。1903年8月，日本向沙俄提出交涉，要求俄罗斯承认日本在朝鲜有“优越利益”，遭到拒绝。1904年2月6日，日本照会沙俄终止谈判并断绝外交关系。两天后，日本海军不宣而战，突然对驻扎在中国旅顺港的俄罗斯舰队发起攻击，日俄战争爆发。五月间，东乡平八郎率领的日本舰队，全歼由波罗的海赶来驰援的俄罗斯大型舰队。
一个亚洲国家居然能击败欧洲大国，校长如今想的可不是去保卫大清，而是投笔从戎做个革命党人，让自己的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那时，国内各个反清组织的领导人在东京开会，成立了一个全新的革命组织“同盟会”，而且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总理。
陈其美带领校长与会，不仅认识了孙中山，而且加入了同盟会。
校长自视甚高，其实自视甚高也正常，他确实不是一般人嘛。不好说他读书少，但读书窄是肯定的。他在日本的同学大都对他敬而远之，即便如此，他还是结交了几个终身的朋友，譬如同样来自保定军校的四川同学张群，以及来自贵州的何应钦。
后来又认识了来自湖州的留学生戴季陶。
我一直不解的事是校长为什么能在自己身边聚集一群死忠或比较死忠的分子，这些分子有许多是他年轻时拜把子拜来的，青年时代结交的朋友往往伴随一生，荣辱与共。当然，更多的则是在他真正担任了校长后麾下的莘莘学子。
例如张群，例如何应钦，例如陈诚，例如顾祝同，例如黄百韬，例如胡宗南，例如胡琏……
这个人打仗是真不行，但他似乎认为自己还行，可是史迪威和罗斯福认为他确实不行，于是在1944年9月18日，史迪威一脸严肃地匆匆来到校长在陪都的官邸，将一封罗斯福给他的电报亲手交给他。电报内容很简单，就是请他立即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一刻也不要犹豫。
校长看了电报后老泪纵横，这位日记狂人在次日的日记中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后来他重新拿回了指挥权，亲自指挥了辽西会战、徐蚌会战和平津会战，然后浩荡渡海，一去不回。
校长也不大懂怎样带自己的干部队伍，教员就比他聪明得多，教员说做领导的其实就是两件事：出主意，用干部。他也出主意，但出的是馊主意；他也用干部，但用的是笨干部。举一个例子：内战爆发之初，校长任命战将薛岳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但是，不管薛岳在抗战中有多大的名气，立过多少战功，但他这次面对的是战神粟裕。薛岳的死板教条遇上粟裕的灵活机动，连遭挫败，特别是在宿北战役和鲁南战役中损失惨重。校长不是帮薛岳总结经验，而是将其撤职，改派顾祝同接替。粟裕闻之大喜，说：薛岳用兵尚称机敏果断，而顾祝同则历来是我军手下败将。以庸才代替干才，象征着国民党日暮途穷，灭亡不远了！
有人说校长知人善任，我都不晓得这是从哪里发掘出来的品质。我只讲一件事：读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西安事变”的极其重要性，有了“西安事变”，中共从绝境中获得生机，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八路军新四军浩荡开入敌后，然后迅速扩编，到抗战胜利，已经从合作之初的三万军队，变成了百万人枪。大家都称赞张学良，其实最应该称赞的是校长——他随便从云南广西四川调一个军阀来陕西，只要不是小六子，都绝不会有“西安事变”。
知人善任非校长莫属。
与教员相比，校长还有不少逊色之处。我读过教员的军事文选，内战爆发后粟裕在苏中大打出手，教员至少有五次急电粟裕，授予他独断大权，要他在紧急时刻不须请示，自己临机处置。我也看过许多国军将领回忆校长的文章，都是说校长在战役紧张进行中不断来电指挥，战略战术面面俱到，耳提面命婆婆妈妈，朝令夕改，将领们不胜其扰。
高下立判。
而且校长似乎并没有什么理论。他的干部队伍如死水一潭，毫无波澜。但是他似乎有一个特点：很看重友谊。他青年时代结交的朋友，常常伴随一生。有时即使朋友不在了，友谊还在。
例如戴季陶。
戴季陶1905年留学日本，1909年回国，因发表抨击清王朝的文章而遭到通缉，逃往南苑槟榔屿，1911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后来先后任职于《上海日报》等新闻媒体，著有《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专著。
戴季陶颇得孙中山青睐，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民权报》，然后任孙中山秘书，受命联络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1916年，他随孙中山从日本返回上海，然后回到广东任大元帅府秘书长。
1916年是一个有趣的年份，这年的10月6日，蒋纬国诞生，然后被校长收养。这并非坊间议论，蒋纬国先生在他的自传《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中表示其父是戴季陶，其母是日本护士重松金子。
一般来说怕老婆的男人不会出去风流，但戴季陶不同，他是既怕老婆怕得要死，又要风流的天昏地暗。孩子呱呱坠地，却瞒着家里的母老虎钮有恒。这钮有恒也不是一般人，原名钮浩，字养吾，湖州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凭一口流利的日语为孙中山担任联络工作，还参与制作了第一面起义用的五色旗。与戴季陶成婚后，积极支持他的革命活动，戴季陶担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钮有恒则负责孙中山的饮食起居。后来戴季陶官做大了，做了中执委和考试院院长，有点飘。有一次演讲超时，钮有恒便通过摇铃来打断他的演讲。
重要的是，钮有恒还大戴季陶五岁——还是人家国民党，早就时兴小鲜肉了。
那时国民党集团有著名的河东三狮，都是老公惹不起的剽悍娘们儿。钮有恒是一个，还有一位民国元老叫张继，河北沧州人，沧州有习武的传统，张继也不例外，一身武艺。
张继在日本就读于早稻田的政治经济系，热衷阅读日本人翻译的《法兰西大革命》和《民约论》等书籍，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有的主张革命，有的主张改良，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曹汝霖回忆说有一次集会演说，他主张君主立宪，认为如果实习排满革命，人民不知道要流多少血。张继上台怒斥，说曹汝霖讲革命要流血，人民遭受痛苦，不错，但是现在人民不也是受苦吗？张继越说越气，竟脱下一只皮鞋向他砸过来。他也不客气，也脱下一只皮鞋回敬过去。然后便要动手，被同乡们劝开。
后来黄兴派张继北上刺杀慈禧和光绪，因为他除了一身武艺外，还是北方人，不易被察觉。张继欣然从命，立即从广东北上。可惜后来因为黄兴没有筹措到经费，刺杀行动无疾而终。
不久，黄兴准备趁慈禧庆祝大寿之际发动起义，占领长沙。不料泄密，湖南清军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张继双手持枪，贴身护卫黄兴脱离险境。
就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好汉，却怕老婆。他老婆叫崔震华，也是河北人。张继怕老婆是出名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宋庆龄何香凝提出了“联俄抗日”的提案，张继本来已经签了字，但是第二天又要去掉自己的名字。大家问他为什么？他红着脸说老婆不让我签字。有人嘲笑张继，说你豪气干云，像老虎一样，怎么怕老婆呢？他说我是老虎不假，问题是我老婆是狮子，百兽之王，焉能不怕？
此即河东第一狮。
陈璧君是第二狮，她的事大家都知道，不提。
第三狮即戴季陶媳妇。
戴季陶按说也是一条好汉，1912年5月，熊希龄签订卖国条约，舆论哗然，群起攻击。5月20日，作为《民权报》主笔的戴季陶在《民权报》发表短文，题目就一个字：杀。全文如下——
“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专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
22日午后四时，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为由，拘捕戴季陶入狱。同牢囚犯问他因何被捕，他慨然回答：“仓颉造字累我，鸦片条约病我。我住租界，我不作官，我弱，我为中国人，有此种种原因，我遂此矣。”
当晚，妻子钮有恒赶来监所探视，勉励他说：“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杠杠的两口子。
戴季陶还颇有诗人风采，著名的《三民主义歌》是他作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1943年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歌。
似乎现在民进党那伙瘪犊子每逢节庆还是一脸痛苦的在唱。
因为钮有恒比戴季陶大五岁，戴季陶一直称呼她“姐姐”，既恭敬，又亲切。他也颇畏惧姐姐，他是话痨，偏偏他姐姐烦话痨，便制作了一个铃铛。每逢他在客厅跟访客滔滔不绝口沫横飞之际，姐姐便在书房摇铃，于是谈话戛然而止，送客出门。据说有一次国民党中常会上，戴季陶口若悬河收不住了，便有人递上来一个条子，只有五个字：你姐姐来了！戴季陶立刻闭嘴，张皇四顾。
其实怕老婆并不丢人，胡适之在二战时有一个观点：“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德国文学极少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别多，故将来必民主。”
1959年12月17日胡适在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同人举办的祝寿会上发表演说有一次提到怕老婆的事，他说：“我有一个发现，在全世界的国家里，只有三个国家没有怕老婆的故事，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苏俄。”
戴季陶的小无畏精神还是值得赞许的，老婆那么凶，他竟敢偷偷生个儿子出来。也幸亏有校长这样的至诚朋友为他善后，也幸亏校长还有一位红颜知己姚冶诚，这位姚姑娘原本是江苏吴县的小家碧玉，因为家道中落而在上海的风月场所做侍女。那时正是校长的荷尔蒙爆棚时期，她与校长结识并开始共同生活。校长在外闹革命，自然无暇处理这些事，便请姚姑娘出力。姚姑娘也是豪爽的江湖儿女，二话不说，依照校长的吩咐，抱着戴季陶的儿子来到溪口蒋家，从此洗净风尘，就在这里把熊孩子一天一天养大。
依哥哥经国的名字，来了一个纬国，一经一纬，纵横天地。
1927年蒋宋大婚后，姚姑娘便迁居苏州，但仍然保持着与纬国的母子深情。后来抗战爆发，她随养子先后辗转与南京、重庆等地。再后来政权鼎革，年过花甲的姚冶诚随纬国移居台湾。
1966年，她在台北病逝。
姚姑娘与纬国的故事，真像是司马迁在史记汲郑列传里说的：“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校长暂且告一段落，该说教员了。
前面说过，那时教员最重要的朋友就是萧子升。
其实他们很早很早就相遇相识了，但相遇贵相知，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友谊变得越来越知心，志趣也越来越相投。
他们的首次相遇是在1910年，那时少年教员离开韶山冲独自前往湘乡的东山学堂读书。一进宿舍，便看到萧子升和他的弟弟萧子璋。
说实话，萧子升的弟弟我一点都不陌生，当然，不陌生的是萧三而不是萧子璋。我爱读诗，偏偏萧三又是个诗人。记得少女时代，在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上看到胡乔木的一首长诗，题目是《悼诗人亡友萧三》，看了一遍，居然背下来了！
在一个秋夜，没一点喧哗
你悄悄的进门，像是回到了家
久违的老友啊，坐下请喝茶
拉拉咱俩过往的生涯
少年的美梦够多么开怀
壮年的战斗够多么痛快
历史的洄流多叫人感慨
我们多羡慕将来的一代……
“洄”这个字就是在这里认识的。
教员与萧子升的革命友谊以及最后的分道扬镳让我十分震惊，这样的事情不仅不会在校长和他麾下的群臣身上出现，即便在教员身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孤例。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教员没忘，萧子升却忘了。严格地说，他也没忘，只是不愿意再提起了。
政权鼎革之际，教员大权在握，睥睨天下。他是个念旧的人，首先想起的可能是李达，因为他在1948年11月给李达写了一封信，那信实在有趣——
鹤鸣兄：
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
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联络，从1947年冬到1948年春，教员三次给中共华南局发电报，要求护送李达来解放区。此番李达收到教员的亲笔信，极为欣喜，立刻绕道香港抵达北平——那时教员已经住进了双清别墅。
但是萧子升没来。
甚至到了1955年，萧子升在南美漂泊，教员仍然捎话请他回来，话带到了，人还是没回来。
教员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次年该校与一师合并，教员由此成为一师的学生。在一师，由于萧三的关系，教员渐渐与已经读了三年的萧子升熟络起来，以至于慢慢有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经常看到抖音有各色人等徒步西藏的视频，已经看烦了，心里只想告诉他们：还以为挺时尚呢？早就是人家萧子升和教员玩儿剩的了！
看到过几次争论这次徒步是谁发起的，其实两个人的事有必要争吗？
教员在陕北的窑洞里对斯诺回忆自己长沙时代的学生生活时说：“于是第二年夏天我们步行湖南全省，走遍五县，和我在一起的有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我们走遍了五县，不费一文钱。农民供给我们饮食，提供给我们睡觉的地方。”
萧瑜就是萧子升。
湘乡的东山学堂与后来傅作义在陕坝开办的“奋斗中学”以及政权鼎革后的“呼市二中”差不多，当然比不上北京的八一学校。教员回忆说“那里的学生大多是地主们的子弟，穿着很华贵的衣服。我的穿着比别人寒酸，我只有一身较为体面的衣裳。许多阔学生都看我不起，因为我平常穿的衣服总是破烂不堪。可是我也有阔学生做朋友，而有两个同伴特别知己，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
教员在湘乡东山学堂的同学是作家的只有那位萧三，而另一位知己显然是萧三的哥哥萧子升。
我觉得那时的教员就像《送东阳马生序》里的宋濂。
教员与萧子升感情极好，他们经常在黄昏薄暮时分在湘江边散步。有时兴致来了，便对诗。萧子升在回忆录里记载了他们一边散步一边吟诗作对的少年时光——
萧子升吟：晚霭峰间起，归人江上行。
教员对曰：云流千里远，人对一帆轻。
萧子升吟：落日荒林暗，寒钟古寺生。
教员对曰：深林归倦鸟，高阁倚佳人。
教员是他的老师杨昌济先生的铁粉，说起杨昌济老先生，大部分国人所了解的也就是有个女儿叫杨开慧。其实此人非常了得，他早年就读于岳麓书院，后来留学日本和英国，回国后谢绝出任官职，专心从事教育工作，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及湖南高等师范任教，对教员和蔡和森、萧子升等进步青年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杨昌济先生曾经夸萧子升的文章有欧阳修的风格，这个评价教员十分认同。杨昌济是海归，他主张洗冷水浴来磨炼意志，增强体质，教员于是每天清晨都在校园一角的水井旁，汲水淋头。在他的寝室里，他与室友相约“三不”——不谈金钱，不谈家庭琐事，不谈男女之事。
教员非常喜欢跟萧子升讨论问题。萧子升毕业后，在长沙修业学校及楚怡学校任教，一个在城中，一个在城南，见面不方便了，于是开始写信。在保留下来的信中，仅1915年7月到1916年7月，教员就写了13封信。他称萧子升为“学长”和“升兄足下”，自己则谦逊地写上“弟泽东”。
录一封1916年2月19日教员致萧子升的信——
子升学长惠鉴：
承上月三十日赐示，昨日始收到，敬悉一是。《甲寅》杂志第十一第十二两卷，欲阅甚殷，仍欲请兄剩暇向徐先生一借。星期日上午可否出城一游？如借得，即请携来；如无，则须借之杨先生。若是日天晴，可同往否？相违咫尺数日，情若千里三秋。肃此。
敬颂学安。不一。
弟 泽东上言
二月十九日
读了有些感觉，第一是爱读书，为一本杂志费心不少。甲寅杂志是北洋军阀时期的政论刊物，1914年5月由后来著名的国民党右派在东京创刊。因这一年恰好是甲寅年，便以此名。章士钊曾任主编，陈独秀亦参与编辑。该杂志“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学旨”，讥评时政，当时颇有影响。第二是教员彼时尚未与开慧女士有进一步交往，否则令其从家里带来即可。第三是教员确实有文采，萧子升的回忆录文采不足，但教员随便一封信就可写出“相违咫尺数日，情若千里三秋”这样的句子。第四是旧政府必须推翻，同城送一封信，上个月三十号写的，这个月十九号才收到，足足二十天！
教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受到了蔡和森极大的影响，这几乎是所有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的一致看法。然而，两人的结识则缘于萧子升。
谁都知道后来教员发起并成立了“新民学会”，其实最重要的发动者是萧子升，否则无法解释“新民学会”成立时总干事是萧子升，而教员与蔡和森均为副手。
在一个时期里，人们把萧子升、蔡和森和教员称为“湘江三友”。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主要策动者就是萧子升，当然他自己也与蔡和森以及蔡和森的妹妹蔡畅、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一起去了巴黎公社的故乡。遗憾的是，湘江三友很快就被塞纳河水冲散了——蔡和森和教员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萧子升成了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
这是后来官方给予他的定性。
萧子升有一本回忆录，他在回忆录的序言里这样说：“本书之作非为歌颂英雄，亦非在贬责草寇。我全无此种意向。何况在我看来，英雄和草寇之间的界线有时根本就是模糊不清的。”
这段话使我有了读这本回忆录的兴趣。
这本回忆录的第二章题目是“我们的朋友”，是讲蔡和森的。他说：“谈到中国共产主义的兴起，必须提到我们的朋友蔡和森。他是第一个毫无保留地接受共产主义原则的中国人。和森和我是同县同乡，他身材瘦长，门牙突出，他是意志十分坚强的人，虽然少有笑容，但对朋友却非常友善。”
他还讲了蔡和森的家庭：“他的母亲在我们湘乡县主持一所学校，我们都管蔡母叫‘大娘’。蔡大娘还有一个女儿，芳名蔡畅。蔡畅在十几岁小姑娘年龄时，我们都叫她小妹，她的意志十分坚强，像乃兄，但她身材矮小，在体魄上和哥哥全无相似之处。我很喜欢和森，并且尊敬他的家庭。”
他以自己的观点评论了蔡和森，他说：“和森为人缺乏创造力和推动力，又不愿在任何事情上求助於人，因此他在高级师范毕业后竟一直失业。他的母亲和妹妹在岳麓山下租了一所小房子，和森就和她们住在一起。他们生活异常困窘，常常弄到无米下锅。”
教员和蔡和森非常谈得来，他们经常走动，因此，蔡家的大情小事他都知道。当蔡和森陷入困窘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知道的，但他无能为力，因为没钱。这时，他想到了萧子升。
那时萧子升已经在两所学校任教了，一所是“修业小学”，一所是“楚怡小学”。民国时期教师的待遇不低，因此教员立刻想到了他。
教员直接去他在楚怡小学的宿舍找他，急匆匆的问：你知道最近和森的消息吗？萧子升说不知道呀，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他了。教员说：他家里已经断炊，和森十分苦恼，认为自己住在家里是给母亲和妹妹增加负担，因此提了一篮子书跑到岳麓山下的爱晚亭去了！那就是一个四根圆柱支撑起来的亭子，连墙壁也没有，怎么能住？萧子升问教员：你去看他了吗？教员说：我去看他毫无用处，我没有办法帮他，我没钱。
萧子升的回忆录里记载着此事：“他走后，我向学校请了假，渡过湘江，往岳麓山走去。走近爱晚亭时，我看见蔡和森背倚亭柱，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在聚精会神地读，对我的走近全无察觉。当我叫出他的名字时，他抬起头来错愕的说：你怎么有空老远过江来看我？我说我请了一天假。你就住在亭子里吗？如果下雨怎么办呢？我特来邀你搬到我们的楚怡小学里去住，我在那里很寂寞，我寝室外面有一间小房和一张床，你可以在那里看书，课余我们也好聊天。他说那里毕竟不是你的家呀，你只是在学校住宿，我不想给你添麻烦。我告诉他：一点麻烦也没有，我的宿舍就像我的家一样，绝对不会有麻烦。现在就跟我去，今天。他说我必须先回家把东西整理一下，明天和你一起去。
“决定了，我们便一起去看蔡大娘。和森小心翼翼地提着他那篮子书，当我们到达他家时，蔡大娘叫她女儿去弄些枯树枝来烧水。不大一会儿，小妹就面带笑容地端了一杯白开水给我——她们买不起茶叶，蔡大娘抱歉说没时间进城买茶叶。我递给她一个信封，里面是四元钞票，我解释说是给大娘的一点礼物。蔡大娘说谢谢你，可是你不必这样客气。她把信封装进衣袋中，她猜测毫无疑问这是钱，但却不知道数目是多少。当时四块钱是颇为可观的，至少可供她们母女两个月的食用。她很快走进房里，又面带笑容地走了出来。她没有说什么，然而我却知道，她已经打开信封看过了。
“我对蔡大娘说：我来邀和森跟我一起到学校去住。他在这里很寂寞，我下课后也很寂寞。因此，我接他去和我同住。蔡大娘开心地说那太好了！”
蔡和森的经济危机暂时解除。
经常看到抖音上有各色人等徒步旅行的视频，被许多人引为时尚。其实都是老掉牙的玩意儿了——早在一百多年前，教员就已经跟萧子升并肩徒步旅行了。
萧子升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载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1916年正月起，我开始在楚怡学校任教。翌年，近三个月的暑假即将来临之际，我感到生活上需要一种变化了，我决定以叫化生活来消度漫长的暑天。
“我深为叫化生活所吸引，因为我一直没有过过那种浪荡的生活，而自小养成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困难，也可以藉此克服。“当时润之仍在第一师范读书，常来找我聊天。有一天他说：暑假就要到了，你的功课什么时候结束呀？“我说：我们正在考试，过一个礼拜暑假就开始了。你暑假怎么过，还是留在学校里吗？“他说我还没有计划，你呢？“我说我有一个新计划，我决定做一段时间的乞丐。”
后来，教员在陕北的窑洞里对斯诺回忆自己长沙时期的学生生活时也提起了这次壮举：“于是第二年夏天我们步行湖南全省，走遍五县，和我在一起的有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我们走遍了五县，不费一文钱。农民供给我们饮食，提供给我们睡觉的地方。”
萧子升的回忆录则更加翔实，他是这样描述的：“启程日期终于决定了。行乞的主意既然是由我提出的，因此，我事前便决定从我住的楚怡学校出发。那是个美丽的夏日。”
临行前教员曾跟萧子升提过钱的问题，教员说他没钱。萧子升说为什么要用钱？不用钱，走就是了。而且我们也不是单纯走路，我们要用走路的机会做社会调查。
教员开心死了，说你这话算是说到我心底了！
萧子升不是随便说的，他之前已经有过不带一文钱徒步旅行的经历了。教员很佩服他，一个有钱人家的少爷，偏要自讨苦吃。
1917年的暑假很快就到了，两人各自理了一个平头，各自带了一把雨伞和一个小包袱，包袱里有一套换洗衣服和笔记本、毛笔、墨盒。
教员来楚怡学校找萧子升，萧子升问他身上还有钱吗？教员说一文钱都没有。萧子升于是把口袋里的零钱拿出放到书桌的抽屉里，然后教员问他走哪条路，向左还是向右。
萧子升说我建议向左，因为如果出门向右的话，十分钟就可以走到城外，然后进入旷野。但假如向左，十分钟后就要渡过湘江。
教员问为什么要渡过湘江呢？
萧子升说假如向右走，完全是空旷的平地，毫无趣味；假如向左走，就必须渡江，我们遭遇的第一个障碍。
教员纵声大笑，说好极了，我们就是要避易就难，走吧，向左！
第一个难关十分钟后便出现了，湘江横亘在面前，怎样渡江呢？
以教员的水性，泅渡应该毫无问题。但是，包袱会被浸湿，里面有笔记本和笔墨，都是很珍贵的，泅渡的计划被取消了。
两人前往码头，但是，摆渡的小船每人要收两个铜板。并不贵，但是他们没有一文钱。十分钟便有一艘小船划向对岸，他们已经眼巴巴看着三艘小船划向对岸，教员急了，说我去跟他们讲，请他们帮帮忙。
他垂头丧气的回来了，问萧子升怎么办？
萧子升说：我倒有个打算，我们先上船，他们收钱的时候船已经到江心了，那时我们再告诉他没钱。他们既不能送我们回来，又不能把我们扔到江里，而且他也不会再把我们从对岸载回来，因为空地方要载客的。
教员笑了，他们迅速登上一艘刚刚靠岸的小船，根本没有座位，都站着，待站满14个人后，满客开船。
船到江心，船家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端着一个盘子开始向乘客收钱，并不说话，只是把盘子向你一伸，便会听到叮当一声，两个铜板丢到盘中。
满船都是叮叮当当的声音。
但是叮当声在教员和萧子升面前戛然而止。
撑船的老大看了两人一眼，说：两位体面的先生，请付铜板呀，每人两个。
教员满脸堆笑说：很对不起，我们没钱，难道不能载我们过去吗？
萧子升也开口了，他说真的没钱，连一个子儿也没有，假如可以把我们载过去的话，一个月后我们加倍付给你。
船老大一笑，他盯上了两人背着的伞：一个月后我还认得你们吗？没有钱就留下一把伞好了。
教员说那可不行，伞在路上还要用呢。再说了，一把伞值十四个铜板，我们两人的过江费用也不过四个铜板。
船老大也挺横，说不管咋样，不给四个铜板你们就不能过江。
萧子升说：你说我们不能过江？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江心了，看你能把我们咋样？
船老大气急了，说你们简直就是强盗，我要把你们送回去！
这下乘客们都急眼了，乱糟糟的说不行，我们急着过江呢，我们已经付过钱了，快点把我们划过去！
这时有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表示他愿意代出两个铜板，剩下两个铜板请其它乘客出。船老大很高兴，可教员和萧子升不高兴了。教员说老先生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们不接受，我们一个月内必回来，那时再给他。
萧子升提出了一个办法：现在船已经到江心了，撑船的老大可以歇歇，我来替你划，用这个办法来补偿我们坐船的费用。
船老大根本不同意，他说我不要歇，我就要四个铜板。
这时船已经到岸了，萧子升说：老先生你如果代我们付了四个铜板的话，就无异于打我们的脸。
船老大生气了：什么打脸不打脸？若不付钱，我就给你们好看！
教员一笑：你如果要打架，我们绝不在乎。
这时岸上已经有客人等着上船了，而另外一艘摆渡船也已经过了江心。如果人家先到，岸边的乘客肯定都会上这艘船。船老大审时度势，黑着脸让教员二人上了岸。
教员问萧子升：我们现在去哪里？
萧子升说：去宁乡县。
宁乡县我还真知道，现在叫宁乡市了，这里有一个花明楼镇，花明楼镇有一个炭子冲，炭子冲除了一个刘少奇。
饥饿是有一个重大考验，解决不了饥饿问题，一切事情都无从谈起。也不知道走了多久，饥饿来了。
路旁有个简陋的小食店，小食店前面是一块空旷的平地，有两把木板钉成的长椅，想必是行人歇息的地方。
两人饥肠辘辘，又困又乏，见着长椅，一人一把爬上去便睡。也不知道睡了好久，暮色苍茫之际萧子升先醒来，教员却仍旧在黑甜乡里。好在有马车从身边经过，他也醒了。
小食店的女主人好奇的看着他们俩，她还没见过满头大汗疲劳不堪的远行人连杯茶也不喝的。她于是走过来问要不要喝杯茶？两人慌忙说不要。
女主人笑着回到她的小食店，然后端了两杯茶回来，对两人说不要钱。
一听不要钱，两人赶紧接过，咕嘟咕嘟几口就喝光了。喝了茶更饿，教员实在忍不住了，说我们赶紧去讨饭吧，一秒钟也不能再等了。
萧子升显然略有经验，他说跟谁要？农民家里即便给你，也是一口剩饭甚至一把生米，咱们还是打听附近有没有读书人家，有的话咱们就登门拜访。
教员赶紧去问小食店女主人，得到的情报是离这里一里路远近住着一位姓刘的，原先是翰林来着，没有儿子，几个女儿都出嫁了。
萧子升开心笑道：刘翰林要成为我们今天的东道了，我们给他写一首诗吧？
教员说要得要得，第一句这样写——“翻山渡水之名郡。”
萧子升说好，那第二句是“竹杖草履谒学尊吧？”第三句我看是“途见白云如晶海”。
教员说甚好甚好，那第四句这样吧——“沾衣晨露浸饿身”。
萧子升要教员写，教员要萧子升写，说萧子升的字规矩。萧子升也不推辞，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墨盒及信封，写下了这首诗，分别签上各自的真名，在信封上写了“刘翰林台启”。
很容易就找到了刘翰林家，门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照人秋月”，下联是“惠我春风”。院门紧闭，两人敲了几下，见有个一身短打扮的老人来开门，然后问两人要干什么？教员说我们是从省城来的，替刘翰林带了一封书信。说着便把信封递给他。
老者说句请稍等片刻，便拿着信去了。
过了一会儿，院门再度打开，老者请两人进去。
见到刘翰林了，七十多岁的样子，矮小瘦弱，打量了两人一会儿，狐疑地问：你们遇到强盗了吗，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教员连忙说没有。
刘翰林又问你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萧子升告诉他我们要去宁乡县城。
刘翰林仍有些怀疑：你们是干什么的呢？
教员说我们是长沙的学生。
刘翰林点点头：你们诗做的不错，字也不错。
萧子升说：我们在学堂里不仅要学做诗，还要研究古书呢。
刘翰林来了兴趣：你们读些什么古书啊？
教员说我读过《十三经》《老子》和《庄子》。
刘翰林听了很高兴，又问：既然读过《老子》和《庄子》，这两部书你们认为谁的注最好呀？
萧子升说：我认为注《老子》最好的是王弼，注《庄子》最好的是郭象。
刘翰林很满意，他说你们等等，我去去便回来。
他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红纸包。他微笑着递给萧子升，再不说话。
萧子升从红纸包的形状和分量已经知道是什么了，于是他鞠躬致谢，教员也赶紧跟着鞠躬，即行告别。
出了大门，两人立刻隐在一棵大树后面打开红纸包，竟有足足四十个铜板！
俩人不用商量，不约而同向小食店跑去。然后吩咐女主人赶紧为我们备饭。除了米饭之外，还要蔬菜和青豆，甚至还有一条腊肉！
饱食一顿，只花了八个铜板，还有三十二个铜板呢！
我跟姐妹们聊起这段故事的时候，姐妹们都说那个时代也蛮温情的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你看只要能写一笔好字，然后又能诌几句诗，立刻就有待遇啊，起码比你现在的日子强。那位写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人不就是个例子吗？他身上没钱，想去跟餐馆老板讨瓶酒喝，就跟老板说我给你朗诵我的诗，换你一瓶啤酒喝好吗？老板轻蔑地说我可以给你一瓶啤酒，但你别给我朗诵，不爱听。我觉得他的结局跟受蔑视也有关系。不过还是现在好，你看那刘翰林问注老子最好的是谁，要搁现在的年轻人那指定说是郭有才了，一个铜板也得不到，非饿死不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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