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024年写完的《在中国的一场噩梦 ---- 一名反动学生在文革中的经历》一书。】
二进西交大无线电系“系办监狱”（上）
～兼忆与蒋大宗教授同台挨斗
2026年2月1日
位于西安东六路的收容所，距西安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都很近。想来这有便于收留在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抓到的大量盲流人员。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收容所。所收容者，有乞丐、残废、白痴、精神病、流浪汉、无家可归者、等等。规模相当大，有东西两院，东院一边是妇幼，西院一边是男性，由一堵土墙隔开。整个院落也由土墙围起来，内有大平房，房内有通铺大土炕。
1968年9月下旬，戴宁生被押返西安后就被送到了这个收容所。每天吃两顿饭，每顿饭是一个玉米面窝窝头。那是西安的九月底，秋意袭来，被收容的人各自找个角落圪蹴（蹲）着晒太阳，有的在捉虱子，并不互相来往攀谈。
在收容所住了两晚的样子，交大来了三个人，有陈国荣【见注一】，可能有一名校治保组的还有一名教师。他们用粗糙的麻绳把戴宁生两手紧紧地反捆了起来，又用布蒙上了两眼，然后塞进了一辆小轿车。行车不一会儿，到达了目的地，戴宁生被带进一栋楼，上楼梯，最后进了一间房间。在除去蒙眼布前，又让他原地转了几圈。其实这一切都是故弄玄虚，只是这些人想过把当土匪的瘾，或者是实践一下电影上看到过的黑帮抓人的榜样。他们还能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呢？戴宁生睁开眼，知道他是在交大无线电系的东二楼的一个教室里，眼下权且作审讯戴宁生的地方用。
奇怪的是，因为粗糙的麻绳把手腕捆得太紧，他的手腕被磨伤了。本来22岁的年轻人伤了一点皮毛，很快就会痊愈的。可是他的这个伤痕几十年后都没有消失。
这次，戴宁生被安排在东二楼二楼最东边的走道里。这个走廊拦腰被一些家具堵死，从地面一直堵到天花板。这样，东走廊就被截断分为南北两段。北面的那段是什么样子？戴宁生无法得知，可能东二楼二楼的那部分就不属于无线电系。南面的这段就是关押戴宁生的了。和第一次隔离不一样，这次没有窗户了。走廊两边有几扇紧锁着的门，有的是全木的，有的是半截有块毛玻璃的。无论是哪一种门，都无法看到或知道这些房间是干什么用的。戴宁生凭猜想，它们都是实验室，因为文化大革命而被废弃着。
走廊里放置了两张其大无比的实验桌子。靠北的那张桌子就是戴宁生用做睡觉的床了。这个实验桌比床要长得多，所以它的一头放上一把椅子就可以当桌子用，供戴宁生写“交代材料”用。靠南的那张大实验桌一般是空着的。只有一次，一个年轻的教师被关在这个地方几天，睡在那张桌子上。走廊的南尽头是看守人员坐守的地方。那里放了几张课桌和椅子供看守人员用。这样，这个权当监狱使用的教学大楼的走廊虽然没有门，但是它被这几张坐着看守人员的桌椅给封住了。走道里没有什么光线。白天从南端有一些自然光折射进来，但也因很间接而十分微弱。主要的光线还是来自走廊天花板上的日光灯。
很多年后戴宁生才知道，学校已于8月底进驻了“工宣队”，接着进驻了“军宣队”【见注二】。校系各级的领导权实际上已在工、军宣队手里了。看守人员由15名全职人员组成。他们分成三班倒，每班五人，由无线电系高年级学生、老师和职工组成所谓的“三结合”班子。为什么要把这三种人混合在一起呢？第一，这中间不含任何一名戴宁生的同班或同年级的同学。工宣队和军宣队认为那些人均不可靠，均有暗地里同情他的可能性。在工宣队和军宣队眼中可靠的同学肯定是有的，诸如陈国荣、唐雪英、张转霄等；但那些人正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肩负更重要的革命使命。第二，其他的同学、教师和职工其实也一样，也均不可靠。可靠的虽有，但那些可靠的人重任在肩呀，怎么能用来看守他这么一个反动学生呢？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从不同背景的人中抽调出这15个互不认识的人来一方面看押戴宁生，另一方面也彼此互相监督。后来的事实证明工宣队和军宣队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不过，这样的安排并不能达到他们预期的结果。首先，无论是高班的学生还是教师或职工，大多数都不会去互相监督。其次，这些人内心深处是否对戴宁生同情与以前是否认识他没有必要的联系。当然了，个别恶劣的、乐于当看守狗的、为虎作伥的人也有，但不多。不管是人是鬼，这15个人陪着戴宁生一起浪费生命。
每班看守戴宁生的五个人轮流去吃饭。戴宁生的一日三餐由这些看守人员中的学生在学生食堂吃过饭后，顺便为戴宁生买些饭菜拿到这个教学楼的走廊变成的监狱来。戴宁生身上的钱全部被搜光了。但是他母亲仍按月给他寄着生活费。
戴宁生如果须要大小便，就要向看守他的人提出要求。然后由一名看守人员陪同去厕所大小便。如是小便，这个人就站在戴宁生身后约一米的地方看着他小便。如是大便，这个人就站在一隔一隔的蹲坑前约两米的地方看着他大便。厕所在东面走廊的南尽头和南面的走廊相交拐弯的地方。厕所的东面墙和南面墙上都有窗户，那是戴宁生唯一可以看到外面，享受自然光线的地方。向窗外撇一眼，就可以看到蓝天白云，地上的草木和行人。
每次大便，他就要向看守他的人索要手纸。看守他的人通常也没有手纸。他们随手从一个记录本上撕下几页老的记录给戴宁生做手纸用。戴宁生一边大便，一边就可以复习一下看守们记录的他前几天的生活：早上几点起床、几点洗漱、几点大小便、几点吃了三顿饭、坐在那里干些什么和干了多长时间、何时度步和度步了多长时间、何时午睡和睡了多长时间，等等等等。戴宁生心里苦笑着，再也没有想到会有人对他大小便的时间和频率等细节这么感兴趣。
4月份他第一次逃离学校时尚未风行的“三忠于四无限”【注三】包括“早请示晚汇报”和“跳忠字舞”，此时已蔓延到了学校，想来是工宣队和军宣队带来的。看守他的这些人照例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但因有看守的任务在身，免去了到室外跳忠字舞。
上厕所提供的另一个享受是向窗户外撇一眼跳忠字舞的学生和教职工。戴宁生从看守他的人的对话里听到过跳忠字舞，心里非常好奇，于是就有一两次在校园里的高音喇叭放起歌颂伟大领袖的歌曲时，估计那是大家统一在跳忠字舞，就趁机提出要小便的要求。从厕所的窗户往外撇一眼，能看到在东二楼外的空地上跳忠字舞的场面，那是一天中戴宁生可以娱乐自己的几场滑稽剧之一。他心里暗暗沾沾自喜，在全国人都入了魔去演这场滑稽剧时，尽然能独善其身，做一名为数不多的观众。
“宗教是欺骗和愚昧的产物。”戴宁生一时想不起来这是哪个伟人说的话。他脑海里出现了几张他看到过的相片，描绘的是非洲的部落或美洲印第安土族跳舞的情景，一群跳舞的人的旁边坐着一个拄着一根长棍子的长老酋长。但那大多是节日的仪式，并非向长老酋长表示无限忠诚。相同之处在于这些舞蹈都达到了锻炼身体的目的。眼下的忠字舞正好代替了以往的广播体操，连时间安排都一样。
一天中的另一场可供娱乐的滑稽戏是看守人员的早请示和晚汇报。所谓的早请示晚汇报是把各种宗教仪式推向一个新的极端，它使天主教的一星期一次的礼拜显得苍白惨淡，可与伊斯兰教一日祈祷五次相媲美。与那些发自内心的忏悔相当的，应该是“汇报活思想”。那已经实施多年了。眼下新兴起的早请示晚汇报强调的更是其宗教形式。
当然，戴宁生差一点也成了这滑稽剧中的一名演员。有一次一名看守人员提出戴宁生也应该天天向伟大领袖早请示晚汇报。理由是但凡是个人，就应该向伟大领袖早请示晚汇报，就象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一样。这是一名善良的看守，他是想提高戴宁生的“政治待遇”，让他在伟大领袖面前和其他人平等。这样戴宁生得以参加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晚汇报。他和五名看守他的人一起站在一张伟大领袖的像前，背诵了几段伟大领袖的语录，又说了一通例行要说的表示永远无限忠诚的话，愿他永远不死，万岁，万岁，万万岁，也愿他选定的接班人不要老是病歪歪的。人人口中念念有词，但谁知道每人的心里都在想什么呢？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心中什么也没想，只是在随大流走过场。戴宁生心中充满了蔑视，觉得又可笑又可悲。果然，一名小伥鬼提出了异议：“他怎么能和我们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向伟大领袖请示汇报呢？他没有资格！让他自己去向伟大领袖请罪去！”就这样，他的第一次晚汇报也就成了最后一次。幸运的是，没有人定下“请罪”的施行时间和法则，他得以幸免，算是在历史上和这个乔装的圣人骗子划清了界限。
本来，戴宁生从小接受到的片面扭曲的教育就是简单地反宗教：“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注四】多么正确的论断啊！一切都是为了麻醉人民。怎么人民就这么容易统统被麻醉了呢？尚为幼稚的戴宁生当时当然不可能认识到宗教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更不可能认识到这个中国当代圣人借着马克思的名义终于弄出这么一个邪教来，它比以往的任何邪教都要更庞大更邪恶。它明目张胆地鼓励教徒们去作恶、杀戮、残害、去揭发亲生父母、朋友、同事、同学和老师，去把学校变成监狱、把教室变为牢房 …… 一切只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
***
除了吃喝拉撒睡外，戴宁生每天没有多少事做。写交代材料自然是少不了的。只是他那点屁事来来回回已经写了无数次了。反动思想反动言论，其实只是不该去议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和副统帅等等。当然了，这次要加上“企图越境，投敌叛国”。说起来，谁是敌人并不清楚，如何投敌更是待定。还有诸多罪名，匪夷所思，从“革命群众”嘴里说出来，戴宁生从来也没有听进耳里去。无可交代了，那就挖挖根源，家庭根源、思想根源、阶级根源等等。
偶尔，他被带到一个教室去给广大革命群众当“反面教员”和“活靶子”，也就是参加一个批斗他的批斗会。谁召开的？估计有计算51班本班的，也可能有别的专业或别的年级的。所有批斗会千篇一律，没有差别，全是些陈词滥调，人云亦云。戴宁生早已练就了自我封闭的本领。任凭会上人们高呼口号、挥拳踢脚，他一概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没有一丝一毫的感觉。革命群众们无非是又编造了些他的反动思想反动言论和反动行为，然后上纲上线，以便进行有力的批判和斗争。时至今日，他大概除了尚未杀人，其它一切流行的政治“罪行”都收集全了。按当时革命群众的说法，已经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了。
挨打的情况有，并不经常。打他的人有，并不算多。他注意到的似乎只有同班同学吴钧瑞和周宏诚。高呼打倒的口号显然不足以宣泄他们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他们要从人群中挤上来，狠狠地往戴宁生身上或头上打上一拳或踢上一脚。戴宁生并感觉不到被打的疼痛，他早就麻木。他偶尔能一瞥他们那充满仇恨的眼神，还看到过周宏城翘起弯曲的中指的拳头 …… 那样的一击效果应该更大一些。
（四十年后，2009年戴宁生从美国去上海和15名老同学聚会时，又见到了吴钧瑞。戴宁生与吴钧瑞握手问候，仿佛过去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他转过身去和其他人寒暄，隐约听到吴钧瑞对人说：“受过美国教育就是不一样啊！”那时，吴钧瑞已患有晚期癌症，不久就去世了，走完了他的一生。据说，肖展祥代表全班同学给他送去一些钱时，他流泪了。）
然而，比起四月份的隔离，批斗会少了，交代材料也催逼得没那么紧了。戴宁生不知道，全校的清队【注五】运动正在展开和深入。校系等学校各单位又掀起了一个批斗高潮，揪出了一批所谓新的隐藏的阶级敌人，有现行反革命也有历史反革命，有教师也有学生。记得10月下旬的一个阴冷的下午，他被看守他的人带到学校的体育场，参加了一个逮捕大会。他和两名看守坐在远离会场的体育场看台上，孤零零的。远处会场主席台上悬挂着一个横幅：“在工宣队领导下，彻底清理阶级队伍进军大会”。把戴宁生带来参加的目的是威慑他一下，接受教育。无奈大会的具体内容，戴宁生一点也没听进去，无非是又清查出几个反革命，还就地逮捕了一两个人。四月份隔离关押时，戴宁生是学校为数不多的反动学生。现在，他坐在远远的看台上，显然已被边缘化，是只死老虎了。用计算51班文革小头目陈国荣的话来说，他已经是“掉进茅厕坑里的顽石，又硬又臭”。
唯一留下些许印象的一次批斗会是约莫在11月的某天【注六】，党报上宣布了国家主席是“叛徒、内奸、工贼”后，晚上在东二楼某个教室召开了声讨国家主席的批斗会。戴宁生和著名学者蒋大宗教授一起挂上牌子站在台前，分别代表无线电系的反动学生和反动学术权威陪国家主席一起被声讨一番。很难说这是不是有点过分抬举戴宁生这么一个一年级的大学生了，只是这个国家主席在戴宁生心目中本来也不是个什么好人。当年七千人大会上，他宣布一句外文也不会的国防部部长“里通外国”是特务，现在轮到他做“叛徒、内奸、工贼”了。
戴宁生站在那里，挂着一个大牌子，弯着腰，低着头，不允许有其他姿势。他视线所及，只有坐在第一排的几个人从课桌下面露出来的小腿和脚，还有站在他旁边的蒋大宗教授的小腿和脚。不难判断，眼前课桌下露出的两个女生的小腿和脚是同班同学唐雪英和杨金娣的。想来她们选择坐在第一排，就能更近距离地表达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每当喊口号时，想来所有人就把紧握的拳头伸向空中。这时，戴宁生就可以看到桌下的四肢小腿和脚踢了起来，很可笑，很有娱乐性。人们喊了些什么口号，发言说了些什么，戴宁生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身边的蒋大宗老师为了站的稳一点轻松一点，把两腿略微分开了一点，立刻被一个主持会议的造反派狠狠踢了一脚：
“站好！老老实实地站好！”
不一会，戴宁生瞥了身旁蒋大宗老师的腿和脚一眼，发现腿在抖动。“他怎么不懂要把身体的重心不断在左右两只脚上交换呢？”戴宁生心中暗暗想到。因为站在台上被批斗时只允许弯腰低头一个姿势，戴宁生早就琢磨出了应对的办法，那就是从外表无法看出的在左右脚上更换身体重心的位置。“但是，我只有二十来岁，”他转念一想，“可是蒋老师大概有四、五十岁了。”
“我不行了，我坚持不了了。”蒋大宗对一个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头说。
得到的回答是：“什么！你想装死？你想逃避斗争？”
接着是一片口号声：
“打倒反动学术权威！”
“打倒历史反革命！”
“打倒刘少奇的徒子徒孙！”
蒋老师不吭声了。戴宁生只见他的腿抖动得更厉害了，几乎要晃动起来。几个主持会议的头头窃窃私议了一阵，大概是觉得让一个半老头瘫在现场也并长不了他们的威风，于是宣布道：“把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动学生押下去！”蒋大宗和戴宁生在一片“打倒”声中被带出了教室。一出教室的门，蒋老师就瘫在了地上，由两个造反派架着拖走了。
戴宁生的心像被刀子狠狠地划了一下。他并不认识蒋大宗老师，没有上过他的课；这之前，他只是看过蒋大宗老师写的一本关于印刷电路的书。现在，是命运，是那个倒了霉的国家主席，把他们两人联系在了一起。11年后，1979年，命运又把他两联系在了一起；不过那是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州府麦迪逊。那时戴宁生在威大经济系读研究生，蒋老师正好来威大访问。他对威大校方说：“我在你们学校有个学生，叫戴宁生，我很想能见到他！”校方转弯抹角地终于在一个学生群居的合作社里找到了戴宁生。遗憾的是，到了校方找到戴宁生时，蒋老师已到了要离开威大的日子了。他两只好在电话中简单交谈了一下。
又过了近三十年后，1995年戴宁生被交大邀请回校讲学时，他和蒋大宗老师终于又见面了。那些都是后话了。
【注一】几十年后，他的同班同学高玉书告诉他，1969年9月底班上文革小组成员早已由林瑞华、高玉书和林成河三人改组成了陈国荣、唐雪英和张转霄三人，陈国荣任组长。
【注二】工宣队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与执行相同任务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战士组成的“军宣队”一起，曾被派往城市大、中、小学领导工作。1968年7月最早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北京地区的大专院校。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各地要仿照北京的办法，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管起来。8月26日，《人民日报》刊载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中引述圣人的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此后9年间，中国大、中城市的学校均由工宣队、军宣队领导。直到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的请示报告，工宣队、军宣队随即全部撤出学校。
【注三】即忠于圣人、忠于圣人的思想、忠于圣人的革命路线，对圣人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注四】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人民的鸦片”，列宁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注五】即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它是根据1968年5月19日，圣人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作出批示，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主、富农、反革命、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的一次大清查。
【注六】八届十二中全会是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