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年 7 月 3 日复旦大学批判会现场，戴眼镜者为王造时。照片上，王造时的表情令人过目难忘：他身穿中山装，脚蹬雨靴，叼着香烟，左手紧握右手，跷着二郎腿，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一旁的长椅上，放着一只皮质公文包。围坐一旁的师生，也穿着雨靴，大多呈义愤填膺之色 ；唯有右侧一位扎辫子的姑娘，脸带一丝轻松的微笑……这张照片，生动传神，故事性强，是当年解放日报摄影记者抓拍的现场画面。
7 月 4 日文汇报《看王造时现形记》一文，在描述大会现场时，倒是透露了王造时在会上的若干言行：
王造时，以伪君子姿态昂首阔步，臂夹大皮夹走入会场，直抵主席台前落座，面带笑容，口含烟斗，时时左顾右盼。看样子，他是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气，好像他是来斗别人的。果然，他一开口就说：“今天大会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这是很好的。我们应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进行斗争。”当副教授拆穿他这种自列右派之外的阴谋时，他还高举双手，轻轻鼓掌，有人厉声问他是否承认右派分子时，他欣然答道：“我不承认是右派分子！”伪君子这种狡猾的做作激起全场的愤怒。群呼：不要讲了，滚出去！他就转过身来向主席高喊：“你们是压服？还是说服？”当主席要他继续讲下去时，他就向麦克风高叫：我是爱党，爱国家的！也同罗隆基的“把骨头烧成灰”一样，说他如果反党反社会主义，“愿受国法制裁！”
那么，除了这些，王造时还讲了什么呢？我为此请教了复旦大学教授、 1955 级历史系学生李孔怀先生。李先生告诉我，他当年读大二，曾亲历了 7 月 3 日的大会，“不过，我们班级当时被安排在教室收听拉线广播。广播里，来自大礼堂的现场声音非常嘈杂，记得只要王造时讲一句话，别人就立刻起哄，然后是‘义正词严’的反驳……”王造时讲过的很多话，李先生已不大记得了，但有一句话，却让他记忆犹新：“说我反党，你去问问周总理，他了解我。”
就在三个月前的 3 月 27 日，王造时在北京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后，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邀请王造时到家中共进晚餐－－他成为复旦唯一一位被单独接到西花厅的贵宾。席间，王造时谈到健在的“七君子”成员都在北京当官，唯有他在上海当教授，有人曾因此对他开玩笑称“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周总理听了哈哈大笑，风趣地说：“现在你不是来北京了吗？我看你并不憔悴，还长得很胖呢！”在交谈中，周总理还和王造时谈了恢复救国会的事，并希望王造时来北京工作。临别时，周总理紧握着王造时的手，亲自把他送上了汽车。
这次会见和交谈，使王造时深受鼓舞，他觉得周总理是了解他、信任他的。回沪以后的 6 月 8 日，他给周总理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写道：“您那冲旷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多方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哪里想到，不久以后，反右派斗争兴起，王造时遭到了连续不断的批斗，他自感大难临头，不得不向周总理求援。6 月 22 日，他给周总理写了第二封信，称“各报发表关于我的消息，动辄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右派分子的帽子，私衷实不胜感慨而惶惑”，“以唯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唯恐天下不乱之诮，我不仅愧对党、国，愧对我公，抑且愧对自己……但若强我承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人物，则违心之言，我所不为，恐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亦无裨益也” 。
然而，反右派斗争大局已定，即使像周总理也难挽狂澜－－这一点，是王造时万万不曾想到的。今天，我们把王造时“你去问问周总理，他了解我”这样的豪言壮语，和 7 月 3 日照片中他的神态举止两相对照，我们可以读出更丰富的历史内涵。---作者：张国伟
维基上对他的介绍：
王造时（1903年9月2日—1971年8月5日），祖籍江西省安福县，原名雄生，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系学士、硕士、博士，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生平
清华时期
1903年9月2日，王造时出生于一个经营竹木生意的商贾。1911年，八岁的王造时入读私塾，造时这个名字是他的发蒙老师朱廉夫所取。1913年，入读安福小学，接受新式教育。1916年，周利生曾为王造时短期补习，并向他介绍了清华的状况。夏，他赴北京投考清华未取，于是返回江西省立第一中学念书。1917年夏，他和潘大逵、彭文应一起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中等科。在清华时，曾组织“仁社”。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5月7日，他参加清华学生代表团宣传罢工罢市，6月4日，被捕关押在北大法科楼。8月28日，第二次被捕。1921年，高等科二年级时被选为清华学生会干事部长，并参与《清华周刊》的编辑。
留美时期
1925年8月，从清华大学毕业，当时罗隆基也从清华肄业，他和王造时、彭文应都是安福同乡，故有“安福三杰”之称。秋，考取官费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政治学，他在威大的生活非常勤劳，和同学合租，自己做饭，为了节约一些钱资助未婚妻朱透芳来美读书。1928年秋，两人结婚。1929年6月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在美国时，他很关注国内的政治局势，时常邀请朋友讨论，同时想成立一个政治组织，曾约集徐敦彰、彭文应、王国忠[需要消歧义]、陈国玱几位同学集资，后来的《自由言论》和《主张与批评》都是用这笔钱创办的。潘大逵. 我對王造時同志的點滴回憶. 1986年3月.8月，到英国任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师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哈罗德·拉斯基。
回国后
1929年，王造时经苏联回国，由潘光旦推荐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政治系教授，住在沪西极司斐尔路，和孟寿椿、刘大杰等人是邻居。1930年，罗隆基、潘光旦和张寿镛政见不合，他们离职后王造时便兼任文法学院院长。1931年，王造时也因政治原因被光华解聘。
抗战时期
九·一八事变后，创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后又创办《自由论坛》杂志，同时开始做执业律师。王造时还与马相伯、章乃器、邹韬奋等人联署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并参与发起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积极支持十九路军和淞沪抗战。接着又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同盟的宣传委员、执行委员，参加援救被国民党关押在监狱里的革命者和进步学生的活动。1933年11月，他参加了“福建事变”，发表《为闽变忠告当局》宣言。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与马相伯、沈钧儒等人共同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任执行委员。1936年，改任宣传部长，主持《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国情报》。6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执行委员，常务委员。11月23日，他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在上海被逮捕，被拘留在苏州高等法院七个月，著被称为“救国会七君子”事件。七七事变后，迫于形势，王造时于7月31日出狱。1938年3月，王造时应熊式辉之聘与罗隆基、许德珩筹办江西省政治讲习院教育主任兼教授，负责训练抗战时期江西省地方干部，并作为救国会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9月，南昌沦陷，便转赴吉安创办《前方日报》。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王造时和救国会成员草拟声明表示反对。
内战时期
1946年5月，返回上海创办前方书店、前进中学和自由出版社，同时兼任私人法律顾问。1947年7月18日，国民政府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10月，学运爆发，王造时到十几所大学演讲支持反内战。[1]
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由储安平创办的上海《观察》杂志，并逮捕《观察》的成员。[来源请求]王造时出面给当局施压、多方奔走，于次年2月保释了美术家朱宣咸等《观察》的编委。作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征用了虹口区多伦路93号花园洋房作为寓所。1949年，解放军占领上海后，他并未到新政府任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0年10月25日，王造时担任华东抗美援朝分会理事。1951年8月，被陈望道、胡曲园聘为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1952年，他参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院系调整后，复旦政治系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他被调到复旦历史系兼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55年10月1日，他撰文支持五年计划。1957年2月，被选为上海法学会副会长，3月20日，王造时在全国政协上发言刊在《人民日报》，题为《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
1958年，大鸣大放时，王造时围绕教育和民主法治提了一些意见，于是在后来的反右中被打成右派，成了“章罗同盟”上海分支的“头目”。1960年9月30日，摘掉右派帽子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王造时又受到冲击。1966年11月2日，王造时被捕羁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1971年8月5日，因肝肾综合症病逝狱中，享年70岁。王造时的两个儿子和女儿海若均患了精神分裂症，女儿海容因为拒绝参加复旦大学对其父亲的批斗，也被打成“反革命”，在父亲死后不久她也死于癌症。[2]
平反
1980年6月，他被平反，8月20日，上海市政协和复旦大学联合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