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 喊出“舍得一身剐，敢把老毛拉下马！”的真正男子汉——胡陵章

　　　　　　　　　　　　　真正的男子汉——胡陵章
　　　　　　　　　　　——纪念四五爱国运动三十周年

　　　　　　　　　　　　　　　　·老　鬼·

　　好多读者看完了我的书后说，老鬼是一条男子汉。但在我的心目中，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比我要厉害得多！

　　３０年前，１９７６年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

　　当时我正在大同市矿山机械厂当工人。身边的同事现在很多都已遗忘，但唯有铸工车间的胡陵章还那么清晰地记得。小眼睛，白皮肤，中等个子，比较瘦弱，带个白眼镜。

　　１９７６年１月，父亲的一个老战友帮我从内蒙古兵团调到了大同。路过北京期间，获悉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有大批知青返回北京，据说是老邓体恤民情，松了口子。父母得知此情况后同意我暂时不去大同，帮我往北京调。可是自从总理去世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子一天比一天凶。７５年七八九三个月的回城风成了邓小平破坏上山下乡的一条罪状。眼看着回北京的事不好办，北京的政治气氛越来越险恶，父母担心我留在北京会惹事，就改变了主意，让我赶紧去大同。

　　这样，３月份，清明节前夕我就来到了塞北古城大同。

　　没有多久，四五天安门事件爆发了！厂里左一个右一个的传达中央文件，组织大家讨论表态，愤怒声讨批判邓小平。

　　又过了不几天，厂里发生了一件大事。铸工车间的一貌不起眼的小工人，跳出来公开替四五天安门事件说话，为邓小平说话！

　　他就是胡陵章。外表普普通通，毫无引人注目之处。脸色苍白，有点儿贫血；身材瘦弱，一拳头能打躺下他；平日总戴副廉价的白框眼镜，镜腿细细的；鼻子棱角略尖，让人联想到猫头鹰，整天穿着一身蓝工作服。在全厂一千多工人里面，谁也不会多看他一眼。

　　胡陵章是南京知识青年。１９６８年去江苏省淮安县插队，１９７２年转到大同市郊区插队，１９７５年９月分到大同市矿山机械厂当炉前工。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曾留学美国。自《人民日报》指出：四五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之后，他终日皱着眉头，阴沉不语，心里憋气，愤懑，乱成一锅粥……连着几夜，他没睡好觉，那双小泡泡眼里布满血丝。他对车间主任老白说：“邓小平批得冤枉，人家有什么错？三项指示为纲哪一点错了？”

　　老白左右看了一下，低声说：“你小子别胡说八道，听党中央的不吃亏，批邓小平管你屁事，快好好砸铁去。”

　　４月１０日车间让他写拥护两项决议的黑板报，他断然拒绝。

　　４月１２日，车间主任与他谈话，提到解放后有一条刘少奇修正路线干扰时，他反问：那毛主席干什么去了？

　　胡陵章百思不解：为什么把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广大人民群众看成反革命分子？这些问题从早到晚，在他脑里盘旋，撕咬折磨着他的神经。
　　有同事劝他：“胡陵章，你别太狭隘，国家的事，你生啥气？大家不都这样活着吗？你是吃饱了撑的。”　他苦笑着，摇摇头。他实在没有宽广的胸怀，看见颠倒黑白，构陷忠良还能无动于衷。他给气得吃饭没味，睡觉不香，干活没劲儿。

　　４月１６日他在家中用８开纸写了一份小字报，题目是《我的态度》。阐述了自己对四五事件的看法。决心向厂领导表一下态。这口气不出，他全身憋得难受。他声称：“四月五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使一小撮修正主义的当权派吓破了胆”。“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革命的行动”、“好得很”……

　　４月１７日胡陵章将小字报交给了厂政工负责人，要求张贴。

　　４月１８日，他与厂党支部书记徐步忠谈话，表示不同意中央的定性。批邓这个弯子转不过来。

　　１９７６年４月７日，中共中央做出两项决议。第一，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及国务院总理。第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决议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这种大背景下，胡陵章替邓小平说话就等于是跟党中央对着干，跟毛主席对着干，凶多吉少。信写好后，为不连累父母，他又给父母写了一封断绝关系信，表示从今以后与他们脱离关系，不再来往。他扛着自己行李卷，住进厂里。

　　１９７６年４月１９日，胡陵章将此信交给了厂党支部书记。他明确指出：四五事件是一场革命运动，用刺刀大棒对待人民群众是法西斯镇压。邓小平没有错，三项指示为纲对得很！

　　徐书记再次找他谈话，此时全国正大张旗鼓批邓，追查反革命。风口浪尖上，胡陵章这么干图个啥？是真不想活了？还是一时冲动？徐书记苦口婆心劝他改变观点。他曾在公安部队干过，了解顶风当反革命的下场，实在不忍眼睁睁看着一个青年为交一封信掉了脑袋。胡陵章阴沉地说：“我主意已定，您就别劝了，快汇报吧。”徐书记怀着很复杂的心情报告了上级。大同市委立即指示公安局逮捕。

　　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０日，星期二，下午３时。全大同市矿山机械厂停工，集合到礼堂召开批斗大会。胡陵章被两个工人各攫着一条胳膊，按着后脖领，深弯着腰押进会场。他站在大家面前，低着头，脸色越发苍白。

　　各车间代表依次发言批判，念着事先写好的，千篇一律的发言稿。批斗会结束后，身穿制服的警察宣读大同市公安局逮捕通知书，胡陵章被铐上手铐，两个警察押着他走出会场。就在他们临近礼堂门口时，胡陵章突然扭过身，抬起头，高呼一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这声音象炸雷一样，在礼堂里回荡，令在场的人们瞠目结舌。几个年轻的工人民兵反应迅速，扑过去把他按倒在地。有人从礼堂暖气片上拿起一块沾满油污和尘土的棉纱，狠狠塞进胡陵章嘴中。

　　从文革以来，我参加过数不清的批斗会，这是头一次亲眼看见被斗的人公开反抗。过去见的挨斗的大都是老老实实，服服贴贴。胡陵章是我看到的唯一的敢当众高呼口号，不肯屈服的挨斗对象。

　　我暗暗叫好，了不起！真了不起！在杀气腾腾的批斗大会上，当众喊这一声，比武松上景阳岗打老虎还难得，还有勇气！谁说中国人骨头软，我身边就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硬骨头。
当天晚上把宿舍门窗关严，我和两个朋友弄了点简单的酒菜，满腔悲愤地为这位好汉饯行和祈祷。

　　进了拘留所后，他依旧无一丝一毫的懦怯。当公安人员审讯他时，威胁道：“你要是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他说：“死就死，我决心彻底革命！”“你革谁的命？”“我革毛泽东的命！”

　　他抱着尽快被判死刑的决心，口出狂言。
　　“什么？”
　　“舍得一身剐，敢把老毛拉下马！”

　　这话如同晴天霹雳，把在场的警察震得面面相觑，目瞪口呆。屋里静得连一根头发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声。警察回过味儿以后，马上有一种抓到一个特大要犯的激动：“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胡陵章又重复了一遍。

　　公安人员愤怒地抽了他一个耳光：“你小子狗胆包天，敢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把天安门广场百万人民悼念总理诬为反革命暴乱，用刺刀棍棒来镇压，蛮不讲理，批判邓小平……不用问，这些都得经过毛泽东点头同意。他已经变了，由一个革命者堕落成修正主义分子。我认为对毛泽东也必须一分为二，他为人民服务，人民就拥护他，他不为人民服务，人民就有权打倒他。”

　　据案宗记载，以后，在公安人员面前，他多次狂妄叫嚣：“舍得一身剐，敢把老毛拉下马！”而且还反复要求：我不怕死，判我死刑吧！快点！还拍着自己的胸脯说：哼，朝这儿开枪吧！我决不后退半步！

　　在１９７６年４月，毛泽东还活着的中国，攻击毛主席属于特大特大死罪。马上给他脚腕砸上死囚镣子，号称１８斤重，铁链比手指头都粗，栓犀牛的脚都行。

　　所有人都认为他必死无疑。他的“反动气焰”之高，全大同市没有第二人。彭德怀干不出来，郭沫若更干不出来，即使董存瑞，黄继光也不见得有他这么大的勇气。

　　胡陵章后来告诉我：当时他就一个念头：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死了，自己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然而出乎意料，１９７６年５月１４日宣布判决时，却只给他判了个无期徒刑。大同市中级法院上报的是死刑，立即执行。但省委最后定的却是无期徒刑。可能考虑到他只给厂领导写信，并没有公开张贴。

　　判完刑后不久，他被送到山西省祈县第一监狱。因为拒不认罪，撕毁囚衣，　而被当成典型，交给犯人进行“帮助”。这些犯人巴不得有机会立功，如狼似虎地“帮助”他，边打边问：“认罪不认罪？”　他就死活不认。连着斗了他两个星期，天天挨攫，深弯着腰，被犯人打用棍子打，屁股打烂，落下深深的伤疤。大腿后面的一根筋疼得连炕也趴不上去，但他还是没认。

　　一个老犯人悄悄对他说：“算了吧，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别鸡蛋碰石头了，　我们都是有死罪的人，人民政府不杀就够宽大的了，我打心眼儿里感谢人民政府。”
　　胡陵章说：“四五运动是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革命行动，我替四五说话有何罪？我没罪可认。”
　　“那放火，烧汽车，冲人民大会堂，打人也都没错吗？”
　　“这是给逼出来的！”
　　老犯人一本正经道：“可让那些外国记者看了，国际影响多不好！”
　　“国家都这个地步了，还顾及什么国际影响？”
　　那老犯人气的狠狠踢了胡陵章一脚。

　　于是，给他砸上了２４斤重的脚镣，５个大铁链，每个铁链径粗１８毫米，拴大象也绰绰有余。６０厘米长，每步不能迈大，跟唱戏的一样要走小步。按着他的腿在铁砧上砸的时候，他嘴还硬：尝尝你们的脚镣子，没什么了不起！看守气愤之极，又用绳子狠狠给他捆绑起来，直给他勒昏死过去。等他醒来后，已经关在了禁闭室。这是１９７６年８月，他进监狱后两个月发生的事。禁闭室是监狱中的监狱。有４平方米大。一半是土炕，一半是空地。构造像个猪圈。一排８间小屋，彼此之间有墙相隔。

　　他戴着沉重的脚镣，走路抬不起腿，得拖着走。两个脚踝骨都给磨破。他撕了条床单裹着脚腕，看守却严厉禁止——犯人不许用布垫着脚镣。理由是：戒具代表法律，而法律不能走样，垫了布有损法律的威严。

　　在禁闭室里，他的皮带被搜走，一站起来就要提着裤子。眼镜也不许戴，连值星员的长相都始终没看清楚（禁闭室日常事务由值星员管理，值星员是表现好的犯人）。有一次，监狱发囚服，他又给扯了。值星员把他反绑起来，吊到窗户上的铁棍上，双脚离地，悬空吊了一夜，以示惩罚。

　　在禁闭室里，每天的任务是坐在小炕上反省。说话声大了要打；擅自站起来要打；弄响镣子要打；靠着墙坐要打；被子没迭好也要打……在长达１９个月的单独囚禁中，胡陵章平均每星期都要挨一次打。看守们知道他恶毒攻击毛主席，死心塌地与政府为敌，随时有可能杀掉，对他毫不手软。反正是快死的人，怎么收拾也不为过。这段期间，胡陵章所遭受毒打，远比一条狗多，甚至比一匹拉车的马也多！屁股被打破，留下深深的大疤。

　　胡陵章后来对我说：“吊在窗户上两次；两手和两脚倒背着绑在一起３次，最短一黑夜，最长捆了２０小时，不能躺，不能站，不能坐；飞机铐５次，夏天两次，冬天３次；捆木板至少２０次。我最怵捆木板，一捆就是一天一夜。说３０次有点儿冤枉他们，但２０次绝对有。木板宽半米，长２米　，中间架空，把我按躺在上面，带铐带镣，像棍子一样直直地绑在木板上，使劲勒你呀，人的脊柱是弓形的，可是他们用绳子硬给你勒成钢棍一样笔直，松绑时，全身都是血印子，　腰也给捆僵了，动弹不了，死疼。干这些的都是犯人。看守不直接绑，让犯人治你。”

　　在那里面，你要听话驯服，人权还算有一点点。但你若调皮捣蛋，蔑视专政机关，就不客气了。不要说什么人权，连猪权狗权也没有，怎么让你难受就怎么来。如把你俩胳膊一上一下斜着从背后用手铐铐上（即飞机铐），把你双手和双脚反绑在一起……胡陵章全尝到了。禁闭室隔壁就是猪圈，那里面的猪可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对待。

　　我曾经好奇地问：你的骨头成分也和别人一样以磷酸盐为主，钙质并不格外多。为什么你的骨头这么硬？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气的。１９７６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太不讲道理了，纯粹以势压人，以力压人。一生气，哪怕平时最胆小害羞的人，也会干出不平常的事来。他就是靠着这股气，宁死不屈。
　　人睡觉时，身体可以自由自在翻身，不能老一个姿势。若把你像木棍一样直直地绑在木板上，四肢和全身一点无法动，连落在脸上的苍蝇和蚊子都无法赶走，那是什么滋味？

　　有一回，他被捆在木板上，正巧管教科长来巡视，问看守：“他怎么了？”
　　值星员说：“反改造，不老实。”
　　管教科长喝道：“胡陵章，你死到临头，还不老实？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头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天，地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地，你敢不伏法？”
　　胡陵章顶撞道：“科长，你们绑人才犯法呢！我没罪，就不服你这个法。”

　　由于多次长时间地给他绑在木板上，以后他见了长木板就害怕。

　　鉴于胡陵章坚决不认罪，猖狂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反革命气焰嚣张”，在犯人中影响极坏，狱方于１９７６年８月份正式打报告要求改判他死刑。也就是给他关禁闭室之后不久，刚进监狱两个来月。

　　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６日毛泽东病逝。为稳定形势，震慑罪犯，９月下旬，祁县地区中级法院开始提审胡陵章，准备改判死刑。

　　法官向他宣布：你在伏刑期间，仍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猖狂攻击党和政府，实属罪大恶极。省一监已向本院提出报告，要求从严惩处。现在我们就要做出最后判决，你还有话要说吗？

　　胡陵章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默默无语。本来一抓进来，他就抱着尽快被枪毙的决心，从没想着活着出去。但真正死到临头时，却又百感交集。

　　法官问：“为什么流泪？”
　　他摇摇头。
　　法官问：“什么意思？”
　　胡陵章说：“只后悔一件事——应该把那封信抄成大字报公开贴出来！”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几天后，１０月６日“四人帮”被抓，中国政治形势立刻发生剧变，胡陵章又一次侥幸躲过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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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３日才正式把胡陵章从禁闭室放出来，他总共蹲了５８６天狱中之狱，即一年零７个月的单身禁闭。手指甲长了，用牙咬，或者在水泥墙上磨。当铁匠把脚镣上的铆钉给砸下来，卸下２４斤重负，他双脚反不会走路了，不知道要迈多高的腿，走多大的步伐。

　　鉴于邓小平复出，胡陵章的父亲开始上访，要求为儿子翻案。最初，大同市中级法院给市委打报告要改判胡陵章为２０年徒刑。后来，大同市委定为改判５年徒刑。他们都强调胡陵章虽然为邓小平说了话，但他攻击了毛主席，犯有反革命罪。最后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的过问下，才同意无罪释放。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１日，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胡陵章，男，３１岁，职员出身，学生成分，江苏省南京市人，原系大同市矿山机械厂工人。本院于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四日以（７６）法刑字第２３号刑事判决书按现行反革命罪判处胡陵章无期徒刑。现经复查认为：胡陵章于一九七六年四月首都天安门事件后，写小字报反对“四人帮”，为邓副主席被诬陷鸣不平，是革命行动，原判是错误的。为此撤销本院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四日（７６）法刑字第２３号刑事判决书，宣告胡陵章无罪，予以彻底平反。
胡陵章这样恶毒攻击毛泽东的人能平反，让很多人瞠目结舌。

　　要知道，他多次狂呼：“舍得一身剐，敢把老毛拉下马！”仅这一条就够判他好几个死刑的（有专家指出，德国希特勒时代规定，“侮辱元首者，拘留两星期”。而我们中国那个时候，只要对伟大领袖说一个不字，出身不好者通常要被枪毙）。

　　——说到根子上，还是多亏了耀邦，冲破禁区，果断地坚决地把一些涉及到毛泽东的重大案子给平了反。张志新是一例，李九莲是一例，胡陵章也是一例。

　　出狱后，他继续在锻压车间当炉前工。厂里也不给他开个平反大会，理由是市里已经开了，没必要再开。有人给他出主意，应该给有关部门提提工作安排的问题，关了这么长时间小号，身体受到了严重摧残。他拒绝了。他说他不用照顾，讨厌照顾。

　　１９７８年４月回家探亲，路过北京，他特地来北京大学与我见面。我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前的草坪上长谈了十多个小时。晚上我送他到北京火车站时，又继续聊，因为聊，竟把火车给误了！想想吧，他在死囚牢房里度过５８６个日日夜夜。形单影只，从早到晚就一个人独处，一个人吃，一个人睡，一个人熬钟点。给禁锢在一个４平方米的小小空间，熬了５８６个２４小时。其间左邻右舍的犯人被杀了４个……有多少话要倾诉啊。

　　我在候车室里陪了他一晚上。早上５时醒了后，又接着聊，直到乘９点的火车挥泪分手。听他叙述，好像闻到了监狱中脚镣上的铁锈气味。令我震动不已，热泪盈眶。

　　可惜他不爱写信，从此之后天各一方，联系渐渐稀少。

　　１９８９年后，我来到了海外，与胡陵章彻底失去了联系。
　　他是我生平所接触的第一个始终不低头认罪，两次要判死刑的“现行反革命犯”。从头到尾，始终没有低头认罪，始终没有批过一句老邓。

　　有人说他有精神病。

　　前苏联把很多政治上有不同看法的人打成精神病，并关进疯人院。自古以来，很多有成就的人最初都曾被认为是疯子。

　　有人说他气量狭小。

　　人干一件事，必须气量小。这样才能把力量聚集在一点上，产生高压高能。如果气量大，什么事都不生气，都无所谓，听之任之，他绝对一事无成。

　　胡陵章为了一个观点，一个思想，一个见解，不惜去死。如果这叫气量小的话，那这样的“气量小”伟大的很，这样的“气量小”令人敬佩！

　　他用生命为邓小平说了话，拔了闯，经受了惨痛的肉体折磨。可平反后，《大同报》只给他登了一个小小的消息。《山西日报》记者把文章都写好了，但省委管宣传的领导王大任不同意发表，原因是他批评了毛泽东。于是他的事迹再没有宣传。他是英雄，却没有得到英雄应该得到的鲜花，他的名字在大同市昙花一现，马上就被人们遗忘。平反后连对象也不好找，女同志担心他这四五英雄有精神病。以后，他随父亲调到了桂林，渐渐断了联系。

　　当时四五英雄很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等报刊上介绍过不少，如庄辛辛、窦守芳、韩志雄、贺延光、曹志杰、李西宁等等。但是没有报道的是大多数，这些人始终默默无闻。

　　胡陵章就是其中的无名英雄之一。

　　戴上死囚脚镣，单独关禁闭５８６天，整夜整夜被绑被吊，猪蹄扣，捆板子，惨苦兮！为邓小平舍生取义，两次险些丧命，老邓掌权后却不溜不添，不挟功索赏，直到现在隐姓埋名，无人知晓，刚正兮！

　　这才是中国的真正男子汉！

　　转眼，四五天安门运动已经过去３０年。从１９７９年我们分手到现在，２７年过去了。
胡陵章，我的好兄弟，你现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