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00）

我的文革（100）

 

（三十八）“二月逆流”

 

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到二月上旬这前后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可以说是青浦造反派最风光的黄金岁月。借了市区造反派“一月革命”胜利的东风，我们郊区的造反派在与当权派的斗争中也是节节胜利。保守派组织消声匿迹。至少在县城中，似乎已是造反派一统天下的大好局面了。可是好景不长，就在许多造反派感到被当权派打压的恐惧渐渐退去，春风得意，意气风发的时候，一场巨大的灾难几乎无预警地兜头扑来，把他们打趴在地。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凌晨，青浦突然发生了取缔“红卫军”的“二·一四事件 ”。紧接着又发生了“二·一七事件”，青浦最早成立的学生组织青浦中学“红旗战斗团”和以“红旗”为核心的全县最大的造反派组织“联总”，一夜之间被砸。从这一天起，全国性的、自上而下的“二月逆流”（有的地方叫“二月镇反”）的白色恐怖就笼罩了全县。几乎所有造反派组织都遭到了军队的镇压。许多造反派头头锒铛入狱。青浦的文革几乎就此夭折。镇压发生时，还正是农历新年期间。

“一月革命”以后，紧接着的就是一九六七年的春节。二月九日是农历大年初一。因为中共要“移风易俗”，国务院在一月二十九日发了个《关于今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说：“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但是，数千年来春节一直是中华民族最大的节日，与家人团聚过年是中国人最大的愿望。这种习俗根深蒂固，自然不会因为中共一声令下就被废除。更有些职工家在外地，就盼着在新年里享受一年一次的探亲假与家人团聚，取消假期岂非不通人情？因此几乎所有单位的领导对这个《通知》都采取了变通的办法，就是等过了大年初三——名义上春节三天，国定假日已过——再让大家补休。

我自家中被抄家，母亲一直不要我回家，大约是担心我回家后再次被人截住受辱。我也一直害怕回练塘。因为那个时代什么事都可发生。如果有人要找你麻烦，随便找一个就是理由。天冷了，棉衣是母亲要四姐给我送来的。但这次春节放大假，站里的同事都回家了，一些路远家在苏州、无锡的也都回去了，我没有理由再不回家。因此，我在初四这天也踏上了归程。我差不多已经有四个月没有回过家了，坐在回家的小轮船上，发动机“突、突、突、突”地将船震个不停，我的心也“噗、噗、噗、噗”地忐忑不已，不知家中现在是怎么一副样子。虽然我早已知道抄家时被封的房间后来就启封了，但房子被房管所没收，要月月交十元房租，不然就要被扫地出门，自己另找房子住。十元人民币在当时普通人不过月入三、四十元的情况下不是一个小数，但为了保住父亲辛苦创下的产业不致永远失去，母亲咬牙承受了。还有，我不知道母亲在街道有没有受到歧视，三个妹妹在家日子怎么过？船到练塘码头，我随众人上了岸，却脚步迟疑，是一步一步挨着走回家的，真正体会到了“近乡情更怯”的滋味。到家，推开半掩的门，见到了母亲。虽然是新年，虽然是儿子回家，母亲脸上仍没有笑容，只是淡淡地与我打了个招呼。我打量了一下四周，抄家时被敲破的墙壁并没有修好，只是用石灰纸筋草草地填了一下破洞。撬坏的地板也没有重新铺好，只是用钉子钉死了不让移动而已。因此是地板是高低不平的，墙壁上千疮百孔。厨房中的灶头被扒掉后没有重垒新的。一只平日烧水、烧饭用的、外面铁皮也已烂掉了的煤球炉倒还在。此外还多了一只用破缸做的行灶。看着这一片凄凉、破败的景象，我立刻感受到了自抄家以来就一直盘踞在家中的那股让人感到压抑、凄凉的气氛，至今没有散去。因此，尽管是在春节中，与母亲和几个妹妹在一起，吃的副食品比平时也要好些，我也感受不到一丝欢乐。

春节国定假日三天，加一天星期天共四天。我在家中待了三天。三天中我没有上过街，街上也无过去过春节的热闹和喜气；也没有去亲戚家走走拜年等事，自抄家以来已是六亲断绝。我原打算十五日初七乘中午的船回青浦。十四日年初六那天晚上，我已睡在床上,有意无意地听着外面街上高音喇叭播送的县有线广播站的新闻节目。一九五八年县里建立了有线广播站，各公社、镇也都设立了分站，每条街道、每个村庄都装了高音喇叭，从早上五点起到晚上十点止，不停地播送新闻和娱乐节目，你不听也得听。已经有点迷迷糊糊了，突然我听到喇叭里传来一种近似歇斯底里的口号声：“坚决拥护党中央取缔‘红卫军’反动组织的决定！”“‘红卫军’一小撮坏头头不投降就叫它灭亡！”。我一下激灵得清醒了。“红卫军”怎么了？“红卫军”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中成立的一个跨行业的群众造反组织，成员基本上都是解放军和志愿军的退伍、复员、转业军人。在一般人眼里，这个组织政治上比一般造反派组织还要过硬，怎么一下成了反动组织了？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因为都是造反派，所谓兔死狐悲、唇亡齿寒，听到“红卫军”被取缔的消息，我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祥感觉。我急切想弄明白原因，决定提前回青浦。一晚没有睡好，挨到天明起身，吃了早饭，我就告别母亲，急急地到轮船站乘早班轮船回了青浦。

中午回到青浦。一路上都是关于拥护取缔“红卫军”的大标语。我注意看了一下落款，大多是“农革司”、“农红司”的，也有一些是造反派组织写的。到了站里一看，休假回来的人还不多。我先去食堂吃了中饭，然后上街打探消息。我在大街上工人文化宫门前的一个专贴各类消息的报栏上看到一张油印的传单，是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通告》勒令所有全国性组织一律“取消”。而取消的理由是：“他们都不是自下而上地在全国各地真正的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少数人临时凑合在一起组成的。其中，还有极少数组织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搞起来的。”通告发出日期是二月十二日。我觉得这个理由十分牵强，那时除了基层单位的造反组织头头有些是民主选举产生的，那些地区性的大组织头头，有几个是民主选举的？还不都是造反大旗一举，各路人马前来投靠，自然地水涨船高当上了大组织的头头。因此我想，中共取缔这些组织看来另有原因。

在这个报栏上还有一张刚贴不久的传单，浆糊还是湿的，标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布告》全文如下：

“经查：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全国国营农埸红色造反兵团等组织，为反动组织。他们大肆进行造谣污蔑，挑动武斗，大搞经济主义，冲击国家首脑机关，抢劫、破坏国家财产，霸占房屋，奸淫妇女等一系列罪恶活动。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一致要求，决定予以取缔，逮捕其首要分子和个别极坏的分子，对受蒙蔽的一般成员，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揭发反动头目的罪恶，立即返回原地区、原单位，一般不予追究。

另查：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全国军垦战士革命造反团、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组织，为非法组织，决定予以取缔。其它所在北京的所谓全国性的群众组织，都是非法的。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告，应当立即解散，它们的成员要立即回到原区、原单位。”

布告发出的日期是二月十五日。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的布告几个小时就传到几千里外的青浦来了，速度真快！

布告中第一个“经查”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就是前不久江青等人接见，并为他们的不公遭遇声泪俱下的那个造反组织，现在这么快就遭到了取缔。从这张布告中所列的几个组织看，大多是临时工、合同工，以及上山下乡去边疆农场的知青造反组织。由此我再次深深感受到了中共对临时工、合同工和支边知青的歧视和他们在政治上所处的危险境地。因为，在中共一系列政策配套的运作下，沦落到只能当临时工，或被动员去“建设边疆、农村”的城市知青，占相当大比例都是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在中共看来，这些人造反能造什么人反？自然是造无产阶级的反，造共产党的反。所以取缔他们，正是防止他们乘机作乱、实行阶级报复的预防措施。想到这里，我的心猛地一沉，仿佛被人猛击了一拳，“一月革命”以来好不容易积聚的、自以为革命的一点自信，顷刻间消散得无影无踪。我又注意到布告中点到名的“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心想这就是取缔“红卫军”的理由了。但是，这个组织与我们青浦的“红卫军”是不是同一个组织呢？会不会仅是名字巧合呢？如果不是巧合，我怎么从来也没有听说过青浦“红卫军”还有个上级组织，而这个上级有一个“国际红卫军”的名称？

我带着深深的疑惑回到站里。此时，回站的同事渐渐多起来。大家对取缔“红卫军”这件事也都惊疑不定。但因为命令出自中央，出于谨慎，大家也不敢多说什么。晚饭后，我又去街上察看动静，见到又有新的一批大标语出来。这批新的大标语写的是“‘联总’与反动组织‘红卫军’勾勾搭搭决无好下场！”“‘联总’与‘红卫军’狼狈为奸，罪该万死！”“‘红卫军’和‘联总’是一根藤上的两个毒瓜！”具名的仍是“农革司”、“农红司”这些组织。我吃了一惊，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又将“红卫军”的事牵扯到了“联总”头上？以前，因为大家都是造反组织，彼此之间多少都有一点来往。如果说“联总”与“红卫军”有过“勾勾搭搭”，你“农革司”、“农红司”难道就没有与“红卫军”勾搭过？如果说因为与“红卫军”有过一点关系，就是“狼狈为奸”，就要“罪该万死”，这样株连下来，全县所有造反组织统统都可诛连到。我又想，“农革司”在县里算是比较大的农民造反组织，但不是最大的，最大的组织是“联总”，号称十万人。“农革司”砸“红卫军”，还可说仗着人多势众；现在又想对“联总”下手，单凭它的力量我想是做不到的，而且估计它们也没有这样大的胆量，所以“农革司”的背后一定还有人。可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我一时无从猜测。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来麻烦事还在后面。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后我一直在思考中央为什么不准成立全国性造反组织，不准退伍军人单独成立“红卫军”的原因？我将几个月来的文革形势细细回想了一遍，觉得这个答案似乎不难回答。我猜：中共不准成立全国性组织，主要是害怕造反组织大了，一个组织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跨省跨市的，难以控制。尤其这些临时工、上山下乡知青组成的造反组织，中共心知肚明，共产党长期对他们打压，将他们社会边缘化，沦落在社会最底层，他们是决不会热爱共产党的。他们的造反决不会单纯是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走资派”的反，而有可能是造整个中共的反。因此必须在他们还没有成气候之前就摧毁掉这些组织。这样的组织，不要说是全国性的，就是地方的一个小组织，中共也是不容它存在的。

至于“红卫军”，这样一个基本上由退伍复员军人组成的造反组织，如果被别有用心者操纵，一旦有了枪，那就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了。论实战能力，这批老兵恐怕比没有真打过仗的正规军新兵还强。再进一层分析，一般人以为复员军人必定是爱党的，其实未必。因为退、复军人的政治待遇也是有差别的。以我们单位为例，全单位有六个复员军人，两个入了共产党的在单位内都当了科室负责人，工资也高一些，他们都没有造反；四个不是党员的都没有当上官，工资与其他员工一样，他们都参加了造反派，其中两个还跨组织参加了“红卫军”。由此可见，参加“红卫军”的退、复军人大多在政治上是不得意的。我想中共对“红卫军”组织的政治情况一定也是做过分析的。这样的组织，对于中共政权来说简直是致命的威胁，比“全红总”还可怕。所以，尽管“红卫军”其实与一般的造反派组织一样，但站在中共的立场对他们就不得不特别予以提防。而这，我想就是“红卫军”被勒令解散的真正原因了。过去这些人都为中共卖过命，有的还立过功，但现在时移势异，一旦被怀疑是中共政权的威胁，那就一切都免谈了。不过单独取缔“红卫军”可能难以公开理由，现在趁着取缔全国性组织的机会，就可不显山、不露水地把“红卫军”一并取缔掉。其实据我所知，虽然全国各地成立“红卫军”的很多，但他们没有全国性的组织。青浦的“红卫军”就好像是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