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99）
第六件事：是国内爆发了反苏新高潮。
事情的起因是一月下旬我国有一批留学欧洲的学生奉命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在途经莫斯科时举行集会游行，高呼反对苏共“现代修正主义”的口号，到红场向列宁和斯大林墓献花，暗示现在的苏共领导人已经背叛了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原则，向莫斯科市民派发《毛泽东语录》宣传毛泽东思想，并散发介绍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意在鼓动苏联人民也学中国人民的样，起来批判苏共领导集团。此举遭到莫斯科警察的暴力驱赶。于是中共下令全国各地城乡都要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向苏共的“暴行”表示强烈抗议。我们青浦县城也组织了数千人的集会抗议，会后在环县城的马路上游行了一圈。我们单位全体员工，除了地、富、反、坏、右分子，也都参加了，
对这件事，在我看了报上比较详细的报道后内心是深不以为然的。我觉得：你中共不是一直说在国际关系上要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吗？那么人家国内“修”不“修”，关你什么事呢？你在国际上发动“反修”斗争，还支持留学生在人家的地盘上搞这些事，难道不算干涉内政？留学生回国路过人家国家，却去搞反人家政府的活动，上门挑衅，人家怎能容你在他们的国家撒野？遭人家“暴力驱赶”正是自取其辱，罪有应得！我不能肯定这些留学生是奉命行事还是自发的行动。因两者都有可能。当年能被国家选中去外国留学的都不是寻常人，是作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材来培养的。挑选这些人首要一条是政治可靠，且要有特殊背景，大多是烈族、高级干部子弟。因此这批人大多思想偏左，而且个个自命不凡，做出这样出格的举动也就毫不奇怪。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中国的红卫兵跑到苏联莫斯科去闹事了。但不排除还有另一种可能。五十年代从苏联、东欧留学回来的人个个吃香，在领导和群众眼里他们是“又红又专”的完美结合，得到单位的重用。但是六十年代初“反修”运动开始后，留苏留东欧的人就渐渐不那么吃香了。到文革，他们有很多被人视为“修正主义苗子”或“里通外国”的嫌疑犯受到批判审查。这批留欧学生很可能也有这样的心理阴影，所以趁着经过莫斯科这个“苏修老窝”的机会，赶紧用实际行动来表示一下他们敢于和“苏修”斗争的决心，回国后好过文革这一关。据我个人猜测，这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不过无论是留学生莫斯科闹事，还是国内的抗议示威游行，我认为统统是无理取闹的闹剧。
第七件事：上海发生了第一次“炮打张春桥事件”（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还有第二次“炮打”）。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发生“炮打张春桥事件”。张春桥原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主管文教的书记，此时的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一月初，他和姚文元奉毛泽东之命回到上海，就一直扮演中央特派指导上海文革的角色。因为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先斩后奏”的做法得到毛泽东的赞许，也获得上海造反派的信任，接着上海的“一月革命”得到中共中央接连的、破天荒的褒扬，虽然“一月革命”的发生与张春桥无关，但随着上海造反派的政治地位不断高涨，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人民眼里也是声誉日隆。当时张春桥在我的心目中，觉得他是真正能领会毛泽东文革意图的人，有胆有识，比陈伯达要高明一筹；不然，他就不敢在安亭自作主张签字承认“工总司”提出的五条要求。但就在这样“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日子里，传来炮打张春桥的消息，不免令人惊讶。炮打的主角是“红革会”（上海市红卫兵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炮司”（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和“红三司”（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这些都是上海最大、最“响当当”的左派红卫兵学生组织。“红革会”自从“《解放日报》事件”以后，它在上海造反派中的地位仅次于“工总司”。“红革会”、“炮司”也都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上的签名组织。他们出来“炮打”张春桥，就引起了全上海的震动。其实，早在一月中旬，他们就贴出过《一问张春桥》、《二十问张春桥》的大字报。他们提出的疑问很多，主要是怀疑张春桥是 “叛徒”，并说他的老婆也是叛徒。其次一个理由是上海市委“烂掉了”，从陈丕显、曹荻秋以下一大批市委、市政府领导干部统统都被打倒了，唯独张春桥还在台上指手划脚以革命左派面目出现，难道市委的错误他就没份？就他一个是好人？张春桥长期担任《解放日报》的总编、社长，以后又是市委书记处的文教书记，《解放日报》长期放毒他没有责任？第三个理由是他们查到了张春桥在三十年代以“狄克”为笔名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有对鲁迅不恭敬的言辞。文革中，正是鲁迅地位被捧得最高的年代，大有文化界“圣人”的架势。凡被鲁迅批评过的或攻击过鲁迅的都是坏人。中央文化部门领导人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曾被鲁迅在一篇杂文中称为“四条汉子”，文革初期就成了证明他们从来就不是好人应该打倒的证据。张春桥的这篇文章现在也被红卫兵们认为是“攻击鲁迅”的证据。还有一些理由是说他在上海拉帮结派，拉一派打一派，等等。
当“炮打”发生时，风声鹤唳，仿佛天都要坍下来似的。听说“工总司”内也有人动摇，吃不准张春桥“叛徒”的消息究竟是真是假，迅速派人到北京打探中央的态度。“炮打”的消息传到青浦，我们很多人感到吃惊，但也有些相信。文革以来，多少老干部被揭发是叛徒、假党员、阶级异己分子，多一个“叛徒”张春桥也不是不可能。只是说人家是“叛徒”，必要人家被捕过，但“炮打”的人提不出张春桥被捕过的证据。至于说张春桥拉帮结派，我们觉得是事实。社会上早有许多传闻，如说他对“工总司”的司令潘国平看不顺眼，比较喜欢王洪文，因此常常故意压低潘国平在“工总司”内的地位。又说他对徐景贤最信任，对市委机关造反派也重视，因此故意压低“工总司”的地位。按理说“工总司”对上海文革的贡献最大，但“工总司”任何一个头头的政治地位都没有徐景贤高，张春桥、姚文元之后就是他最大，人称“徐老三”。（按：王洪文在市革会内排名超过徐景贤是后来的事。）因此“工总司”与徐景贤不和的消息也早就在社会上流传。这次“炮打”也牵连到徐景贤。“红革会”为了找到更多张春桥在上海“搞阴谋”的证据，将最知情的徐景贤扣押在复旦大学。张春桥出动了上海警备区军队包围复旦大学，勒令学生交出徐景贤。那时的学生天不怕，地不怕，当然也不怕警备区的军人。他们抗议张春桥“派兵镇压学生”。在此之前“红革会”学生对张春桥还只是私下怀疑，这一来他们就公开“炮打”了。
当时，我对张春桥个人并无多大好感，但也无多少恶感，只觉得这个人比较阴，城府深而已。他是不是叛徒我们无从得知真假。我只是担心以张春桥现在的地位和他对上海造反派不遗余力的支持，一旦真的被揪出来打倒，对上海造反派势必要造成冲击。这就不是好事了。就在这个时候，一月二十九日传来了中央文革小组发来特急电报的消息。电报是打给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并转红革会的。内容共有五条，其中第一条就直截了当地说：“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炮打”张春桥就是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在当时，中央文革的威信还是很高的，这一顶政治“大帽子”压下来，“炮打”立刻“哑了火”。从此，“红革会”在社会上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听说“工总司”的一些头头如王秀珍等人，私下对“红革会”头头还是很同情的。他们在《解放日报》事件中有过共同战斗的友谊。
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为庆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召开了上海各界一百万人参加的成立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出席大会并讲了话。大会依贵州、黑龙江省夺权的惯例，向毛泽东、党中央发了“致敬电”。会后，大家静待中央的好消息，预期《人民日报》第二天就会将消息刊登出来，并像刊登贵州、黑龙江夺权消息一样，发表社论以示祝贺。但是，过了几天竟然没有动静。于是种种猜测、谣言又出来了。很多人立刻联想到是不是张春桥真的有历史问题，所以中央迟迟不予承认。直到二月二十四日， 上海再召开庆祝“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张春桥在会上解释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中央所以迟迟不表态的原因，是因为原来取的名字“公社”不妥，许多疑虑才烟消云散。
第八件事：中共中央定性“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对刘少奇重锤出击。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批示下发了《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关于此案，根据当时各种红卫兵、造反派的小报透露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在一九三一年前后，中共北方局有大批干部被国民政府逮捕，其中大部分重要干部被关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内。一九三六年三月，刘少奇到华北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因感干部严重不足，从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那里了解到这些人大多刑期已满，但因为不肯履行发一个认罪改悔声明的手续而不能出狱。刘考虑到日军可能很快会进攻华北，如果这批人落入日军之手很可能有生命危险，而且这批人不出来也不利华北的工作。为此，刘少奇请示党中央，要求中央同意这批干部履行一个手续以求获得释放。当时党中央负责人是张闻天，他同其他几个领导人商量后批准了刘少奇的要求。于是刘少奇以党的名义指示狱中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共六十一人，办了一个悔改声明，申明从此脱离共产党不再参与反政府活动，然后出狱。一九四四年三月，中共筹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中有“七大”正式代表二人，候补代表二人。“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在审查代表资格时，对薄一波等人的情况经过讨论认为，不能将他们的出狱以“自首”论处，因而薄一波等四人都符合代表资格。所以这件事在中共“七大”时实际已作了结论。但是现在到了文革中，毛泽东不认旧账重新将此事提出来，而且将此事定性为“叛党”。
对这件事我个人认为，“七大”之后还有“八大”，这么多年对“六十一人案”都没有提出异议，现在突然推翻旧议，显然毛泽东的目的是为了清除刘少奇的势力。因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党和政府的高级官员。将这些人定为叛徒，刘少奇在党内经营了几十年的势力基本上就土崩瓦解了。同时，因为刘少奇是这件“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主要责任者，也为进一步罗织刘少奇的罪名，特别是指控刘少奇本人也是叛徒，作了舆论铺垫和组织准备。当时，有一些红卫兵小报已经在影射刘少奇也是叛徒了。
接着在四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写的大块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提出了八大问，矛头直指刘少奇。联系到不久前中央下发的“抓叛徒”文件，我意识到这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发起的新一轮进攻。看这样的架势，刘少奇决不是降级就可了事的了，而是要彻底打倒了。也许毛泽东也明白，要打倒刘少奇单单靠文革初期推行资反路线的罪名是不能服人的。戚本禹将刘少奇好多年前看电影时说的一句话也挖出来批判，无非是在证明刘少奇从来也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是我认为，且不说刘少奇当年是否真说过这样的话，即使真说过也不代表他就犯了大错了。看一个电影，各人观点不同，你认为这部电影好，难道别人就不能说不好？你认为这个电影是宣扬了卖国主义就一定是卖国主义，不能是爱国主义的么？现在这种做法岂不是太霸道了！退一万步说，即使刘少奇的观点真是错了，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看一部电影看走了眼难道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了？但转头一想，共产党不都是这样吗！过去的反右派运动，还有文革前阶段的批“三家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也都是这样做的吗？就是刘少奇本人，以前对人也不都是这样的吗？由此我不禁心中暗叹，这也是报应啊。他刘少奇在延安整风中积极配合毛泽东，整肃了王明派，将毛泽东推到了党内独尊的地位，以后又帮着毛泽东整了不少人，现在终于整到自己头上了。实在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一直对刘少奇没有好感，甚至对他在文革中被整致死也并不同情，就是这个原因。直到后来我了解到他在三年大饥荒时期作出的努力，才稍稍对他有了一些敬意。
但从此以后，大众就失去了刘少奇的消息。偶尔有刘少奇在中南海被批斗的消息传来，但也不明刘少奇当时的处境究竟如何。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缺席被指责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党籍。当时听单位领导传达中央文件精神，说刘少奇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前就已病重，经常神志不清，不能走路，但中央有关部门下令不能让刘少奇死在大会前，一定要刘少奇挨到亲耳听到全会永远开除他党籍，听到他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罪名的消息才行。这样的做法令我心惊，觉得毛泽东也太过阴损狠毒了。他不仅要整死刘少奇，还要在刘少奇死前折磨他、羞辱他，让他生不如死。这是哪里来的深仇大恨？他们不曾经是最亲密的战友吗？刘少奇与毛泽东除了工作上曾经有过不同意见，不就是“四清”时顶撞过他毛泽东几句话，值得这样下毒手吗？看来“夺权”之恨，真的甚于一切，是你死我活的。
刘少奇的死讯，我们是几年后才知道的。也是传达毛泽东的一个指示。“林彪事件”后，一九七二年刘少奇的子女向中央打探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消息。毛泽东作了批示，说“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我们老百姓这才知道刘少奇已经死了。但刘少奇怎样死的，何时死的，死在何处，还都不知道。直到文革后，我们才知道刘少奇死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死在河南开封一个秘密监禁的小院中。遗体火化时被改名为刘卫黄，填报的职业是“无业”。刘少奇的死，让我活生生、血淋淋地感受到了中共党内斗争的残酷和毫无理性可言。这哪里是什么“革命党”？简直比黑社会还黑嘛！
第九件事：关于贺龙“二月兵变”“事实”的公布。
大约在六七年的三、四月间，我在青浦公安局外面的围墙上看到一份关于贺龙一九六六年“二月兵变”的大字报，揭发中共元帅贺龙在一九六六年二月策划军事政变的一些“事实”。大字报很长，写了二十多张纸，几乎把公安局的半圈围墙贴满。大字报说贺龙在一九六六年二月策划了一个政变计划。为了发动政变贺龙亲自到四川视察地形，与四川省党委书记、成都军区第二政委廖志高密谋，准备一旦发动政变就将四川作为政变的后方基地。文革开始后，贺龙又策划将军队秘密运进京城，落实政变措施。他派人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处以民兵训练为名借房子，作为政变部队驻扎的地方。
文革初期，因为军队不开展“四大”，所以有关几个解放军元帅的大字报都不多。仅有的几张主要是批评朱德的，说他种花养兰草，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六六年九月和十月初，陈毅、贺龙、叶剑英、聂荣臻等几个军委副主席曾风光一时，有不少公开讲话。特别是陈毅和叶剑英吹捧林彪是毛泽东最好的接班人，说他身体也好能活一百多岁；又教训红卫兵和学生思想不要极左，行动不要太狂，一副倚老卖老的架势。这些讲话被红卫兵广泛抄传，一时风头之健不亚于中央文革。但不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等元帅的消息没有了，却传出了贺龙策划“二月兵变”的消息，只是不知详情。不久，中共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政变的事也无人再提，我将此事几乎已完全忘了。可现在这件事又突然被人提起，我不知道重提此事的背景是什么。对于这张大字报内容的真假，我也无从判断。但我想不论贺龙有没有真的发动政变，出现这样的传闻至少说明他处境不妙。只是我当时实在想不到，这个以两把菜刀起家的“土匪元帅”竟然会在文革中被人迫害至死。而他最敬重的周恩来竟然就是迫害他的第一帮凶。
总括这段时间中发生的这许多大事，我觉得有四个动向值得关注。其中关于中共中央的动向有三个：一是大力抓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二是开始清理各种趁文革造反之机也起来“蠢蠢欲动”的阶级异己分子或敌对势力；三是准备进一步批判、打倒刘少奇。第四个是有关社会的动向，“炮打张春桥”显示了造反派之间的分化、分裂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