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北大最年轻系主任李景均秘密出走香港，身无分文困居14个月，诺奖得主穆勒亲赴香港领事馆一句话解决签证难题

1950年3月的某个夜里，李景均推开北大宿舍的门，把装满书的皮箱塞进三轮车。他抱着4岁的女儿，妻子林伯贞紧跟在后面。车夫蹬着车往前门火车站赶，北京城的夜灯一盏盏从身后掠过。

34岁时他成为北大最年轻的系主任，如今38岁的他带着全家往南逃。这一走，他再也没回来。

01

白天的时候，北京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乐天宇把李景均叫到办公室，通知他三门遗传学课程全部停止。理由是这些课程属于资产阶级伪科学，为马尔萨斯人口论服务。

李景均站在那里，手里攥着教案。他在康奈尔大学拿到遗传学博士学位，1948年出版的《群体遗传学导论》已经在美国翻印。但这些在乐天宇眼里什么都不是，甚至成了罪证。

乐天宇还要求他辞去系主任职务。李景均当场答应了，第二天就递交了辞呈。

他知道，这只是开始。1948年苏联李森科学派在全苏范围内消灭摩尔根遗传学，现在这股风吹到了北京。

他回到宿舍后，妻子看出了不对劲。林伯贞是美籍华人，1941年跟着他从美国回到战火中的中国，途中在香港被困，差点回不来。那次经历让她明白，有些时候必须立刻做决定。

李景均给邻居林传光教授留了封信，只说身体欠佳，请假数月。连夜收拾行李，把家里的米缸加满，营造短期旅行的假象。

夜里十点多，三轮车停在前门火车站。教授俞大绂和陈延熙冒着春寒赶来送行，几个人握手时没有多说话。火车开动后，李景均隔着车窗看见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月台尽头。

02

火车一路南下，途经多个检查站。李景均把文件藏在内衣口袋里，只带了必要的衣物和几本核心著作。他不确定能不能顺利离开，但已经没有退路。

在上海停留了两天，他去看望了母亲。母亲拉着他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

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过段时间。临走时，母亲塞给他一个布包，里面装着些银元和首饰。

从上海到广州又是两天车程。火车穿过长江、越过赣南山区，窗外的景色从北方的灰黄变成南方的翠绿。女儿趴在车窗上看风景，不知道这趟旅程意味着什么。

广州站人潮涌动，李景均一家混在人群里，没有引起注意。他们在市区找了家小旅馆住下，等待合适的时机前往深圳。

那几天李景均几乎没怎么睡，脑子里反复想着接下来的路。他知道一旦走了，就是公开决裂，身后的一切都回不去了。但他更清楚，如果留下来，等待他的只有无休止的批判。

03

1950年3月12日清晨，李景均一家坐上开往深圳的火车。车厢里很安静，大部分乘客都在闭目养神。李景均抱着女儿，手心一直在出汗。

火车抵达深圳后，他们转乘汽车前往罗湖口岸。那座连接内陆与香港的铁桥就在眼前，桥的那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过关时，边检人员翻看了他的证件，问了几个问题。李景均回答得很平静，只说是去香港探亲。检查人员看了看他们一家三口，盖了章放行。

走上罗湖桥的时候，李景均的腿有些发软。桥不长，但每一步都走得很慢。

桥中间有道白线，那是两边管辖的分界。他抱着女儿跨过那条线，脚下的木板发出嘎吱声。

桥对面，他的二哥李景钧站在那里等着他们。兄弟俩见面后没有多说话，只是紧紧握了手。二哥接过他手里的皮箱，带着他们往九龙方向走。

香港的街道热闹嘈杂，粤语在耳边此起彼伏。李景均一家三口跟着二哥穿过人群，最后在一栋老楼前停下。这是二哥的公寓，接下来的日子，他们就暂住在这里。

当天晚上，李景均站在窗前看着维多利亚港的灯火。他知道自己做了一个巨大的赌注——没有护照、没有签证、没有工作，前路完全未知。

04

住进二哥的公寓后，李景均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身份。他从北京带出来的证件在香港派不上用场，也不敢去内陆驻港机构办理任何手续。

他和妻子商量后，决定向美国的朋友求助。李景均在康奈尔读博士时认识了不少遗传学界的同行，那些人应该能帮上忙。他花了整整一周时间写信，把自己的处境和困难详细说明。

信寄出去后就是漫长的等待。香港的生活费用很高，二哥虽然有工作，但也负担不起三口人长期居住。李景均身上带的钱只够维持几个月，必须尽快找到出路。

每天都去邮局看有没有回信。大部分朋友的回复都很谨慎，有的婉转拒绝，有的承诺帮忙打听，但都没有具体的方案。

妻子林伯贞虽然是美籍华人，但她早年放弃了美国护照跟他回国。现在想恢复美国身份，程序复杂且需要时间。而且即使她能拿到护照，李景均和女儿的签证问题依然无解。

最困难的是心理压力。他不知道北京那边会如何反应，会不会发通缉令，会不会影响到留在内陆的亲友。这些念头每天都在脑子里转，让他夜夜失眠。

女儿还小，不明白大人们的焦虑。她每天在公寓楼下的小巷子里玩，跟邻居家的孩子学粤语。那是他们一家在香港为数不多的轻松时刻。

05

1950年6月，李景均收到一个意外的消息。他之前写给美国朋友的一封信被转给了《遗传杂志》，那家期刊的编委会决定刊登这封信。

信的内容很直接：他在北京遭遇了学术打压，摩尔根遗传学在内陆已经没有生存空间。他希望在美国找到一个教职或研究岗位，继续遗传学研究。

《遗传杂志》在信上加了个标题——遗传学在中国死亡。这个标题很刺眼，但确实反映了现实。信刊登后，在美国遗传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很多人开始关注这位被困在香港的中国学者。李景均的《群体遗传学导论》虽然是在中国出版的，但他弟弟在美国自费翻印了一些，已经在小范围内流传。那些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这是一部扎实的学术著作。

但同情归同情，真正愿意出手相助的人并不多。当时正值麦卡锡时代，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学者审查非常严格。收留一个从新中国出走的科学家，在政治上是个敏感话题。

李景均在香港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存款越来越少。二哥的公寓不大，三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连转身都困难。妻子开始考虑要不要去找份工作，至少能缓解经济压力。

就在他们几乎要放弃希望的时候，转机出现了。一个从未谋面的美国人，决定为他破例。

06

赫尔曼·穆勒拿到那期《遗传杂志》时，正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办公室里批改论文。他看到李景均的信后，放下了手里的笔。

穆勒是194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因为发现X射线可以诱导基因突变而获奖。更重要的是，他在1930年代曾经在苏联工作过，亲眼见过李森科学派是如何打压遗传学家的。

他知道李森科那一套完全不是科学，而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斗争。当年苏联著名遗传学家瓦维洛夫就是被李森科学派迫害致死的。现在这股风刮到了中国，李景均只是第一个公开逃离的人。

穆勒立刻给几个同行打电话，商量怎么帮李景均。他联系了威斯康星大学的詹姆斯·克洛，请他给《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写一篇关于李景均《群体遗传学导论》的书评。书评发表后，至少能让更多人知道李景均的学术水平。

同时，穆勒听说匹兹堡大学刚成立的公共卫生研究院正在招人。院长托马斯·派伦是前任美国卫生部长，正在组建团队。穆勒给派伦写了封长信，详细介绍了李景均的背景和研究成果。

信里他特别强调：李景均虽然年轻，但已经是中国遗传学界的领军人物。他拒绝在压力下放弃科学原则，这种勇气值得尊重和支持。

派伦回信表示愿意等待。匹兹堡大学生物统计系的系主任随即给李景均发了聘书，聘他为初级研究员。聘书寄到香港时，李景均反复看了好几遍，手都在发抖。

但聘书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难题是签证。

07

有了匹兹堡大学的聘书，李景均终于可以正式申请美国签证了。他带着所有材料去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填写了一堆表格，交了照片，开始等待。

领事馆的回复让人沮丧：他没有任何能证明国籍的有效文件。从北京带出来的证件在美领馆看来不具备法律效力，而他又无法提供其他身份证明。

这个死结让签证申请陷入僵局。穆勒得知情况后，开始给美国国务院写信。他一封接一封地解释李景均的处境，强调他的学术价值，呼吁简化审查程序。

其他美国遗传学家也加入了营救行动。有人联系了国会议员，有人给移民局官员写信，有人在学术会议上公开呼吁。这种集体行动在当时并不常见，但李景均的遭遇触动了很多科学家。

派伦利用自己曾任卫生部长的人脉，亲自去了趟华盛顿。他拜访了移民司的官员，当面递交材料，强调李景均的专业能力对美国公共卫生研究的价值。

美国国务院启动了背景调查，审查档案后给出了初步正面反馈。但最后的批准权在驻港领事馆，而那里的官员坚持要有身份证明。

李景均在香港已经待了快一年。存款早就花光了，二哥也无力继续资助。

妻子找了份临时工作，帮人翻译文件，勉强维持生计。那段时间他们搬了三次家，每次都往更便宜的地方搬。

1951年初，穆勒收到消息：他要去印度参加一个国际遗传学会议。他看着行程表，突然有了个主意——返程时途经香港，正好可以停留几天。

他立刻订了机票，给李景均发电报：我会来香港，亲自解决这个问题。

08

1951年3月，穆勒从印度飞抵香港。飞机降落在启德机场时，李景均正在九龙的出租屋里等消息。二哥一早就告诉他，穆勒已经到了。

穆勒下飞机后没有休息，直接去了美国驻港领事馆。他要求见负责移民事务的官员，递上了自己的名片——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

官员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但一提到李景均的签证，对方又开始重复那套说辞：身份证明不足，程序不完整，需要更多文件支持。

穆勒耐心听完，没有当场发作。他意识到，靠讲道理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换个方式。

当天晚上，穆勒邀请了领事馆那位官员和李景均一家共进晚餐。地点选在九龙半岛一家西餐厅，穆勒自己掏钱。

09

餐厅的灯光柔和，服务员端上了头盘。穆勒和李景均坐在一起，妻子林伯贞带着女儿坐在对面，领事馆官员坐在穆勒旁边。

整个晚餐的前半段，大家都在聊些无关紧要的话题。穆勒讲了讲印度会议的见闻，李景均分享了他在北大时的一些教学经历。气氛轻松，没人提签证的事。

吃到一半，穆勒突然转向那位官员。他的语气平静但坚定，表达了一个核心观点：在这间房间里，每个人，包括官员自己，都知道谁是李博士。

他就坐在这里。还需要其他什么身份证明吗？

这番话说得很直接，但没有任何攻击性。官员愣了一下，看看李景均，又看看穆勒，半天没说话。

穆勒接着阐述：李博士的书他读过，他的研究他了解。美国遗传学界都在等他。

匹兹堡大学的聘书已经发了，派伦院长愿意等。这些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官员放下刀叉，想了想，最后对李景均开口：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

第二天一早，李景均和妻子赶到领事馆。官员让他们补交了几张照片，重新填了两份表格，表示会把材料电报华盛顿，尽快给答复。

接下来的两个月是最煎熬的等待。李景均每天都去邮局查信，每次失望而归。妻子的临时工作也结束了，他们又搬了一次家，这次住进了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小房间。

4月底的一天，李景均收到领事馆的通知：签证批准了。他拿着那张纸，站在邮局门口，半天说不出话来。

回到家后，他们开始收拾行李。十几个月来积攒的东西并不多，两个皮箱就装完了。衣服不多，但书占了大半个箱子——那些是他的命根子。

1951年5月，李景均一家三口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船离开维多利亚港时，他站在甲板上看着香港的天际线越来越远。这座城市给了他14个月的庇护，也见证了他人生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轮船在太平洋上航行了三个星期。海面平静，天气晴好。女儿在甲板上跑来跑去，完全不知道这趟航程对一家人意味着什么。

船靠岸后，他们在旧金山上岸，转乘火车横穿美国大陆，最后抵达匹兹堡。派伦院长亲自到火车站接他们，握手时表示欢迎来到匹兹堡。

10

李景均入职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时，研究院刚成立不久，一切都在起步阶段。他被分配到生物统计系，职位是初级研究员，工资不高但够一家人生活。

他租了间小公寓，把从香港带来的书摆上书架，又买了张书桌。晚上女儿睡了以后，他就坐在灯下读文献、做笔记，慢慢适应美国的学术环境。

1951年9月，妻子生下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夫妇俩给他取名史蒂夫·穆勒·李，中间名用的就是穆勒的姓。这是他们唯一能表达感激的方式。

穆勒听说后专门来看望了他们，抱着婴儿赞叹这孩子以后肯定有出息。临走时他留下一笔钱，是给孩子的见面礼。

李景均很快在研究院站稳了脚跟。他的统计学功底扎实，又懂遗传学，这种复合背景在当时很稀缺。同事们发现，很多复杂的数据分析问题，找他总能得到清晰的解答。

1950年代中期，美国东部25家退伍军人医院联合进行一项大型癌症临床试验，测试几种化疗药物对白血病的疗效。李景均被任命为这个项目的生物统计学家。

11

李景均接手那个癌症临床试验项目后，第一件事就是设计实验方案。他提出两个核心原则：病人分组必须随机化，医生和病人都不能知道谁用的是哪种药——也就是后来说的双盲原则。

这个提议遭到了强烈反对。很多医生觉得这是对他们专业判断的不信任，有的医院代表直接质疑：随机分配病人？那不是拿病人的命开玩笑吗？

李景均没有退让。他在会议上一遍遍解释：只有随机分组才能排除人为偏见，只有双盲才能保证结果客观。如果医生知道谁用的是新药，他在观察和记录时就可能无意识地倾向某个结果。

争论持续了好几个月，项目差点因此流产。最后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介入，他们研究了李景均的方案后明确表态：如果不采用这个方法，就不提供资助。

有了这个支持，李景均的原则最终被采纳。那个临床试验持续了几年，结果证明他是对的——随机双盲设计得出的数据质量远超之前的所有研究。

这套方法后来被写进了美国FDA的审批标准，成为全世界药物测试的金标准。几十年后，无数种新药的临床试验都在用李景均当年坚持的这两个原则。

1960年，李景均被选为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这是个很高的荣誉，这个学会聚集了全美最顶尖的遗传学家。他在就职演讲中讲了讲群体遗传学的未来方向，台下坐着的都是这个领域的大人物。

同一年，他升任匹兹堡大学人类遗传学教授。原来的初级研究员头衔早就摘掉了，他现在是正教授，还兼任生物统计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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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均在匹兹堡的那些年，培养了一批学生。有几个后来成了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包括詹姆斯·尼尔、牛顿·莫顿、阿诺·莫图尔斯基，这三个人后来都当选了美国科学院院士。

他的教学风格很特别。不喜欢照本宣科，更喜欢带着学生一起推导公式、设计实验。有学生回忆，李教授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想想，如果是你遇到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办？

1961年，他出版了《人类遗传学》教材，系统整理了人类遗传学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这本书很快成为很多大学的指定教材，一直用到1990年代。

1969年，李景均接任生物统计系主任，一干就是6年。在他任内，这个系从十几个人扩展到三十多人，成为匹兹堡大学最有影响力的院系之一。

那些年他经常工作到深夜。同事路过他办公室时，总能看见灯还亮着，他坐在桌前写论文或批改学生作业。有人劝他注意身体，他笑着回应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

1975年，他卸任系主任职务，回到教学和研究岗位。接下来的7年里，他继续带研究生、写论文、参加学术会议。1982年，70岁的他正式退休，但退而不休，继续以荣誉教授的身份在学校工作。

退休后他又发表了25篇论文，大部分是关于群体遗传学理论和生物统计方法的。有些年轻学者读到这些论文，完全想不到作者已经七八十岁了。

13

1998年，匹兹堡大学校刊的记者采访了李景均。86岁的他还坚持每周去几次办公室。

记者问他如何看待1950年离开中国这个决定。

李景均沉默了一会儿，表示不后悔。如果留在那里，什么都做不了。离开是为了继续做研究，这个目标达到了。

记者又问他是否想过回去看看。

他摇了摇头，表示回不去了。那里的一切都变了，他也变了。

同一年，他获得美国人类遗传学会颁发的杰出教育奖。颁奖词里提到：李景均教授的教学和著作影响了整整一代遗传学家，他对群体遗传学的贡献将被永久铭记。

那次颁奖典礼上，他的很多学生都赶来了。有的已经是大学校长，有的是研究所所长，都专门飞到匹兹堡参加这个仪式。李景均站在台上接过奖杯时，台下掌声雷动。

他的《群体遗传学导论》在美国已经再版了好几次。这本最初在战火中的中国写成的书，后来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成为全世界群体遗传学课程的经典教材。

有学者评价：如果没有李景均的这本书，费希尔、霍尔丹、赖特这些遗传学巨人建立的理论，可能要到1970年代才能被普通研究者理解和应用。

李景均听到这些评价时，只是淡淡地表示自己只是把复杂的东西用简单的方式讲清楚，仅此而已。

14

2003年10月20日，李景均在匹兹堡的家中去世，享年91岁。消息传出后，美国人类遗传学会发了讣告，几十家大学和研究机构发来唁电。

他留下的不只是论文和著作，还有那些被他影响的学生。他们继续在世界各地从事遗传学研究，把他教的方法和理念传给下一代。

李景均的一生横跨了两个世界。在中国，他是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但只有几年时间可以自由研究和教学。在美国，他用了五十多年时间，把毕生所学贡献给科学。

他从未申请回国探访，也没有参加任何跟中国相关的学术交流。有人说他是不忘本，有人说他是放不下，但他自己从不解释。

1950年3月那个夜里，他推开北大宿舍的门往南逃时，可能想不到后半生会是这样。在香港困居的那14个月，他也不知道一个素未谋面的诺奖得主会为他奔走。

所有这些偶然，最终汇成了一个事实：李景均活了下来，继续做他想做的研究，培养了无数学生，写下了经典著作。对一个科学家来说，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