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回憶 | 那个捣毁孔庙的女红卫兵

张顺清 新华路时光

 

 2026年1月23日 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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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顺清，山东平度人，1940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教授，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历任政治系、历史系、外语系主任、党总支书记，党委宣传部部长，学校党委副书记等职。曾兼任山东省高校德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老教育工作者协会副会长。

 

 

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的女学生谭厚兰，时为北师大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公社”头头。她以“讨孔”总指挥的身份来到山东省曲阜县，掀起了一场疯狂的“讨孔”运动，使曲阜众多的文物古迹遭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

 

其时，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都在“停课闹革命”。因为可以免票乘火车，便有大批学生走出了校门，出现了全国性的红卫兵大串联，学校已无正常工作可做。

 

就是在此情势之下，我得以目睹了谭厚兰一伙儿砸碑、开大会、挖坟掘墓等种种“讨孔”的罪恶行径。

 

“文革”初期，谭厚兰在万人“讨孔”大会上讲话。

 

 

01

成立“捣毁孔家店”全国联络站

 

 

谭厚兰，个子不高，戴着眼镜，扎着两条小辫子，穿着当时流行于大江南北的红卫兵装——草绿色的军式衣裤，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她的面部表情，常常是凝重的，好像时时处处都为透出自己的威严似的。

 

谭厚兰深知，她要在曲阜“讨孔”，是必须得到曲阜当地人、当地组织的认可、支持和参与的。否则，就会势孤力单，甚至寸步难行，无法成其事。因此，她到曲阜后，首先联合当地的大、中学校的一些红卫兵组织，成立了“全国红卫兵彻底捣毁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以下简称“讨孔联络站”）。不用说，谭厚兰当然是第一领导人。

 

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开进曲阜。

 

在北京，谭厚兰与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并称为首都的“五大学生领袖”。而今，在曲阜，她又可以名正言顺地统领曲阜等地的红卫兵组织和其他人员，恣意妄为了。

 

“讨孔联络站”的成立，使谭厚兰有了出面指挥“讨孔”的名分和力量，使曲阜的一些“讨孔”组织和人员有了归属和领袖。就这样，京城内外一些“讨孔”的邪恶力量便纠合在一起了。一时之间，犹如凶猛的浊浪，在古老的曲阜大地上翻滚。

 

 

02

第一次行使“讨孔”总指挥职权

 

 

在谭厚兰来曲阜之前，当地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也有一些“讨孔”活动，但那只是些小动作。他们最大的闹腾，也就是1966年8月下旬那些时日，几百名红卫兵跑到孔府门前，唱唱歌，喊喊口号，张贴几张“捣毁孔家店”“打倒孔老二”的大字标语。他们甚至连孔府的大门也进不去。

 

谭厚兰到曲阜之后，形势大变。

 

11月15日，上午，孔府门前聚集着北师大和曲阜大、中学校的部分红卫兵，以及来曲阜串联的全国各地的一些红卫兵，还有当地的一些有组织和无组织的民众。

 

据《济宁拨乱反正》（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一书记载，共有“2000余人”。在这里，“讨孔联络站”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

 

在这里，红卫兵宣读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给国务院的抗议信》《告全国人民书》等文告，公然诬蔑国务院1961年3月4日在曲阜“三孔”等处所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是“讨孔”的绊脚石。

 

造反派在曲阜孔府捣毁文物现场，图为孔府“大成门”的匾额正被砸毁。

 

随后，他们又将国务院立在孔庙、孔林和鲁国故城等处的石碑也统统砸毁了。

 

砸了碑，对谭厚兰来说，就是搬掉了“讨孔”的绊脚石，并第一次成功地行使了“讨孔”总指挥的职权，展现了自己的权威。从此，她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了。

 

而对于当地的红卫兵来说，好似第一次上阵的战士所经受的战斗洗礼。在敢想敢干的北师大红卫兵面前，一方面他们感到自愧不如；而另一方面，他们眼见了北师大红卫兵的作为，不仅增强了胆气，并认识和找到了释放“讨孔”能量的方向和处所。

 

从这个意义上说，砸碑也为日后北师大红卫兵撤回北京，由当地红卫兵全面接手“讨孔联络站”的事体，继续“讨孔”，开始做着策略准备。

 

 

03

拉着孔像游街，辱没华夏文明
 

 

 

1966年11月28日和29日，在曲阜师范学院的操场上，“讨孔联络站”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

 

参加大会的，除了曲阜师院及其附中、山东水利学校、曲阜师范学校、曲阜一中等各校的红卫兵之外，还有曲阜县各人民公社调集来的大批农民和从工厂抽调的工人，共约10万人。

 

谭厚兰的讲话和代表发言如出一辙，都是诬说孔子思想反动、“孔家店”有罪，并指责中共曲阜县委和中共山东省委的某些领导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尊孔复古，保护“孔家店”，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应该公开检讨，向人民请罪，向毛主席请罪。

 

“讨孔”大会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就是拉着孔子像游街示众。

 

大会期间，红卫兵就把孔庙大成殿里的孔子塑像头放到解放牌大卡车的车厢正前面了。高大的头像上，还戴着一顶高帽子，上写着“头号大坏蛋孔老二”。

 

有关资料记载，此像塑于清代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像体为坐姿，在一个巨大的雕龙贴金神龛之内。其高九尺六寸，腰大十围，头戴十二旒之冕，身着十二章之服，手捧镇圭于胸前，表现了孔子“温而厉、威而猛、恭而安”的神态。

 

当年，孔子出行周游列国时，坐的是牛拉的车。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步入冥界2445年之后，其泥巴塑像竟能乘着国产的大汽车，四处去风光。

 

更荒谬的是，这次陪着孔子头像游街串巷的，也不再是颜回、子贡、子路等众弟子，而是20世纪研究其思想的专家学者。他们是余修（山东省副省长）、周予同（复旦大学教授）、严北溟（复旦大学教授）、高赞非（曲阜师范学院首任院长）等。

 

余修、周予同他们都是1962年11月在济南召开的“孔子学术讨论会”的出席者。现在，他们被红卫兵揪来，脖子上挂着姓名上画有红“×”的大牌子，作为孔子的“孝子贤孙”，同车陪着孔子像游街示众。

 

不能不说的是，周予同是拖着病体从上海来曲阜作陪的。他的学生孙言诚先生在其文章《复旦“二周”：周谷城 周予同》中写道：“周予同有心脏病，上课都要按时吃药，‘文革’中因病重瘫痪了，就这样还被拉到曲阜批斗。由于腿脚不便，批斗后掉进一条沟里爬不起来，没有人去拉他一把。最后，还是一同挨批的严北溟先生从沟里把他扶了起来。我不能想象心目中那样儒雅的周先生，怎样爬上了那条屈辱的沟坎。”（《历史学家茶座》第七辑）

 

周予同（1898—1981），浙江瑞安人。经学史家、教育家。

 

汽车出曲阜师院南大门，折而向东，在曲阜城内的古老街道上，缓缓地行进。车后，还有大批红卫兵列队随行。开道的宣传车上安着高音大喇叭，一路响个不停。不是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孔老二”之类的口号，就是介绍陪游的“牛鬼蛇神”。街道两边，站立着许多怀有不同心态的观看者，多是当地的民众。将大成殿的“万世师表“等大匾摘了下来，拉到孔林西南角纵火烧毁。

 

游街完毕，汽车开到孔林墙外西南角。那里，在一条小沟底，正焚烧着从孔庙、孔府等处拉来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等各种匾额文物，大火熊熊。

 

 

04

伤天害理，奉命扒坟掘墓

 

 

与10万人的“讨孔”大会相配合，谭厚兰等人组织的另一个“讨孔”的重大恶行，就是到孔林去扒坟掘墓。

 

大会是务虚，挖坟是务实，虚实并举，策划周密。挖谁的坟墓？流传的说法是挖前三代和后三代。实际上，挖的是孔子、孔鲤、孔祖孙三代和孔祥珂、孔令贻后两代的坟墓，并拉倒砸毁了大批石碑、华表等物。

 

因年代久远，在前三代的墓中，虽下挖了深深的坑穴，但既未见骸骨，也没出土任何文物之类的东西。在后两代衍圣公墓穴和棺椁中，挖出了不少东西。

 

“讨孔联络站”主办的《讨孔战报》1966年11月30日登载：从孔令贻的坟墓中，取出黄金630克、碎银250克、银元宝1000克、玛瑙玉器等84件。

 

可以说，谭厚兰指挥挖坟掘墓，干出这伤天害理之事，是奉某些大人物之命去完成的一项政治任务，以满足他们的某种政治需要。但随之而来的事实证明，她也打开了一个千百年来平常之人不能触碰的禁区，引发了规模更大的扒坟活动，招致了更大的破坏。大队人马，扛着铁锹，喊着口号涌进孔林，人群分别向孔子墓和孔令贻墓汇集。

 

孔令贻墓中出土的金银财宝，对亲眼见过的或虽没见到但听说过的某些人来说，成为一种很大的诱惑，激发了他们试图大发横财的欲望和行动。

 

过去没有想或不敢想的，现在敢想了；过去没想干或不敢干的现在敢干了。“向孔林进军” “一夜扒架拖拉机”，是孔林周围一些公社生产大队的行动口号和追求目标。还有的学校和单位，到孔林去建了农场，搞生产。就这样，一场后续的大破坏再次降临了孔林。

 

曲阜市的统计资料指出：在占地3000亩的孔林里，10万余座坟墓，被挖了2000余座；42000多株树木，伐了万余株；4000多通墓碑，被拉倒的近千块。

 

实际上，扒坟之事并不限于孔林。曲阜境内的孟母林、梁公林、少昊陵、东西颜林等，都遭到严重破坏。

 

红卫兵在曲阜将大成殿的“万世师表“等大匾摘了下来，拉到孔林西南角纵火烧毁。

 

《游读曲阜》（泰山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说，曲阜城东的西颜林是颜氏家族的一处大型墓葬区，占地面积190000平方米，因葬有晋唐以来的颜氏侍郎13人，故称“颜侍郎林”（简称“侍郎林”）。林区中有柏、楷等古树1770余株，碑刻300余通。文革期间，“平墓毁林，使整个墓区荡然无存”。

 

为“讨孔”，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井冈山公社创办了《讨孔战报》，编写了“讨孔”歌曲。焚烧“万世师表“大匾《讨孔战报》的创刊号是1966年11月10日出版的，其主要内容是：

 

 

 

 

谭厚兰来到曲阜之后，便指派北师大的红卫兵宣传队，在城区，在农村，到处演唱“讨孔”歌曲，吸引民众，制造“讨孔”舆论。

 

对孔老夫子竭尽羞辱之能事。

 

这里，暂且略去歌的曲谱，将其词抄录出来，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其词是：

 

 

 

 

1966年11月14日，《讨孔战报》第二期出版。从该期起，其主办单位改为“讨孔联络站”。也就是从此期开始，曲阜师院等学校便有师生参与了《讨孔战报》的采写、编辑、印发等具体工作，直到终了。

 

1967年8月底，《讨孔战报》停刊，至此，历时10个月的《讨孔战报》，共出版了23期。

 

 

05

谭厚兰疯狂“毁孔”的背后
 

 

 

 

谭厚兰，一个在读的京城大学生，带着几百红卫兵，就敢明目张胆地把国务院保护“三孔”等重点文物单位的石碑砸毁，大张旗鼓地进行“讨孔”活动，左右横行，把曲阜搞了个地覆天翻。

 

谭厚兰哪来如此的包天大胆？哪来如此搅天动地的权力？

 

其实，人们大都清楚，谭厚兰有恃无恐的曲阜之行，是大有来头的。其背后肯定有人，有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大人物在指使着她、支持着她。这个人就是能够左右文革局势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文革”领导小组核心成员陈伯达（见图）何至于对万世师表孔老夫子恨之入骨，竟利令智昏发出：“孔像可拉，孔墓可挖”有违人伦的歹毒之语。

 

对此，谭厚兰及其同伴也从不隐瞒。他们多次讲过，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他们的。而且，就在他们刚到曲阜没几天，陈伯达就发来了“孔像可拉，孔墓可挖”等内容的电报指示。

 

因此，谭厚兰来到曲阜之后，目标明确，行动果决，邪气十足，狂妄至极。

 

那时，陈伯达正是炙手可热之人。在不明就里之时，谁个敢贸然拂其意，又有谁个能够阻挡得了！

 

而今，在周公庙第三进院落的达孝门洞西侧，装置着一块谭厚兰“讨孔”时被砸毁的碑石。

 

碑的正面朝北，其上的文字显示，那原是国务院1961年3月4日公布曲阜鲁国故城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石碑缺损了右上角。被砸去的是第一行的“位”字和“单”字的右上角、第二行的“城”字和“故”字的右上角。

 

1981年修缮周公庙时，在此残碑的背面加刻了李予昂的诗，并将其移置于此。“鲁国故城”的石碑立在周公庙的门口，别看日期是1961年，其实这块石碑是近年才立的。

 

原石碑是国务院于1961年立于曲阜周公庙前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持单位标志碑，石碑上隶书刻“鲁国故城”，文化革时被砸毁，后移入周公庙内，又重立此碑。在周公庙达孝门口的原碑。

 

李予昂，曾任山东省副省长。碑上的刻文记载，1980年5月中旬，他陪客人到曲阜访问，见到文物古迹惨遭破坏的景象，“愤慨万分”，遂成诗一首：

 

 

 

 

残碑背面李予昂将“毁孔”事件昭告后人。

 

1978年5月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视察曲阜时说：“对破坏文物的首要分子要严惩”，“谭厚兰破坏‘三孔’文物该杀。”（见《齐鲁晚报》2014年1月9日《青未了》栏目）。

 

谭厚兰领受了将令，挥舞着尚方宝剑，疯狂地“讨孔”，大肆毁坏文物，给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文革后，曲阜的文物保护单位，由原来的338处锐减为87处。

 

谭厚兰有罪，有大罪，的确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另一方面，就谭厚兰个人来说，她也是一个下场悲惨的“文革”殉葬品。1970年6月，有关部门开始清算她的问题。数年后，因患癌症医治无效，还未及享受人生的美好，她就过早地离世了。

 

 

 

 

【人物简介】谭厚兰（1937—1982）湖南人，女。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58年，她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同年入党。1961年作为调干保送到北大政教系学习。期间，结识了日后升任《红旗》杂志副总编的林杰。

 

1966年的一天，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康生说：“我想了三天三夜，画了一张那里的印象图。”康生把图交给谭厚兰，接着说：“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

 

1968年7月28日凌晨，谭厚兰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次日，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师大，谭厚兰被抛在一边。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她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终年45岁，一生未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