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雪红的厄运和沙文汉的秘密报告

来源: 于 2026-01-24 09:25:24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谢雪红的厄运和沙文汉的秘密报告 -人若其名（5）

 

1949年8月至1950年5月，是谢雪红一生中的高光时刻。自从1947年11月她在香港成立台湾民主同盟、任主席以来，台盟被升格为八大民主党派之一，参予第一届政协，任政协全国委员，又被授予全国妇联执委、民主青联副主席、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在党内任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第二副书记等多种职务，加入中国代表团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不过一年时间，谢的处境一转而下，一九五一年八月在整风运动中成为主要对象，党内职务被撤销、盟内职权被架空，只挂了一个主席的头衔，随后失去妇联的职务，一九五五年二月台盟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在处理右派以前，谢除任台盟主席，仍保留全国人大代表和法案委员会委员，红十字会理事，台盟党组成员之一。直至1957年被台盟昔日同事打成右派。

 

谢雪红的厄运从何而来，可以从沙文汉1955年给谭震林的一份报告中一窥究竟。

 

58年初《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中，统战部”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有关部门、学校、团体协商提出”，对九十六名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为，四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七人撤销原有职务、监督劳动; 九人撤销原有职务、留用察看，并降低原有待遇; 十七人撤销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在十七位处理较轻者中，包括“沙文汉、曾彦修、谢雪红、贾潜、艾青、谭惕吾、陈仁炳、丁聪、彭一湖、王一鸣、李康年、姚顺甫、王造时、张云川、王一帆、储安平、谢白寒”，沙文汉和谢雪红名列前三位。

 

沙文汉何许人也？反右时，他是党内“最大的右派”。沙30年代在上海文艺界做统战工作，50年代初任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54年底任浙江省长兼统战部长。55年4月潘汉年案一出，上海追查文化人与敌特的关系，沙文汉在劫难逃。隔年5月20日，省委书记江华在会上说，浙江也有第二个潘汉年，大家要提高警惕。众人立即将目光投向沙。他在杭州的住所受到监视，电话被窃听。他没按惯例兼任省委副书记，省长职务被架空、只负责接待外宾。在此背景下，沙写了一篇给谭震林的报告 - 《关于台湾同盟工作给谭震林的报告 ，1955年》，时间大约在55年下半年，收录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沙文汉工作笔记-1957-1958年/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谭震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是1954年底从华东局第三书记、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任上调中央工作。他在52年调到华东局工作。)

 

“谭政委：

从胡风的案子，又记起台湾自治民主同盟的事情来，恐中央尚未很好注意，这里想把这事和你再说一说。因为你去华东工作时，台湾自治民主同盟的事情已差不多马马虎虎处理掉了，其中主要情况恐怕连你也不一定详细知晓的。谢雪红、杨克煌，李长根、王思翔这一帮人，我们始终怀疑，这些人可能有政治问题，现在知道王是胡风分子，而李王二人在二二八事变前则为台湾“和平日报”即军统的“扫荡报”的经理与总编辑，在谢雪红到中国后由台湾来找谢雪红的。

 

（杨克煌 - 1908年生于彰化人，21岁加入台共，1931年被捕，判刑3年。抗战胜利后，在谢雪红组织的台湾人民协会担任教育部长，在和平日报社任日文编辑。二二八事件中，参与谢的作战本部和二七部队。失败后逃亡，与谢雪红、古瑞云从左营搭乘炮艇偷渡至厦门。1947年参与创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任秘书长。参加第一届政协，1957年被打为右派，1978年病逝。

 

李长根 - 1922年生，浙江省平阳人。毕业于中央军校，长期任报纸记者和编辑、总编辑、社长、抗战胜利后在台湾任《台湾新报》、《和平日报》社长。1947年3月遭军统局拘捕，6个月后获释。1950年1月31日在上海加入台盟。

 

王思翔 - 又名张禹，浙江平阳人。1921年生。1950年2月1日加入台盟。毕业于中央军校，曾任报纸编辑、抗战胜利后来台任台中和平日报主笔。）

 

谢雪红、杨克煌是老台共的党员，都被捕叛变过，谢雪红出狱后所开的红叶酒店，据有人说是当时日本警察局特高科政治警察的人帮助她的。杨克煌根据他整风时的自白，则曾在日寇统治期间，做了某地区物资配给的经济统制工作。按日本警察制度的习惯，对被释出狱政治犯，特高科总是有人与他经常联络，进行监督，或做这被释放的犯人的工作。而谢雪红出身穷困（童养媳），出狱后反而能开相当漂亮的新式酒店，说是特高科帮助她的，也有可信之处。

 

在国民党接收台湾后，谢雪红曾做过国民党组织的台湾妇女会（名称忘了）的委员（负责人之一），竞选过伪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但因被国民党CC势力排挤掉，而未选到（看来谢雪红所以参加二二八事变，反对国民党与此事有关）。杨克煌则曾做过台湾国民党重建前的省党部委员之类的工作，后来他也到过和平日报去做过工作，与李长根、王思翔也是这时认识的。

 

二二八事变时，谢雪红、杨克煌二人在台中地区，群众起来后他们也出去打国民党，缴了国民党警察的枪子，后来上山拟打游击，一战即败，乃逃至香港。

 

在这之前，谢雪红曾与杨克煌等曾联络旧台共有关的人筹备恢复台共，而被当时上海党派去的台湾工作的同志（蔡孝乾等）取消掉。所以二二八事变后，他们来香港就和上海党联系上了，而成立所谓台湾自治民主同盟。当时上海局直接主持那方面的事情者是张执一同志，详细经过可问他。至于前面所说谢：杨这些事情，当时张也不知道的，随着北京的解放，台盟也就由香港迁到中国大陆上来。

 

谢、杨等到中国大陆后，就以台盟名义积极展开对在大陆上台湾人活动，发展其会员。但上海的台湾同乡会向来控制在李伟光同志手中（李是会长），被上海秘密党当作对台湾工作的补助工作机构在使用的。因此由党提议华东的台盟组织则由李伟光同志为主委，而谢雪红杨克煌等则谋划夺取李的势力，起初提议同乡会是封建性组织应该取消，有了台盟就不必有同乡会，后组织上考虑为加强对台湾工作，上海的台湾同乡会仍应保持，谢雪红、杨克煌等即暗中联络在上海的台湾资本家林政汉等要求改组台湾同乡会，清算同乡会账目，在群众会上大轰李伟光同志，谢雪红亦出席此会支持反李的活动。后来谢、杨反李的斗争虽在党几次严厉阻止下，但从未停止过，并想把李的华东台盟主委的职份也搞掉。

 

（李伟光 - 原名李应章，1897年生于台中，从医学专门学校毕业，从医并参加农民运动。1925年领导二林蔗农事件，后逃离到厦门躲避通缉，开设神州医院，加入中共，为游击区伤病员治病，掩护过张云逸和方毅等人。1934年到上海日租界行医。与中共上海办事处接上关系，在医院建立秘密机关，掩护曹荻秋张执一等人。1945年成立台湾旅沪同乡会，任理事长。1947年7月在沪任台盟华东总支部主任委员，1949年出席第一届政协。1954年病逝。）

 

一九五O年夏，朝鲜战争爆发后，组织上要我去整理台委及台盟，除发现谢、杨在台湾时前述的这些情形外，并发现：

 

（一）在上海台湾人中间，有个小组织，主要是林政汉，荀某（铅笔公司经理）苟妻，等几个有钱的台湾人与谢雪红、杨克煌等来往颇密切，而对抢夺上海台湾同乡会及台盟华东总支部等事他们暗中都有策划。

 

（二） 谢雪红、杨克煌到处委派台盟组织（如广东福建等地）负责人，其人都来历不清，行为不端，政治面目都极可疑。

 

（三）李长根、王思翔，我们已公开向谢雪红说，政治上有问题，而谢仍主张任李台盟总部组织科长，王为宣传科长（后被我们拒绝未果）。

 

（四）台盟的秘密及一切活动，李、王等几全部都知道，连台盟同台湾内部某些人有关系，李、王也都知道。凡台湾内部可没法找关系去进一些活动的人，都抄在一本簿子里，而此簿子又随便放在抽斗里，在台盟总部工作的人几乎都可看到。

 

（五）谢雪红利用其地位，介绍了许多不知来历的人去九兵团，随九兵团在朝鲜工作。（后来我们通知九兵团全部撤回复员了）。

 

此外，在我在台委工作期间还发生了二件奇案：

 

（一）为着讨论台盟的组织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谢、杨二人到我办公室来时已将晚，我和他们约定后日上午九时在另外一个台委机关里开会（路名门牌已忘了，总之这地方是相当偏僻的）。第二日，并且台委机要秘书打电话给王锡珍及李伟光二同志。但当地二日上午九时将开会时，上海公安局忽通知我们在我们开会的地方附近有人想暗杀李伟光，经商量后当即把凶手捕了。凶手亦一台湾人，在凶手的遗书中说“十时不回家，大概事情失败永不会回家了”（记忆中的大意）。又问凶手供时间他为何选择那里去下手，则凶手只说那里李常出人。但事实上李不常到那里去，在这次开会前，至少有二个月没到那里去了。从这些事实可知凶手确知某日某时李到某处去开会，在静僻处伺候动手。但李于此时去开会是我前二天傍晚的时候决定的，王锡珍、李伟光二人还是开会前一天，方知道的，而知道那天在那里开会李伟光也要去参加者，则除台湾机要秘书之外只有到会的五个人（连我在内），而当时我们正在准备整理与改变台盟的组织。显然，这行刺案谢、杨有极重大的主使嫌疑的。

 

当时我们曾要求上海公安局严追此二案，但长久没有眉目。后来我去浙江工作了也不知如何了之。

 

（二）另一件案是一九五一年春台湾地下党的大破坏。在大破坏中，一个同我们有联系的台湾电气公司的总经理也被蒋匪屠杀了，并在报上发表警告在台湾的人，说不要以为共产党向你们保证保守秘密，他们是把你们的名字在簿子里记着的。当初我看到这报以为是特务故意用幌子吓在台湾倾向祖国的人。因为这个总经理的关系我们很守秘密，但当时台湾省委书记蔡孝乾是知道的，蔡既向敌屈膝，这个总经理想起来也可能由蔡出卖的，所以对敌人报上这些话未加重视。但后来检查台盟文件发现有一本簿子居然也有这个总经理的名字在里面。不禁想起敌人报上这些话也可能不是没有因由，虽然今天仍不能断定敌人报上这些话是指台盟的簿子，但台盟的簿子究竟不能不有嫌疑的。

 

这些事情大部份我已在一九五二年报告给组织了，一部份则是以后才知道的，当时我们估计谢雪红等这种活动有二种可能，一种是野心家，想做领袖并想垄断台湾解放后的局面。另一种可能是有政治问题。因此，提议把台委及台盟改组，务使掌握在可靠之人的手中，现在看起来，这样布置还是有毛病的，恐怕还应当作一件可能是严重的反革命组织来看待，而设法有系统地来进行侦查。

 

关于台盟的这些底细，现在中央统战部工作的王锡珍同志比我了解得更详细些，请组织上可向她再加以了解。”

 

（王锡珍 — 1913～1968年，湖北均县城关人。历任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统战部文化处处长、知识分子工作处处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1959年曾赴香港从事统战工作一年。)

 

沙文汉的报告要点有几条：

  • 沙在一九五O年夏，被派去“整理台委及台盟”，背景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
  • 沙在一九五二年初给华东局的第一篇报告，指控谢可能是野心家，想做领袖垄断台湾解放后的局面，另可能是有政治问题。提议改组台委和台盟。
  • 谭震林1952年去华东局工作时，沙负责的台盟事情“已差不多马马虎虎处理掉了”，其中主要情况谭震林不一定详细知晓。
  • 谢的活动应当作严重的反革命组织来看待。
  • 怀疑谢组织暗杀李伟光，已令上海公安局严追此案，但长久没有眉目。后来不了了之了。
  • 怀疑台盟有人将台盟联络簿的名单泄露给国民党，导致华东局在台联络人被杀。
  • 请组织上向王錫珍同志再加以了解，作为旁证。

 

这些都是极其严厉的指控，但蹊跷的是，调到浙江省长位子上，沙已不负责上海和地处上海的台盟工作，已经三年没有过问台盟的工作，“暗杀李伟光”事件毫无进展，这时突然重提旧案，不能不让人怀疑沙的动机，是在转移注意力，甚至是借打击谢，改善自身处境，为摆脱绝境，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沙大概没有想到，仅仅两年之后，他和谢由中央宣布撤职，列在“撤销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的共十七人”中前三名。他并没有被区别对待，谢也没有被更严厉的处理。

 

另外沙在一九五O年夏，被华东局派去“整理台委及台盟”，与台盟内部矛盾有关。通过一年半的时间与台盟成员接触和调查，沙在1952年2月向华东局提交第一篇报告，开始完全支持倒谢派，严厉指控担任台盟主席的谢。从沙指控问题的性质看，台盟内部的问题，大量涉及谢在台时期的活动和228事件，已经无可调和升级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台盟内究竟是谁在指控谢，矛盾又是如何发展到这一步？谢作为台盟主席，为何如此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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