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96）

我的文革（96）

七，“一月革命”精神符合毛泽东思想。

我总觉得，“一月革命”精神能得到毛泽东的极力推崇，除了它帮毛泽东找到了突破当权派抵制文革的办法，还因为它符合毛泽东“反修防修”和共产主义的某种理想。什么理想呢？就是让广大党员、群众都能具备识别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眼光，而且具备与修正主义斗争的勇气。

自从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做了一个揭露和批判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以后，毛泽东就有了一个心病，害怕中国也会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因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赫鲁晓夫之所以要揭露和批判斯大林，是因为斯大林生前犯了许多大错甚至是罪行，在苏共党内党外都积累了许多尖锐的矛盾，不解决这些矛盾，苏共新领导集团就很难团结全党全国人民继续前进。但毛泽东站在自身利益的立场不这么认为。相反，他认为赫鲁晓夫这样做是“丢了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后患无穷。他还认为苏共这么做是迎合了国际国内反共潮流的需要，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苏共开始变修了。因此，他一方面向全党强调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则努力寻找如何避免党员变修的方法。一九六二年九月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反映了他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一九六三年他又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中的批示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从上述两段话中，我们可看出毛泽东内心有一个恐惧，也有一个愿望。恐惧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不是短时期内可以解决的；弄得不好资本主义随时可以复辟的，因此“防修反修”是一项长期的工程。一个愿望就是他希望所有共产党人，全体人民，在面对所谓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侵蚀”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才能在与修正主义作斗争时，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说，在此之前毛泽东对反修防修还没有找出一个重点，那末到了一九六五年一月，这个重点找到了。该年一月由他主持起草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第一次明确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开始认识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颠覆无产阶级政权最危险的敌人的一个标志性转折，也是他将阶级斗争的主要矛头从党外“牛鬼蛇神”转移到党内当权派的标志性转折。一九六三年他开始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这个运动没有达到毛泽东预期的目的，因此他紧接着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依我看决不仅仅在于打倒刘少奇，和揭发、处理一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还要通过文革这样的运动，最后造成一种“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思想境界。而要造成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思想境界，必须将全体人民的政治觉悟来个大提高。因此，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第一条说的就是关于提高广大人民政治思想的话。文件说：“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文件又说：“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因此，到文革开始时毛泽东已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办法确定在两个重点上，一个是防止党内走资派篡夺党和国家权力，另一个是必须加强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要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去破除资产阶级的“四旧”。

除了上述这些论述，我觉得我们还必须特别留意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提出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他说：“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灯》，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共公布了一封据说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信中也有“七 、八年以后还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将上述这些毛泽东的指示、批文、信件的内容联系起来看，不难发现，毛泽东的内心有一种追求。这种追求，是他希望通过不断的、长时间的社会主义教育和三大革命实践，特别是与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使整个党和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都能够不断得到提高，最后达到一种“理想境界”。在这个“理想境界”中，全党全民都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能辨别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有不怕牺牲、敢于同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走资派”作斗争的勇气；同时也有顾全大局，愿意牺牲小我的精神，即共产主义精神。在这样的社会中，不但修正主义难以出现，即使出现了也立刻会被广大人民识破而如过街老鼠般地人人喊打、无处藏身。社会一旦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修正主义在中国就永无成功的可能，红色江山就能一代一代往下传，直至共产主义胜利。而要使社会达到这样的境界，这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思想文化的大革命。我以为，这也是毛泽东要将一九六六年发动的这场大政治运动命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缘故。

我在前面说过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有私心的，这个私心而且很邪恶，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和他对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境界的设想。而上海造反派在一九六七年一月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产阶级思想、道德、社会责任心和革命勇气，我以为可能正与毛泽东心中的这种理想境界有某种程度吻合，这才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并不吝给于上海的造反派特殊的褒扬。

我对“一月革命”的意义有这样的看法，依据的还不单是上面这些，还与“二月逆流”发生前中共中央对群众的态度有关。当时在学习“十六条”时，我就注意到了党中央对群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与以前有很大不同。直至“十六条”颁布前，虽然中共也常强调要走群众路线，说要依靠群众来做好各项工作。但是，在所有各项工作中、运动中，都是共产党唱主角，群众只是配角而已。如群众是党去发动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是由各级党组织去发现、培养的；开展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即文革初期刘少奇颁布的“六条规定”强调“内外有别”，这“内”与“外”的意思，主要也是指党员和党外群众，在接触国家机密问题上要有区别。好多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大字报，固然不能让外国人看到，也不能让党外群众看到。

但是，到了“十六条”颁布后，情况开始变化。在“十六条”中，群众的地位开始上升为“反修”的主角。这是我当年学习“十六条”时得到的一个深刻的印象。“十六条”有不少地方提到群众在这场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以前没有或少见的。如说：“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过去，中共为了使群众运动不越出党所划定的框框，总是要规定几条“注意事项”，但是“十六条”特别强调了“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并告诫各级党委“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过去，党总是在群众面前扮演“老师”的角色，但是，“十六条”却特别指出“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过去，党对于不服从党领导，行动越出党所规定的范围的群众，总是要加以惩处的。文革初期刘、邓派往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就对一些向工作组提意见的学生发动围攻，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右派”、“反动学生”。可是，“十六条”却说：“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在这里，我还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十六条”中这样一条规定：只要学生反对的是“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实际上即党的干部，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就“始终是正确的”。“十六条”之第三条“‘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也特别指出：“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领导才是“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相反，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派必然“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

为什么中共，确切地说是毛泽东，在这次文革中要将群众的地位和作用提得那样高？为什么毛泽东坚持要党的各级干部都要经受住群众揭发、批判的考验？这是我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七年上半年经常思考的问题。后来我想，这或许与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单靠党组织自身的功能不足以防止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有关。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亲自加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当时，我们很多人对这段话关注的重点是吃惊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么多，不是几个，而是“一批”；猜测这“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不是指刘少奇，而忽略了其他含意。其实仔细读这一段话，还可以发现另一个反面的问题：即为什么党不能及时地、全部地发现这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什么这些人有的还在被党信任，甚至培养为接班人？显然，问题不仅出在党对自己这个组织的监察机制上，还出在党对群众的态度上。党对群众总是还存有一种内外有别的态度和“上”与“下”的观念，总认为自己是“内”和“上”，不能完全信任群众。文革前夕，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曾估计无产阶级政权有三分之一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中。而这种状况都是由过去那套上级党委考察下级，然后层层培养、提拔干部的办法造成的。所以事实证明，靠党内监察机制已阻止不了阴谋家、野心家混入党内；已经混入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蜕化变质分子，靠党内的监察机制也不能将他们全部揭发出来。如果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在上级有保护伞，或者上下勾结的话，则不要说清除他们，连揭发他们都困难。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到了制定“十六条”的时候，我想毛泽东他要换一种方法了。什么方法呢？有过走“群众路线”传统的毛泽东就再次想到了群众的作用。他要用群众广泛的监督来补充党本身监察力量的不足。而既要群众来监察党，就要赋予群众相应的权力。这就是让群众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权力，作为揭发、批判“走资派”的武器。而要利用群众的力量来监察党，除了要发动群众，还必须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他们的斗争勇气和斗争艺术，并提供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这又是“十六条”规定：“允许群众犯错误，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的原因。

最近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来源“匆匆客”的文章，题目是《四清到文革：到底是谁在整人》，论述毛、刘两人在“四清”运动中的分歧。我并不全部同意这篇文章的立场和观点。但他指出毛泽东搞“四清”的目的，主要在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所以将运动定名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刘少奇把运动重点定在清查和处理“四不清”的干部上，所以将运动称为“四清运动”。因为出发点不同，毛泽东对犯了“四不清”错误的干部以教育为主，不要求经济上全部退赔；刘少奇则不同，谁贪污多少、多吃多占多少，就要求退赔多少，哪怕倾家荡产卖房子也要退赔。我以为这与我当年参加单位的“四清”，学习两个“十条”时所得的印象是相符的。这两种政策哪个对哪个错，这里不作评说。这件事与“一月革命”这个题目似乎也无直接关系。但我以为该文指出的毛泽东搞社教运动，着眼点在教育而非惩罚的政策，其出发点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说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说文革还要进行多次，说要让群众通过运动自己教育自己，因而他热烈地赞扬上海造反派的“一月革命”精神，都与他所追求的那个“理想境界”有内在的关联。

总之，在“防修反修”问题上，我觉得毛泽东的设想是这样的：通过一次又一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将广大群众锻炼成既有识别修正主义的能力，又有坚强战斗力的、“火眼金睛”般的“孙大圣”。而有了这样的一批“孙大圣”，就不怕修正主义作怪了。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他在《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诗中写的“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表达的就是这种愿望。所以“一月革命”真正的意义，不在造反派对《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接管，也不在造反派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而在于通过这些行动表达出来的、上海造反派的那种政治觉悟和斗争精神。在毛泽东看来，这种觉悟和斗争精神，正是他近年来孜孜以求、希望全国人民都能达到的一种境界。我想，这才是毛泽东极力表彰上海工人阶级、表彰“一月革命”真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