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180师战败，领导们是怎样溜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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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22日，志愿军集中了国内解放军五个野战军的主力和在中国整训后的北韩军（一线兵力高达80万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向南朝鲜发起了攻击，计划一举歼灭联军7个师2个旅，彻底解放南朝鲜，把美帝国主义赶下大海，史称第五次战役。但不幸的是，进攻遭到了联军的顽强的抵抗。5月23日，彭德怀看到联军开始全线反击，不得不下令部队后撤，但是原计划相互掩护的后撤变成了争先恐后的溃逃，属于第三兵团60军的180师落在了最后面。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180师被四个师的美军包围，但是查看美军的资料，“包围”180师的主力是韩6师的第19联队（团），外加沿两侧公路北上的美7师一个营和美24师的两个营，一共六个营的兵力，满打满算六千人。朝鲜战争三年，美军在朝鲜半岛的地面兵力从来就没超过7个师（杜鲁门的有限战争政策），而且部队分布在300公里的战线上，哪有可能抽调四个师来“包围”一万三千人的180师四个团（外加179师的536团）？

5月26日，边打边退的180师发现山下两侧的公路有美军坦克和运兵车北上，就误认为自己被包围了。中国军队有个弱点，后路一旦被切断，部队上下的军心就涣散了。部队开始还有组织，突然有人发现一辆联军丢弃的汽车，大喊一声，美国兵来了，顿时队伍就乱了，各自逃命，谁也顾不上谁。军队是有组织的群体，有组织才有战斗力，队伍一乱就完全失去战斗力。

虽然部队基本被歼，官兵被俘5000余人，但是大多数的首长们却幸运地溜走了。当时是怎样一个混乱局面？首长们又是怎样“分散突围”成功？基层官兵又是怎样被俘？他们当中有些人为什么选择主动缴枪？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志愿军的一个高度机密，雄赳赳气昂昂的最可爱的人缴枪被俘更是不能让老百姓们知道。但是纸包不住火，真实的历史随着时间还是会逐渐浮出水面的。

2013年，《解放军文艺》刊登了《安德舍笔记——关于抗美援朝被俘者事实的调查报告，第一卷》，这个《安德舍笔记》是原《解放军文艺》副总编吴金峰在80年代离休后采访了400多位当年的志愿军战俘，将他们的口述经历记录下来，披露还原了当年战场的真情实况，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来自180师的被俘人员的口述。据吴金峰讲解，这些记录共有30多本，78万字，第一卷仅有3万余字，这些口述虽然不能100%还原历史，但足够让我们了解一下当时朝鲜战场的情景。可惜的是这本《安德舍笔记》笔记的其余部分馆藏在中央军委的档案馆里，至今未能得到发表和公开。

1951年5月28日上午，180师召开了最后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会上师政委吴成德首先提出化整为零分散突围的主意，师长郑其贵和与会其他人都一致赞成。郑其贵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经历过西路军西征的失败，深知当时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李先念这些大鱼们是怎样“分散突围”的，最后以180师党委的名义做出决定：部队打乱建制（其实早就乱了），以2-3人的小组为单位自由组合，分散向西北方向突围。在异国他乡的大山里，没有地图，没有指北针，没有粮食，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地，这种突围说的好听点叫分散突围，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各自逃命，自求多福。借用参加党委扩大会议的原180师政治部宣教科长安靖荣的理解：就是”能跑出几个算几个“。就分散逃跑来说，有战斗经验的军事干部变成了香饽饽，平时神气活现的政工干部变成了弃儿，普通战士更是无人问津，对于行动不便的彩号病员们来说，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我不说大家也能猜到。

其实，最后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做出分散突围的决议前，副师长段龙章就已经为自己和师部领导们的做了“分散突围”必要的精心打算——段龙章从师部警卫连亲自挑选了十几名身强力壮的战斗骨干组成了一支精悍的分队，又令其他人交出短枪和自动武器，并准备了充足的弹药和食品，还专门找了一名韩国向导。属下的团营干部们见到师首长如此这般，自然有样学样，纷纷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分散突围”组织了精悍的小分队。据后来被俘的第538团副参谋长杜刚回忆，党委扩大会议刚刚结束，他就接到参加会议的团政治处主任张启打来的电话，电话中要求杜刚迅速组织一部分骨干，以便掩护团领导突围。第538团团长庞克昌为自己的突围也做了充分准备，不仅挑选了强壮的警卫，还挑选了团部几个机灵能干的参谋以防意外，小分队由自己的亲信3营8连连长李有才负责带队，带上地图和指北针，甚至还下令强迫538团卫生队司药长席照润交出卫生队珍藏的鸦片。据席照润回国后在归俘管理处的回忆，自己把鸦片上交后，庞克昌并没有因此带走他，借口缩小目标将其赶出突围小分队，不过庞团长还没把事情做绝，留给了席照润20克鸦片以备紧急情况下给其他人使用。
由于段龙章提前做了准备，所以会议刚刚结束后师部大鱼们就开始了行动：师长郑其贵叮嘱部下停止称他为师长，改名为“老王”，其他的领导们也更名换姓，换上早已准备好的普通战士军服。精悍的小分队由师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吴明善带队走在前面，师炮兵主任郭兆林带领几个人走在后面，护卫着中间的大鱼们，在韩国向导以及指北针和地图的引领下，一行二十几人悄悄地丢下部队，沿着一道悬崖向西北方向溜去。鹰峰一带的道路很狭窄崎岖，大家又都在争抢道路逃命，混乱中走在后面的郭兆林不知被谁挤下了悬崖，摔了个半死。碰巧一块大石头也被郑其贵踩落下悬崖，砸中了郭兆林的背部，当场吐血不止。吴成德赶过来查看，认为郭兆林伤势严重，再跟随师部行动会影响首长们脱险，便决定丢弃郭兆林这个负伤的累赘，由其自谋生路。毕竟郭兆林是团级军官，吴成德临走前给他留下了两个身体强壮的参谋负责照料，便与其他人一起迅速消失在山林中。吴成德不愧为政工干部，临走前没有忘记嘱咐郭兆林：同志，别忘了自己是共产党员！这话啥意思？各位是否能够听懂意思，但是郭兆林是听懂了，就是共产党员宁死也不做俘虏。据郭兆林被俘遣返后在昌图归俘管理处回忆，他在分散突围途中前后有过两次被甩的经历，这应该算是第一次因伤被抛弃。
在行进的路上，师部小分队发现了路边一个洼地里聚集着大约四五百名无人照管的重伤员。伤员们正在闹事，骂骂咧咧地吐槽领导们需要时要他们拼命，关键时刻丢下他们不管。吴成德是政工干部，只得前去安抚伤员，然而郑其贵等人却很不耐烦，催促了两次后，郑其贵、段龙章、王振邦三人便干脆丢下吴成德扬长而去。吴成德无论如何也没料到，他自己提出的分散突围的主意，却是作茧自缚，自己刚刚甩掉负伤掉队的郭兆林，转眼之间来了报应，自己也被弃如敝履。
伤员们起初还以为吴政委是来营救他们脱险的，但很快就发现根本不是这回事：吴政委仅是希望伤员们能用生命与联军血拼到底，说了些“革命战士誓死不当俘虏”的空话，然后带着几个亲信匆匆离开。临走前吴成德还担心伤员们不死，特意分发给伤兵几颗手榴弹（见《错觉：180师朝鲜受挫记》），言外之意也很明确，就是希望伤兵们用这些手榴弹自裁，再为180师树立几个黄继光杨根思一样的典型，用别人的生命为师领导教导有方再添一笔油彩。1982年吴成德获得平反，此时老头的精神已经崩溃，连老婆孩子都辨认不出。但是御用文人仍然不惜笔墨编造神话故事为这位老英雄涂脂抹粉，硬说他在关键时刻毅然放弃突围，选择与几百名伤员们待在一起，带领伤员突围。吴成德1994年病死，编造的神话故事就更加离谱了，连在战俘营里遭受联军的电刑灌辣椒水都想象演绎出来。当年的叛徒臭狗屎在御用文人的笔下瞬间华丽转身成了光彩照人的老英雄，这种奇葩的事也只能发生在神奇的中国，非白即黑，甚至没有一点点中间的过渡。
那么吴成德到底是不是带领伤病员突围的活菩萨呢？请看《安德舍笔记》中180师担架连副班长张富才的口述：我们担架连一行七人突围，五六天没吃饭，饿的实在走不动路就把枪扔了。途中遇到了吴政委一行数人，几个担架员像见到了救星，表示要跟吴政委一起打游击。不料吴成德竟然一口回绝了他们。他让我们自己去打游击，而且告诫我们：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不能被俘，必要时一定要自杀。吴成德一路上没有忘记自己的政委职责，四处嘱咐大家不要忘记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的情操，要求大家宁死不做俘虏，最终结果却是戏剧性的：他自己忘了共产党员的情操，不但没杀身成仁，而且很顺从地被俘了，不但被俘，还在美军战俘营里安然地享受了被俘高级军官的生活待遇。
遭到吴成德无情拒绝的人不仅张富才，第539团政治处保卫股长贾耀先在混乱逃跑时也遇到了吴成德的拒绝。据贾耀先回忆，见到师政委后大喜过望，希望能够与首长一起“突围”，但也遭到吴成德的当场拒绝。贾耀先追随吴成德不成，又遇第240团政委李懋召和师政治部保卫科长闫宏燕一行数人，但是李懋召认为人多目标大，不利于隐蔽逃跑，也拒绝收留贾耀先。1954年贾耀先在昌图的归俘管理处曾经对着审查人员流泪哭诉：想依靠哪个领导，领导都不要我，这让我很不满意。
听上去这个贾耀先颇有些委屈，受到领导的不公平的对待也很值得同情，但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也要听一听别人怎样揭发他的：贾耀先两次被甩后无奈只好与第539团炮营副教导员张雷锋待在一起，因为两人都是军官，渐渐地周围凝聚起上百人的零散人员。大家饿饭好几天了，根本走不动路，甚至有人索性就在路边坐下来来，看样子是在等待联军前来缴枪。贾耀先看到这阵势，就伙同保卫股干事王鸿运，从中挑了十几个精干人员溜走，把其余人都甩下不管了。据180师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王化英揭发，他开始被贾耀先视为知己，被挑选在悄悄溜走的十几人之中，但不幸后来自己负伤，被打掉了几根手指头，血流不止，于是贾耀先立刻翻了脸，嫌他是个累赘，毫不留情地把王化英甩掉，自己带人跑路了。
再说师部小分队。甩掉吴成德后，郑其贵、段龙章、王振邦三人带着警卫分队继续向西北方向的史仓里方向逃去。一路上只要遇到情况，就会临时抓一些部队替他们阻击掩护或者佯动吸引敌人注意，以便大鱼们能够迅速脱离险境。据538团1营3连排长郝明昌1954年自述，他所在的部队就被段龙章抓来临时担任阻击，但大鱼们脱险后，竟然没有通知阻击部队撤离，导致郝明昌所在的部队遭到韩军的围剿伤亡殆尽，自己也被韩军抓了俘虏。在《安德舍笔记》中，539团通讯连骑兵通讯排长王三尔对段龙章的行为吐槽：突围中，团长王至诚命令我去联系副师长段龙章，当我找到并领着段副师长回来后，王团长却没了人影。段龙章便命令我跟随他走，正走之间，敌人出现在山下，段龙章二话没说，自己跳下沟就跑了，不仅丢下我，连他的警卫员也丢下不管，自己逃命而去。
突围前180师警卫连的战士蔡德荣是段龙章亲自挑选前来护卫师部首长的。据他回忆：郑其贵等人被几个警卫员和侦察员保护着冲入附近一片茂密的灌丛，接着便拨开灌丛奔向小河边，郑其贵在右边，段龙章和王振邦在左边，他们下了河水，刚走几步，前面的警卫班已同河对岸的敌人接上了火。下令让警卫部队相反方向跑出100多米，吸引美军的火力和注意，掩护自己的师首长，已与郑其贵等人拉开100米远的距离。当他们涉过小河，在弹雨中冲上河岸开阔地，眼看敌人火力严密封锁河岸，敌坦克后的步兵向他们扑来时，蔡德荣和另一名李姓卫兵卧倒射击，两梭子子弹打出去，火力被吸引住了。趁着这个间隙，100米外的师首长冲了过去。大鱼们溜了，但弹雨却在蔡德荣和小李子的面前形成了无法逾越的屏障。也正是这道弹雨的屏障，从此将这两个年轻的小战士推离了正常人的生命轨道：小李子几分钟后被美军击毙，蔡德荣侥幸仅是负伤，仰脸朝天躺着被两名美国黑人士兵倒拖着走过了长长的开阔地，送到了临时看押俘虏的地方。
据180师538团后勤处文化教员续公度回忆，分散突围命令的原话是“以小组为单位，每组2-3人，自由组合，向西北方向分散突围。发完最后一道命令，师首长们就丢下部队只顾自己逃命去了。其他干部看到师首长这样，也各自挑选亲信“分散突围”了，他所在的后勤处也是如此，一转眼处长和协理员就不见人影了。大家都知道，军队是个严密组织的集体，士兵们一旦没了领导，群龙无首立刻就大乱。据《安德舍笔记》中539团司令部见习参谋张达的回忆，分散突围的命令下达后，部队立刻就乱了，战士们有的恳求干部带他走，有的狼奔豕突无目的的乱跑，有的就蹲在那里绝望地大哭。满地都是乱丢的东西，想找谁都找不到，首长们也都一个不见了。据上面那个被甩也甩别人的539团政治处保卫股长贾耀先回忆，突围刚开始就不见了团首长们，混乱中遇到政治处另外两个股长，他们说团长和主任早就偷偷跑了，咱们各奔前程吧。
第539团副参谋长魏林是个红军，曾在内战中被打瞎一只眼。5月28日早上，看到团长王至诚和政治处主任李全山去师部开会没有返回，便独自去师部打探一下会议最后的决定。据魏林1954年在归俘处的自叙，在师部附近魏林没找到团长和主任，却巧遇180师政治部保卫科长闫宏燕。闫宏燕见到他大吃一惊，老魏你还在转悠什么？师首长们都已经化装离队跑光了，你还不快跑？魏林听说后立即返回驻地，把消息告诉了平日与之关系融洽的第539团政委韩启明，两人商量一下决定立刻“分散突围”，临走还留下一封信给团长和政治处主任算是告别，对部队则是弃之不顾，各自带一个强壮的卫兵，背上一些干粮，四人瞬间消失在群山之中。据魏林回忆，路上不断有零散人员企图跟随韩启明和他，但都被二人拒绝。魏林命大，在越过美军封锁线时被活捉，但团政委韩启明却未能逃过一劫，混战中被联军击中，命丧黄泉。
第539团通讯连骑兵通讯排长王三尔回忆：我被副师长段龙章甩掉后，又遇到了我们通讯连的连长和几个战士，大家待在一起。一天后我们连长命令我们几个人下山去找粮食，粮食没找到，但等我们回来时发现连长早已溜走。第539团团部通讯员肖华回忆，我出国后干什么工作都不打折扣，团首长们平时到哪里都带着我，这时一个也找不到了，丢下我自己跑了，让我很不满意。
第538团卫生队看护员钟俊华回忆，我没枪，只捡到一颗手榴弹。想跟随其他干部，但干部们总是设法把我甩掉。最后在战俘临时收容所见到了我们卫生队的指导员张成高，他把我的战士服要走换上，以便能够在战俘营里隐瞒自己军官的身份。据538团政治处干事马有钧回忆揭发，他在“分散突围”的逃跑路上遇到了该团机枪2连连长高志成。马有钧看到有经验的军事干部像是见到了救星，凑上前去说我跟着你走，不料高连长一口回绝：哪个要你一起走？我不要你！你自己想办法。
第540团卫生队护士乔守义说，他们几人在混乱中遇到了本团军务股长高怀富。因为高股长有战斗经验，大家便要求跟着高股长一起突围，没想到高股长嫌弃他们人多目标大而当场拒绝。当高怀富看到乔守义等人不肯离去，便掏出手枪威胁乔怀义：谁要跟他走就枪毙谁。538团卫生队看护员李珍槐回忆：他和卫生队另一个卫生员遇到队长周昌毅，开始队长很高兴。后来敌人打冷炮，周队长说人多目标大，你们自己走。我们起初不肯，周麻子（周昌毅的绰号）便恶狠狠地说，再跟着我就毙了你们！
据180师炮兵主任郭兆林回忆，他第一次被吴成德甩掉后，又遇到第538团参谋长胡景义一行。胡景义与郭兆林是同级干部（团职），对他还不错，就收留了他们几个。胡景义后来发现人多目标大，不利于隐蔽突围，便设法将跟随的人逐一甩掉，最后只剩下胡景义和自己。两人凭借一份地图走到一个路口，郭兆林弯腰去系鞋带，胡景义猛然发现了前面的敌人，顾不上告知郭兆林，自己撒腿就跑，郭兆林就这样第二次被甩。据郭兆林回忆，自己腿部中了一枪，无法继续逃跑就索性躺在地上装死，结果忍不住眼皮一动，被美国大兵看出了破绽，被抓进了临时俘虏收容所。据郭兆林说他也想到了自杀，摸出一把小刀戳向自己胸口，结果手一软仅在皮肤上划了一道小口子，因疼痛实在难忍也就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性命攸关的时候是最能考验鉴别人性的善良与丑恶的。别说是同级军官如此，就是平时高高在上的上级也难免遭到部下的白眼。据180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张城恒1954年在归俘处的自叙，分散突围时他与吴成德和另外几个政治部的人员走在一起，途中遇到538团团长庞克昌一行数人。庞克昌的小分队兵强马壮，又有充足的干粮、弹药、药品，还有地图和指北针，吴成德便要求庞克昌带上他们一起走，但被庞克昌一口回绝。吴成德见行政命令不通，便退了一步要求只收留自己和张城垣，但是也被庞克昌拒绝了：说只能带吴成德一人。吴成德稍微一犹豫，庞克昌一行瞬间不见了。几天后，吴成德等人又遇到180师工兵营排长汝本尼和一个整建制班的战士。最初吴成德要求汝本尼收留他们，但被汝本尼当场拒绝。吴成德又要求分一些粮食给他们，也被一个小小的排长当场拒绝。汝本尼退一步表示可以收留师政委一人，但却无力照管其他人的死活。
吴成德后来的被俘经历颇有些戏剧性。据吴成德口述，在大山里猫了将近一年，最后只剩下两个部下还跟随着他。据他归国后在归俘处的述说，被俘那天雾气特别大，不仅肉眼看不清前面树林的情况，就是用望远镜也难以分清什么。我们三人行动迟缓，走进两个深沟交叉处一块凹地时，突然十几个美国兵和两只警犬拦住了我们。吴成德的两个随从企图拧开手榴弹盖子（自杀？），但两只警犬迅速将我们扑到在地，几个身高体壮的美国兵走过来，把我们压在地上不能动弹，随即拉下山推进吉普车里，一边一个敌人紧紧抓住我的手臂。情况这么突然，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而落入敌手。但是，吴成德的这段企图洗白自己的话并没有得到归俘管理处人员的同情和理解，他们讥笑道：你在美国战俘营里蹲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美国香烟抽了不少，美国罐头也吃了不少，自杀的机会遍地都是，为什么始终没有自杀呢？
吴成德被俘后，开始谎称自己是后勤部的“会计”，关在汉城以西金浦机场的临时战俘营里。某天遇到了被俘的原180师司令部机要科长文青云，因两人都在师部工作，文青云当然认出了这位“会计”就是大名鼎鼎的180师的吴政委。后来不知何人告密，吴成德的师政委的身份暴露，回国后便一口咬定是文青云向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告密。文青云，河南偃师人，1944年参加八路军，战后自由选择去了台湾，后来考上了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成了台湾一个知名作家（文晓村），还写了一本自传体的书《从河洛到台湾》，讲述了自己如何参加八路军，如何娶妻生子，如何去了朝鲜，选择来台湾是担心回国遭受迫害，但书中只字未提告密吴成德身份的情节。吴成德的身份暴露至今是一个迷，到底谁出卖了他？别人告密还是他自己供出？既然文青云后来去了台湾，有口难辨，那只有请他当背锅侠了。
有人说，自由选择去台湾的战俘都是原国军投诚起义官兵，这不是想当然的臆想便是为无中生有的狡辩。别人暂且不说，就说前面提到的文青云与主动缴枪的第539团4连副连长李根全，这俩人就与国军没有任何关系：文青云是根正苗红的老八路，李根全也是解放战争初期由根据地参军入伍的老兵，他们缴枪被俘是为了保命（无可厚非），拒绝回大陆的唯一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了解共产党对被俘人员的政策，回大陆是不会有任何好结果的。话又说回来，当时的志愿军并非是真正志愿的，而是解放军的主力整军整师以志愿军的名义拉到朝鲜打仗的，由于原国军的素质高，训练有素，内战中被俘后大量的补充遭受损失的解放军队伍。据原北海舰队政委丁秋生所著的小说《源泉》，内战后期原国军俘虏兵的人数已经超过解放区新兵入伍的人数，这些人军事素质高，不但能带动部队的军事训练，还有些人因作战有功升任不同的领导岗位。大家熟知的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就是原国军，另一位一级英雄孔庆三也曾是国军，甚至带队“奇袭白虎团”的杨伟才也是原国军。第180师被俘人员里原国军官兵的比例当然超过了半数，但其中选择回大陆的战俘比例与选择去台湾的比例是一样的，由此可见，官兵的“出身”并非是选择去台湾还是回大陆的主要原因。
说到这里，大家或许能够感觉到为什么180师半数以上的官兵当了俘虏。大鱼们利用掌握的资源溜走了，小鱼们没有资源，但也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大家都是人，都是爹妈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你们保命逃跑，却让老子拼命去换一个革命战士情操？老子就用缴枪投降的方式来保全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是当时很多人的想法，也是180师的俘虏超过半数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539团2营马兴旺营长和副营长车学智都当了俘虏，教导员关志超因为被甩掉反而因祸得福：他被甩后孤零零一人，巧遇师部作战科参谋姚文选，此人手中有份地图，也愿意与他结伴而行，两人依照地图和指南针才得以逃脱。马兴旺被俘后，开始谎称自己是刚入伍三个月的新兵蛋子。4连副连长李根全劝说，营长，算了吧，隐瞒身份查出来要枪毙的。马兴旺怕死就供出了自己的身份，因此根据《日内瓦公约》也就成了战俘营里的“俘虏官”。成了俘虏官就得出面管事，在战俘们与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之间两面迎合，这就成了他在1980年平反后自诩的光荣历史，绘声绘色地向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吹嘘，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关键时刻在战俘营里挺身而出，以营长的名义召唤被俘的战士们在监狱里与敌人继续斗争——如果有人不知道败将言勇的典故，这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第539团第2机枪连班长刘春保自述，逃难途中遇到了自己的连长。这位机枪连长倒是没有把他赶走，但把一支20响匣子枪塞给他，让他走在前面。刘春保很不满意：你当连长的躲在后面，让我替你打头阵挡枪子？在一个房子里休息时，突然来了敌人，把连长等人生擒，刘春保一个人躲在屋子里，连长大声喊：春保，出来吧，联军不杀俘虏。于是我就缴枪做了俘虏。
据原第539团2营6连副排长王福生回忆，起初跟着营长马兴旺和副营长一起跑，一转身发现营长和营里几个头头都不见了，只剩下排长周满堂和其余几个战士。大家只好分散突围，我带四个人转来转去又遇到了营部的几个头头，副营长车学智走在后面，拿个望远镜四处查看。过了一条小河，车学智就被埋伏的美军生擒了过去，走在队伍前面的4连副连长李根全一看，就把匣枪丢在地上，与美军握手，大家也没人抵抗，都把枪仍在地上。其实这里只有五个美国兵，我走在队伍最后，枪里还有100多发子弹，但怕死，没敢跑，更没敢开火，就缴枪了。
据曾任第539团2营机炮排班长的王志生在战俘管理所承认，突围途中几个战友在一起，大家饿的不行，找了一些野菜煮着吃。不料野菜有毒，我吃的比较多，就昏迷过去。。醒来一看，周围一个人也没有，都跑了。我也不再跑了, 索性缴枪做了俘虏。到了临时战俘收容所，一看那几个甩我逃跑的人都没能跑得了，乖乖坐成一圈成了联军的俘虏。
538团卫生队看护员李珍槐回忆：卫生队长周昌毅用枪威胁他和另一名看护员离开后，两人十分生气：突围好几天敌人都没打伤我们，周麻子却要打死我们，这又是何必呢？于是两人便商量找个空房子先睡一觉再说，等待敌人来俘虏。
据538团战士肖义清1954年在归俘管理处回忆，突围时他亲眼看到伤员在路上一瘸一拐地行走，有人骂他们挡路碍事，心里就很生气。5月27日肖义清自己被炮弹炸伤，看到上级也不管，同志也不管，跑也是死，等也是死，索性不跑了，等敌人上来就缴枪。
据180师担架连班长张富才回忆，自己被吴成德甩掉后，慌乱中发现枪也不见了。当兵的丢枪是大罪，回去也得枪毙。自己便与一个叫张正文的战士商量，两人商量认为早晚是个死，不如先下山找点吃的，死也不能当个饿死鬼。山下什么意思？山下就是敌人，但这时也顾不上了，张正文在前，张富才在后，领着其余的五个担架连的战士，带着一支步枪，五十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下山向敌军缴械投诚。
据539团警卫连战士薛金珠回忆，我随团长突围，班里有两人掉队，排长让我去找，我去找了一会没找到，回来部队也不见了。天亮后，看见一些人在煮野菜，我也凑过去喝了一碗，敌人搜山，我们就躲在一个山洞里，韩军喊话，我们当中一个人先出去，然后他喊我们都出来，李伪军在洞口与我们一一握手，我就不害怕了，他们把我们带到山下，把毛巾水笔胶鞋都拿走了。
第539团炮营92步兵炮连司号员刘甫山说，5月28日炮连指导员和副连长带我们二十多人突围未果，指导员对我们几个人说，你们原地在这个房子里待着，我和副连长几个上山看看，有情况就叫你们。我和通讯员文化教员还以为是真的，结果指导员和副连长一去不复返。过了一会，来了三个敌人，有人想打，文化教员说，打什么？保命要紧，结果我们20多人都缴枪做了俘虏。下山路上，我和通讯员文化教员三人趁敌人不注意，又跑了，躲在一个房子里。第二天天明时，通讯员去解手，被韩军俘虏，问里面还有人否，通讯员就把我和文教出卖了，三人再次当了俘虏。
据539团通讯连炊事员杨孝云回忆，5月24日我头部负伤，5月27日晚在山上睡了一夜，早上遇到李元富和麻子，他们说，天上飞机广播了，联军不杀俘虏，还有罐头大米和饼干吃，说着，麻子就把手枪仍了，准备当俘虏。敌人过来了，我们三人一起把手举起，做了俘虏。我回来了，李元富和麻子都去了台湾。
据539团后勤处助理员宋子云回忆，5月27日清晨，部队就已经乱了，官不顾兵，兵找不到官，一片混乱。有人喊叫：跟我突围，十几个人就跟上去了，我也跟在后面。大家一出山沟，李伪军就开始射击，我们也退不回去了，李伪军冲到离我们30米左右处，用中文喊话要我们交枪，我们就交枪了。李伪军让我向其他人喊话：快过来吧，联军不杀俘虏，我也遵照他们的意思喊了。
第539团运输连通讯员李少良：“过去说官兵相爱，为什么现在副连长把我丢掉？以前说得漂亮，生死与共，官爱兵，可现在谁也不管。那几个隐蔽在草从里的干部，自己躲起来不说，还逼战士们离开远一点，不要暴露他们。结果，我们被俘，但要死就死在一起！我们就告诉敌人，草从里还有他们几个干部躲着！”
残酷的现实也让180师538团无座力炮连电话员宋泽银对干部非常失望，弹尽粮绝的他干脆选择向联军投降：“上级常说，我们部队怎么团结，现在一到恶劣环境，上级就不要我们了，就不管我们了。” 180师的士兵们对上级军官只顾自己逃命，不顾下属死活的做法相当不满，这种不满也促使相当一部分人向联合国军主动缴枪投降。
也许有人会狡辩，180师这样官不将兵四散逃命是因为该师不是主力部队，有光荣传统的部队就不会这样。那么咱们来看一看有光荣传统的部队在此时的表现：大名鼎鼎的“临汾旅”（我想爱好军史的朋友都听说过），而且是由中央军委授予的解放军集体受奖称号的最大单位（旅）。临汾旅到了内战后期已经改了番号，即沿革为60军的179师。该师原本奉命负责掩护180师后撤，但也稀里糊涂地的打光了，而且其536团距离180师距离较近，因此也陷入了所谓的“包围圈”。5月26日夜间，180师决定突围，但是很晚才派人步行送去通知。该团团长周珠山和副团长李定逸一听慌了，甩下距离团部较远的两个营，带着团部和2营撒腿就跑。待到后续两个营接近公路时，天色已经大亮，美军的战斗部队已经赶到，所以遭受的损失极大。第二次突围（28日）也是各顾各的分散突围。据该师536团2营通讯员赵振伦回忆，突围时与副营长，军医，见习参谋，排长，副排长等几个人待在一起。天亮后被韩军发现，扔来一个手榴弹，赵振伦的腿部受伤。排长徐光斗和副排长范福堂拿走了赵的冲锋枪，然后对赵说，你负伤了，我们不能带你走。
第180师的领导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师长郑其贵逃脱，副师长段龙章逃脱，参谋长王振邦逃脱，政委吴成德被俘；538团团长庞克昌逃脱，副团长文荣德逃脱，政治处主任张启逃脱，参谋长胡景义逃脱，政委赵佐瑞被俘，副参谋长杜刚被俘；539团团长王至诚逃脱，副团长陈克难逃脱，政治处主任李全山逃脱，政委韩启明逃跑途中阵亡、副参谋长魏林被俘；540团团长刘瑶虎（逃跑途中遭黑枪击毙），政委李懋召逃脱，政治处主任王体先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