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95）
六，关于《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社造反派决定接管报社的经过。
造反派接管报社是“一月革命”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因而弄清楚接管报社的决定究竟是受人指使还是报社造反派自发的行动，和弄清“工总司”等造反派是怎样发出《急告全市人民书》的原因和过程，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当《文汇报》发出接管通令时，我也曾有过怀疑。因为报社是党的喉舌，报社人员与地方党委关系密切，这种关系与徐景贤的市委写作组与市委的关系是差不多的。徐景贤他们起来造反，大家都知道是张春桥、姚文元事先与他们通气、鼓动的结果。那么这次《文汇报》造反派接管报社业务是否也是有人煽动、指使的？对这一点，我相信当时如我一样心有疑惑的人不在少数。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有一篇专门解释《文汇报》造反派接管报社行政大权的报道。对这篇报道我并不全信，但分析了报社造反派的造反过程后，我基本上相信接管确是报社造反派自己做出的决定，与张春桥、姚文元无关。
据该文说：《文汇报》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一段时间，在展开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中是“立了功”的。但是，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起，即《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篇社论以后，《文汇报》就和《解放日报》一样，忠实地执行了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当十月中央提出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后不久，报社内的革命群众就把编委会推翻了。当时缺乏经验，推翻编委会后的革命群众没有自己掌权，而是静待市委派新人来接收权力。不料新来的领导执行的依然是市委的资反路线。在他们控制下，报纸上依然大量发表贯彻市委意图的保守文章；在报社内则围剿革命派，把左派群众打成“危险分子”、“两面派”等等。这引起了报社内革命群众强烈的不满。因为这样，部分报社人员还干脆成立了造反组织。十一月三十日“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文汇报》报社内的造反派即表态支持“红革会”学生的“革命行动”。而报社领导则挑动群众斗群众，企图把报社内的造反派镇压下去。在斗争最艰难的时刻，《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坚持斗争的八个造反派成员，在毛主席像前庄严地宣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们说：“我们现在是少数，但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毛主席支持我们。”
十二月十二日，《红旗》第十五期发表了题为《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这篇社论对长期困扰群众的一个问题，即什么叫“反党”，地方和单位党委能否代表党中央，在政策上作了澄清，从而大大增加了群众造反的信心。社论清楚告诉群众：“什么叫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坚决拥护毛主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路线、坚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坚决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这样的就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社论又说“斗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革命左派，并且欺骗和蒙蔽一部分群众来保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表现。不管采取什么形式，派工作组也好，不派工作组也好，撤了工作组也好，只要是采取这样的反动方针和反动政策，就是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社论还说：“那种压迫群众的司令部，难道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吗？难道不可以‘炮轰’吗？”“我们党，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来整革命群众，来压制革命。”《文汇报》社的群众在《红旗》社论精神鼓舞下，纷纷加入造反派。造反派的力量迅速壮大。在这样的形势下，“踢开报社的旧领导”就再次成为大家考虑的问题。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酝酿，“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终于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晚上做出决定，接管了报社的行政权。四日，他们在接管后出版的第一张报纸的头版头条重刊了毛泽东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表达了他们决心遵循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的方向继续革命。在头版下方刊登了他们宣布接管报社的公告《告读者书》。
《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对《文汇报》造反派或许有过于溢美之词。《人民日报》刊登这篇报道是否有号召其他省市报刊学习《文汇报》社造反派的意思，或者因为中央的两次表彰上海造反派重点都在工人造反派，忽略了《文汇报》社造反派对“一月革命”的贡献而以此略做补偿，我不得而知。但是，从《文汇报》社造反派决定接管报社业务的整个过程看，他们有过推翻旧编委静待上级派新领导来，期待报社有一番新气象而终于失望的经历，因而第二次造反后他们不再相信上级党委，而是由自己来掌握报社方针，是有其思想基础的。因而也是可以相信接管报社业务确是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如果要说他们听了谁的指使，也只能说是听了党中央的指使，听了《红旗》杂志的指使。
一月五日，《解放日报》社内的造反派也接管了报社的行政大权。据有关资料：自批判资反路线开始，《解放日报》社内群众与其他单位一样也分成了“革”与“保”两派。“解放日报事件”发生以后，十二月三十日凌晨“红革会”学生进驻报社，上午“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就发表公开声明，认为红卫兵批判市委和解放日报社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提出将《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的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声明还认为：“赤卫队”包围报社，围攻红卫兵的行为是错误的，是市委在挑动群众斗群众。通过这个声明，《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鲜明地向上海市民表达了他们与报社党委绝然不同的立场。当时，这个《声明》的传单还发到青浦。那时在我印象中，《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比《文汇报》的还革命。
在“解放日报事件”中，上海市委从一开始就坚决不同意《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及至陈丕显与陶铸通话后接到陶铸指示，说：“群众组织的报纸与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解放日报》就是停刊一个月，也不能同《红卫战报》一起发行。”市委的态度就更加强硬了。当时陶铸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大人物。陶铸的这个指示，毫无疑问对报社的造反派也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但是，造反派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屈服。十二月二日，“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与《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 “红革会”，以及上海其他新闻界的造反派，在文化广场联合召开了“向《解放日报》、《文汇报》贯彻市委资反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揭发了市委和报社党委执行资反路线的大量罪行，以实际行动回击了“走资派”们对他们的打压。这说明这两个报社的造反派一直都是并肩作战的。因此，当《文汇报》造反派对报社业务采取接管行动以后，《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也就急起直追，只隔了一天，同样接管了报社业务大权。
以上是《解放日报》社造反派接管报社业务的过程。与《文汇报》一样，《解放日报》社造反派在接管的过程中也都没有张春桥、姚文元的影子，甚至连徐景贤的影子也没有。不然，以张春桥在处理“安亭事件”中“敢为人先”的性格，是不会连提也不提一声的。
众所周知，中共靠“两杆子”起家，笔杆子与枪杆子同样重要。因此中共对报社的控制，对报社人员的甄选，严格程度并不比公安局差。据我所知，文革中公安局的人大多是保守的，其他省市报社人员的表现我不清楚，但《文汇报》《解放日报》报社人员的表现这么激进，这究竟是偶然的、特殊的，还是其中有着一种必然性呢？我曾怀疑这两个报社的造反派率先宣布接管报社业务会不会与徐景贤他们起来造反一样，得了“风气之先”的缘故？但当我仔细研究了他们的造反史以后突然悟到了原因。关键是在这两个报社内都有一批意志坚定、政治嗅觉敏锐、却又容易行动偏激的知识分子。古人说“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这两个报社内也是因为都集中了这样一批“非常之人”，再加上处于这个特殊的年代，此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凑合，因而出这样的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说这两个报社内集中了一批“非常之人”，是因为中共历来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自列宁在一九〇五年提出：“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的要求后，中共所有报社的性质都已不再是一般人认为的新闻机构，而是政治宣传机构了。报纸作为“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由于它直接、而且以文字形式面对广大群众，在当时影视新闻还没有出现和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报纸的影响力要远超其他宣传形式。中共常说打天下、保天下，主要靠枪杆子、笔杆子这“两杆子”。而报社在“笔杆子”队伍中的地位就好比是整支笔杆子队伍的先锋。因此中共对报社的控制和要求也非一般文艺教育单位所能比拟。首先，对于进入报社工作的记者、编辑，中共从一开始就会在政治上严格把关，必须是忠于党的、且具有一定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又因为任何阶级斗争动向都会在报纸上首先反映出来。一篇报道角度的偏差，文章中某一句话说的不够严谨，都可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因而报社内部的阶级斗争也要远比其他单位敏感和激烈。有一份统计资料，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大公报》、《新闻日报》、《健康报》、《教师报》，以及全国二十二个省市和省辖市的党委机关报编辑部门，截止当年九月底被报纸公开批判的右派分子就有二百一十二人。据内部规定，报纸公开批判的右派比例，是单位内全部右派的十分之一。这样算起来，截至九月底这些报社的右派分子就有二千多人。而到整个反右运动结束，右派数字至少又翻了一倍。所以，这些单位右派的总人数大约要在四千以上。我不清楚这些报社的工作人员总数有多少，若单以编辑、记者等知识分子来算，这么庞大的右派分子数字，恐怕要远远超过毛泽东规定的单位总人数百分之五的比例。《文汇报》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被毛泽东亲自撰文批判过。当时全报社划了多少个右派分子我不清楚，就报社领导层言，总编辑徐铸成，副总编浦熙修都成了全国有名的大右派。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钦本立据说本来也在右派名单内，是市委书记柯庆施手下留情没有将钦本立划成右派。但钦仍然受到调离《文汇报》、留党察看两年和行政降三级的处问。因此《文汇报》领导层基本是全军覆没的。由此可知中共对报社政治控制之严，和报社内阶级斗争的激烈。又据网上一篇署名刘衡的文章《“人民日报”的右派们》，说当年《人民日报》社划了三十二个右派，其中编辑部的就有二十四个。文章还提到《新湖南报》社，全社员工不到一百四十人，划为右派的竟然有五十四人。
所以，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象到，在阶级斗争这样敏感、激烈的单位内工作的人，除了有人会更加小心谨慎，紧跟领导，紧跟市委、中央的指示，唯恐犯错外；也必然会有一批人如经过老君炉锻炼的孙猴子一样，变得“火眼金睛”。他们消息灵通，善于猜测中央动向，且自以为目光正确，真理在手，因而胆量十足。当他们发现并认定地方党委和报社党委执行的路线方针与党中央最高领袖的意图不符甚至背道而驰，而他们又坚定地认为最高领袖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时侯，他们也会敢于首先发难。《文汇报》社的造反派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党中央提出批判资反路线后不久，他们就敢推翻报社的编委会；在受到报社党委压制、打击时仍坚信“真理在我们手中”。《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敢于和陶铸这样的大人物对着干。从这些举动中，我认为就已透露出了这批报社“孙猴子”的特色。而这样的特色，其他一般单位的知识分子是较难具备的。所以，“接管”单位业务大权这样的大胆行动首先在报社发生，决不是偶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