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沉幸仪p287-9：「曾?加中共党团组织的反共义士，计3948人。3 月8 日，分别在大湖、杨梅义士村举?「脱?共产匪党匪团组织宣誓典?」，中央派反共义士后援会总干事谷正纲监誓，综计办?脱?中共党团组织者共4410 人。较过去登记者增加462 人。嗣?策动匪谍自首运动，计自首者达609人[占4.2%，很可能有冤枉的]，除15人[占0.1%]情节较重移送感训外，均经分别注记资料，交由接编单位继续考查。
匪谍情节较重或者屡劝不听不肯改善者，由保安司集中管理，共33人。后来“顽劣分子”陆续增加到118人。经过保安司三个月管训后，痛改前非者于其他义士一同编拨部队服役；不愿悔改者，则依匪嫌处理办法惩治。 」
当然，与归国战俘的遭遇相比，有些原本亲毛但被挟裹到台湾的“顽劣分子”所受的“感训”遭遇应算小巫见大巫。 “他们要定期写思想汇报，骂共产党。说错一句话，就被送到火烧岛集中营”（《战俘纪事续》p180）。
例如敌后坚持游击一年之久才被俘的原180师机要科长[营级干部]文晓村着《从河洛到台湾》Chapter 5道：“大约1955年7月或8月一天，我们被送到绿岛，被当作罪犯看待，天天上课、听训、写报告，直到1956年8月方才脱离绿岛的桎梏”。
也有受迫害更重的：又如小兵李国安等5人被打成叛乱集团，被指控呼应共军攻台、欲上阿里山打游击。李国安被判死刑死在绿岛，无妄被牵连的赵英魁被判5年（《赵英魁口述历史影像纪录先期计画》p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