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92）

我的文革（92）

 

（三十五）关于“一月革命”的几点辩说（上）

 

“一月革命”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当时毛泽东对“一月革命”高度赞扬，评价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毛泽东死后文革被否定，“一月革命”自然也逃不过同样命运。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四日，文革后再次组建的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央呈交了一个《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所谓‘一月革命’，完全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是一场反革命风暴，一股反革命逆流，是他们搞乱全国，进行全面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它的矛头是针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是向无产阶级夺权，向党中央、毛主席夺权”。

依照这个《报告》的说法，“一月革命”有三大罪状：一，“一月革命”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策划的阴谋；二，“一月革命”夺了“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在上海，这些“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指的当然就是陈丕显和曹荻秋等被上海造反派认定为 “走资派”的地方当权派了。三，“一月革命”不仅夺各级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领导干部的权，而且是“向无产阶级夺权，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夺权。”这就显得这个《报告》不伦不类，逻辑不通，连最基本的事实也不顾了。作为堂堂省市级党委拿出的报告竟然是这样的水平，以为靠这样一份颠倒黑白的报告就可颠覆广大上海人民对“一月革命“的认知，实在也是对全体上海市民智慧和记忆力的侮辱。

这里要问几个问题：首先，上海的“一月革命”与林彪、陈伯达何干，而要说这是林彪、陈伯达策划的阴谋？《报告》起草者可拿得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证据？其次，凡尊重事实的人只要去翻翻当年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都不能不承认上海的“一月革命”是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大力赞扬和大力支持的。如果上海的“一月革命”是“反革命逆流”，那么上海市委置当年支持上海造反派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于何地？支持“反革命”的岂不也是“反革命”！再次，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是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承认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社论说“上海工人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显然在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也承认原上海市委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等人是“走资派”。所以，如果当时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上海市委陈、曹的定性错了，那么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也应由毛泽东和党中央来负。理由就如我在前面指出过的那样：上海的造反派开始只是秉着“抓革命，促生产”的宗旨，暂时接管被当权派故意放弃、故意破坏的生产管理权，并没有真想夺共产党的权，夺权是毛泽东、党中央提出的。所有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上海市委的《报告》怎可对此统统视而不见、在此胡言乱语呢？我一向认为，由于观点、立场不同，文革后的中共对于毛泽东和当时的党中央对“一月革命”有不同的看法是可以的。但是，毛泽东和当时党中央的立场却是不容歪曲的！《报告》将造反派向陈、曹夺权说成是“向党中央、毛主席夺权”，这不是在信口雌黄、公然造谣吗！难道毛泽东和当时的党中央会愚蠢到号召造反派群众向自己夺权？

《报告》的起草者写出这样逻辑不通，不符事实的《报告》，中共上海市委竟然将它报送中央，而中共中央竟然也将这样的《报告》批发全国。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件事：中共从上到下，都是一批不学无术而又狂妄自大的唯心主义者。他们以为大权在手，历史就可任由他们歪曲。其实在这件事上，我认为中共中央要的仅是一个过程。因为它要否定文革，包括否定“一月革命”，它需要由“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上海市委来提交一个文件，作为它否定“一月革命”的依据。至于上海市委提交的文件是否符合实际，是否能让人信服，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它将这个文件批转全国县团级以上党委也不过是走个过程，通知这些党委“一月革命”也被否定了，从而完成了一个程序。难怪中央在批语中要特别规定，这个《报告》“不登报、不广播”，仅“口头传达到群众”就可以了。至于下级党委是否真将文件传达到了群众，其实也是无所谓的；俗话“偷来的锣鼓打不得”，以这样的理由来否定“一月革命”，知道的人越多，自己出的丑就越大。只是不管怎样，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合演的这场戏，也让人看清了谁才是真正的阴谋家。他们的阴谋目的，无非是想在保全毛泽东的名声、从而保全他们的统治合法性的前提下，让他们既否定了文革，又能继续保持中共的一党专政。

因此之故，我认为对于“一月革命”的某些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澄清和说明。

• 何为“一月革命”？

关于“一月革命”发生的原因和过程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说的原因和过程虽不能说十分详细，但大概的情况差不多都说了。自一九六七年一月这场被毛泽东称赞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发生后，因为党中央明确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权”，有人就将“一月革命”简单地理解为就是“夺权”。文革以后更有人引用“工总司”成立宣言中有关夺权的话，说造反派一开始就是想向党夺权，以此证明“一月革命”就是为了夺权而发生的，并以此证明这些人从一开始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但是，我认为这样理解“一月革命”是不对的。那些极力鼓吹“一月革命”就是“夺权”的人，如果不是糊涂，就是故意在歪曲和污蔑“一月革命”。谁都知道，“工总司”宣言中说：“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不过是在重复毛泽东一贯的观点：“世界上一切革命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以及“五·一六通知”中说的：“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其实，在当时很多人包括造反派的意识中，夺“走资派”的权，群众充其量只是起一个参与揭发和批判的作用，至于确定要夺哪些人的权，又由什么人来替代，这些都是中共上级党组织考虑的事，是属于中共的权力。如文革初期改组北京市委一样，群众是无权过问的。即使到了“一月革命”初期，造反派开始接管某些生产指挥权，心中也没有“夺权”的念头。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些。我们单位当年“夺权”的经过也证明了这一点。这里再举当年“工总司”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黄金海的回忆录为证。

据黄金海说：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为了应对当时大量工厂停工，交通运输停滞，广大市民受到停电、停水、停交通“三停”威胁，“工总司”、“市委机关联络站”、“交大反到底”、“同济东方红”、“上海红三司”等造反派组织在长乐路“工总司”属下的一个联络站开会，决定成立以“工总司”为主，以铁路局、港务局、海运局、航运局、邮电局和交运局等六个局造反派成立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为基础，在一月八日成立“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目的是动员全市力量，统一行动，统一指挥，尽快制止因搞经济主义而造成的生产面临瘫痪局面。火线指挥部实际上接管了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市政府）部分生产指挥权，当时我们还无清晰的夺权意识，没有去占领市人委各部门和下属各局机构，这些机构仍完整地保留着，只是已指挥不动或不作为了。”（以上见黄金海《十年非梦》一书）所以事情很清楚，当时这些“一月革命”的发起者们，他们自动起来接管市政府的某部分业务指挥权，只是为了应付目前交通运输严重瘫痪的困难局面，并不是想夺共产党的权。

那么什么才是“一月革命”真正的内涵或精神呢？我以为比较正确概括“一月革命”内涵或精神的，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说的那几句话：你们“把无产阶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

而我个人认为更精确、更直接的一句话，就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甘由人摆布”。因为在当时这种情况下，造反派只有奋起一搏，击破当权派破坏生产的阴谋，才能使文革继续进行下去；而也只有文革能继续进行下去，他们才有可能逃脱被当权派镇压的命运。此外，他们主动站出来“抓革命，促生产”，除了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自认为是社会的主人，有责任维护社会的正常生产和秩序，同时也是以实际行动在向中共中央表明，他们不是反革命，而是拥护中共、拥护文革的革命派。

二，“一月革命”是一场被毛泽东故意捧高、又被利用了的群众革命运动。

“一月革命”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它极大地改变了文革的进程和格局。“一月革命”的直接后果就是让毛泽东作出决定：取消原来的党政领导机构，重新建立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而这，在毛泽东原来的文革计划中是没有的。当时毛泽东把“一月革命”评价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仿佛这是一场改朝换代的大变革。但是，从后来毛泽东对“革委会”不断做出的限制和完善措施——如强调这是“临时的权力机构”；要“老中青”和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老干部“三结合”，弱化造反派代表在革委会的作用；然后在完成“整建党”恢复党委后，他又强调“一元化领导”，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革委会的主要权力全部被党委抓去，革委会则回复到文革前的“人民委员会”的地位。在此同时，毛泽东又通过“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逐步清洗掉当初因照顾“派性”而进入革委会的造反派代表。最后历史兜了一个圈子，一切又仿佛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这个过程虽然比较缓慢，前后经历了二三年，但它瞒不了人。从最后结果看，我发觉毛泽东在“一月革命”时号召造反派夺权只是权宜之计，其主要目的是要打破当时各级当权派因抵制文革而形成的“瓶颈”。毛泽东并不真的信任造反派，放心让造反派掌权。在各级党委重建后，大多数革委会中的群众组织代表，与中共建政初期的民主党派代表一样，很快就沦为“配角”，只起了一些“政治花瓶”的作用。即使在上海，市革会成立后王洪文名义上是副主任，但在初期也没有什么权力，他的地位还不及徐景贤（当时人称“徐老三”，意为张、姚之下他权力最大。徐是张春桥在上海的代理人。），主要权力都抓在张春桥手中。后来是因为毛泽东看中王洪文想培养他把他调到中央，又因为工作需要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回到中央工作，上海市革会的权力主要由老干部马天水和原市委一般干部徐景贤、“工总司”代表王秀珍三人分享，造反派这才算是真正掌了权。但是就全国来说，上海是特例。所以就这一点看，当初毛泽东把上海“一月革命”说成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样高的评价如果不是一时冲动下的失言，就是故意对全国造反派的欺骗。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一月革命”，我们不能不承认所谓的“一月革命”，并没有当时造反派们想象的那么伟大。它只是一场被人故意捧高了、而又被人利用了的群众革命运动。

当然，毛泽东通过“一月革命”是颇有斩获的。他把那批“张屠夫”晾在一边，让造反派去“杀猪”，成功地突破了“瓶颈”得以将文革继续进行下去。除了这个主要收获，还因为推倒原来的党政机构重新建革委会，使原来的党政领导干部甚至工作人员，都因一下子失去工作而处于待审查地位。这就使毛泽东有时间从容地甄别这些干部，把政敌刘少奇系统的干部，及其他政治历史不合格、或认为对己不够忠诚的干部，统统排斥在各级权力机构之外或调动他们的工作，从而达到他在“五一六通知”中提出的文革目的。不然的话，要大规模地清洗这些人也非易事，这个过程要更加漫长和艰难。当时为了安置这些人，中共想出了办“五·七干校”的办法。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了“林彪事件”，大量干部可能到毛泽东死也不得“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