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劣势之底层变革

如果从1945年二战结束开始算起，人类进入现有国际秩序已经80年。可是，在这80年里，穷国始终是穷国。真正闯关成功，进入富国俱乐部的国家寥寥无几。80年代，亚洲四小龙兴起，一举跨国中产收入陷阱。稍后，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大陆逐步完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看上去也大有产业突破的趋势。从这一篇起，我们将回到中国本位，谈谈这个古老帝国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困境与突破。

之前的三篇我们从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三个方面讲述了欧洲的近代化过程。后发国家往往认为，如果能够复制欧美的成功经验，一个国家就能够完成现代化转型，这似乎不是一件很难得事情。20世纪之前的中国人也是这么想的。如果把中国近代史分期，1920年代是个节点。北洋时代可以看作是清末新政的延续。从1901年清廷回京以后，中国自上而下开始了一场学习西方的改革。民国初年讲德先生和赛先生，有识之士讲实业救国和民主共和，都是类似的早期尝试。这种千年未有的大变革，在新文化运动中达到顶峰。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逐步推进，智慧的中国人发现变革并非想像中简单。1920年代，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早期的共产党，都意识到现代化并非简单移植西方制度就可以完成，而是需要一种触动底层的，深刻的社会变革才能够进一步推进。

192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完成了第一次大分裂。前一部分是以章士钊为首的甲寅派，以及稍后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这些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古代乡村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中国可以在保持原先的土地所有制下实现现代化。如果按照这类学者的思路走下去，中国很可能走向类似拉美的军政府与民主政体轮流坐庄，强军阀，弱政府的道路。如果再把日本的因素考虑进去，结果会更加复杂，很难相信中国可以在北洋政府的分裂状态下完成民族独立。不过，这类思想很快受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绞杀，并没有在民国历史中成为主流。

另一部分知识份子，则意识到彻底改变农村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其中的一些知识分子，比如鲁迅与胡适，把革命失败归咎到旧有的国民性上。另一部分人则在深刻的思考土地对农民的束缚，比如当朝太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逐渐的，提倡底层变革的知识分子又根据左右分裂成国共两个阵营。对于消灭旧制度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是有共识的，并且，两党同时把目光望向了苏联模式。苏联的高度专政和党国一体的制度异常适合深入基层的改革。

虽然对于消灭旧制度上有共识，但是对于将要创造怎样一个新世界，国民党与共产党意见却完全不同。国民党希望创造的，是类似欧美的资本主义世界。从孙中山和蒋介石的角度看，欧洲的民主化需要得天独厚的底层条件，苏联模式只是实现这种条件的手段，一旦成功就可以抛弃掉。而共产党的理想，则是创造一个天下为公，没有阶级压迫的共产主义世界。在随后的1930，4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完成了第二次大分裂，他们分别向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和重庆聚集。在国共的长期博弈中，国民党的技术性的党国一体终究敌不过共产党货真价实的苏联模式。幸运的是，蒋介石还保留了台湾一方净土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一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树立了比较样本。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通过三个层面讲述这种底层变革，他们分别是土地改革，世俗化和资本积累。土地革命释放了农村劳动力，世俗化改变了旧有的社会结构，而资本的原始积累为早期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值得思考的是，这三个深层变革都很难在民主体制下快速完成，而需要一定程度的强制力度才得以推进。在台湾，国民政府以较低的成本完成了这些改造。大陆这边，则是以巨大的人道灾难为代价走过了这一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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