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91）

我的文革（91）

 

夺权的乱象在我们青浦也有。前面说过青浦的造反派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接管了印刷厂、邮电局、广播站等单位。但这仅是“接管”，当时没有明确提出夺权。二月四日，以“联总”、“工青联”“红卫军”、“农革司”等为首的一些造反派组织，在青浦中学操场召开批斗县委书记陆道南、副书记王佐标、孙全福，及各部、委、局和公社主要领导干部大会。这次会议也没有听说这就是夺权了。那时我们郊区的文革步伐总是要比市区慢上几拍，市区没有正式夺权，郊区自然也不会抢先夺权。但是许多单位的夺权，却与市区一样进行得如火如荼，但都是各自进行的。

且说我们单位“白求恩”和“送瘟神”两个造反组织在一月三十一日下午匆匆宣布夺了权，算是“轧进”了“一月革命”。第二天，县除害灭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缪云兴和顾肇康看到我们夺了血防站的权，也赶紧发布《接管通令》，以“白求恩战斗团机关战斗队”的名义，一口气夺了县除害灭病办公室、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县卫生科的权，把这几个单位的印章都收缴了。二月二日，他们又发布了第二号《接管通令》，说要成立“革命生产筹备委员会”，监督当权派们做好“日常工作”。他们在发布第一号《接管通令》时我们全不知情，到他们拿来第二号通令时我们才知道。他们仅仅两个人，却要接管三个县级领导机构，是不是“胃口”也太大了点儿？而且，既然宣布了接管，怎么又说要监督当权派做好日常工作呢？对于这种“监督”、“接管”还是“夺权”，三种情况混淆不清的做法，让我们觉得有点儿戏，但当时夺权成风，我们也不便指责。而且，他们虽然挂名在我们“白求恩”，但事实上组织对他们没有多少约束力。这在当时所有的造反派组织中几乎是普遍现象。

造反派夺权，在内部，因为争权夺利发生了许多乱象；在外部，还要与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各种反扑阴谋作斗争。最初，当权派和保守派玩弄的花招是假夺权。关于假夺权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周恩来为防止外单位人来夺外交部的权，就授意外交部的群众组织假夺权。他的借口是外交部有许多机密，牵涉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因此与其由外单位人来夺权，不如由外交部内部的人来夺。至少他们熟悉外交部的运作和许多规则，不致闹出大事来。但是，外交部内也有好几派造反组织，后来我看到一个材料，周恩来授意支持夺权的都是保陈毅一派的。

当时，我们县卫生系统也发生了一件假夺权的“闹剧”。二月四日，突然冒出三个新成立的组织：上海市血防战线造反总司令部青浦司令部、上海市农村卫生系统四员革命造反队青浦司令部、上海市青浦县血防站革命造反红旗战斗队。他们联合宣布成立“青浦县血防战线革命生产监督委员会”，发布第一号《紧急通令》，命令县除害灭病办公室和血防站要在这个“监督委员会”的监督下，“必须立即恢复一切正常的日常行政事务和生产等工作”；命令县除害灭病办公室和血防站当权派在第二天上午向他们报到，“听侯统一指挥”。这个监督委员会让当权派“立即恢复一切正常的日常行政事务和生产”，实际是否认了血防站“白求恩”、“送瘟神”两个造反组织已经接管了血防站的事实，而是要回复到过去由旧当权派掌权的状态。所以，他们成立这个“监督委员会”，明显是针对我们“白求恩”和“送瘟神”二个组织的夺权进行的反扑。如果他们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真的是要监督全县的血防卫生工作，要监督我们的工作，那他们首先应该与“白求恩”、“送瘟神”两个组织协商，联合起来一起工作，而不是撇开我们。奇怪的是就在四日同一天，副县长王忠明、除害灭病办公室主任季贸楠、副主任莊仁中、县卫生科科长张凯、以及我们血防站副站长钱国玺都在这个通告上了签字，表示愿意在这个委员会的监督下工作。这样“乐意顺从”的态度，对造反派他们是从来没有的。因此，我们认定他们是合演了一齣假夺权的“戏”。这三个组织中血防站的“红旗战斗队”究竟由哪些人组成，从来也没有公开过，以致我们与他们同在一个单位也不知道。“血防战线总司令部青浦司令部”成员，主要来自徐泾和城东两个公社的血防组。而“农村四员”，是指农村中的卫生员、接生员、灭螺员、清洁员，这个司令部的人员，由头至尾都没有露过面，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组织也不清楚。文化大革命中有这样一个特点：农民成立的群众组织，立场基本上都是保守的。他们大多是贫下中农出身，家庭成分好。成份不好的地、富子女，在农村根本不敢乱说乱动。但即使成分好，因为是农民，很难跳出农村户口这个“二等公民”的限制，他们就乘文革造反的机会到城里来混，希望能捞到一些实惠。因为是抱着这样的目的造反，他们很容易就被当权派利用来同造反派捣乱。然而，公社血防组和农村的“四员”都属农村基层的卫生工作人员，仍属公社社员身份，县除害灭病办公室从不与他们发生直接的工作关系，与他们发生关系的是我们血防站，凡除害灭病办公室布置的工作都是要通过血防站去下达、完成的。所以，这三个组织撇开我们去“监督”除害灭病办公室和血防站的工作，根本就无从“监督”起。在当时“造反派”气势正盛的时候，他们这一齣夺权假戏根本就不可能演成功。我们也没有对他们采取什么行动，只是不理睬他们。几天后这个“监督委员会”就自己无疾而终了。

自“一月革命”爆发以来，上海造反派接连获得毛泽东、党中央的嘉奖。接着，贵州、黑龙江省造反派夺权成立的权力机构也得到中央肯定和承认。二月五日，上海市人民公社成立。这一切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来临，旧的权力机构已经被淘汰。于是，过去一些顽固的保守派分子，以及一些当权派的立场开始动摇，纷纷向造反派示好了。

首先向我们造反派示好的就是那个怀疑我“不加入团组织怎么革命”的黄幼龄。她向我们揭发人事干事曹惠德在中央下达《补充规定》以后，还将站里全部整群众的黑材料复制后分开隐藏。她这儿也藏了一部分，并将它交了出来。这件事再次引起群众的愤怒。但曹惠德已经被开除了党藉，已经“死猪不怕开水烫”了。面对群众的声讨，她微微翘着嘴角冷笑，一副不屑理睬的样子。当然，她也不会说出其他的材料藏在哪里。有人气得攒紧了拳头，却不好打她。黄幼龄又表示要参加我们的组织，王逸鹏开心得不得了，甚至表示要让她当造反队的头头。我看着王逸鹏对黄幼龄一脸讨好的表情，心中就有点别扭，又感到一丝悲哀。我明白王逸鹏的用心：因为“白求恩”、“送瘟神”二个组织中连一个党员也没有，而黄幼龄是“四清”入党的预备党员，造反组织中有个党员，政治上也好硬气一点。也是用心良苦啊！这说明尽管造反派得到党中央的夸奖，尽管当权派们被造反派批斗得灰溜溜的，但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党员始终在政治上占有优势，而非党的造反派始终如妾侍一样，自觉低人一头，即使掌了权也是名不正言不顺。不知什么原因，黄幼龄后来并没有加入我们组织，而是当了“逍遥派”。倒是有其他几个保守派的队员加入到我们造反派中来了。

还有一个明显转变立场的人是张宜。张宜对我们造反派的态度一贯强硬，即使在罢了他站长职务后也如此。虽然他应我们造反派的要求一次又一次做检查，但每次检查都是说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不肯承认自己犯了资反路线错误。然而从二月上旬开始，他的检查一次比一次深刻。最后一次检查已经在青浦人民武装部大规模镇压造反派的“二·一七事件”以后。这次检查，他将文革以来执行资反路线的经过全都讲了出来，说到后来痛哭起来，说辜负了同志们一次又一次苦口婆心对他的教育，令我们也十分感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时青浦造反派已开始遭到镇压，如果他是看风驶舵的人，绝不会在这个时候还向造反派做检讨。所以我觉得，他之以前对造反派顽固，与现在“不识时务”地向造反派做深刻检查，人格上是统一的。以前他的思想是真的不通，现在的通也是真通。后来他的立场，一直到文革结束都站在造反派一边。可悲的是不论通与不通，他都没有跳出党文化的圈子，始终受 “党纪”和毛泽东的愚弄。一九七二年老干部开始复出，县卫生科重建升级为卫生局，三个局长副局长都是老干部。张宜被调出血防站，到县卫生局担任生产组组长，手下只有三、四个兵，大事都有局长、副局长抓主意，他的实权大大缩小。文革结束后，因为他在文革中的表现，重新掌权的那批老当权派对他怀恨在心，干脆就削掉了他一切领导职务。

副站长钱国玺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四清”和文革初期都有人写信向“四清”工作队和县委反映，但都没有下文，被包庇了起来。我们夺权以后，许运灵就悄悄地专攻这个问题。那时候，一般人对男女婚外情看得很严重，将它看作一个人是否腐化堕落的标准之一，总要弄它个水落石出不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其实也是社会的一种病态。“清教徒”主义愈厉害，人们对这方面的“新闻”愈感到刺激。二月上旬，许运灵搬到钱国玺的宿舍与钱一起住，日夜做他的思想工作。经过一个星期的“攻心战”，钱国玺终于交代了他与站里一位女青年发生婚外情的事实。原来当年在徐泾公社蟠龙大队楼上，他就与这个女青年发生了婚外恋。因为被大队干部发现蛛丝马迹，写信向县委反映，他只得离开蟠龙回站工作。但不久，他就把那个女青年也调到站里，当出纳会计。当年我也在蟠龙工作，也住在那座楼上，对这种事却毫不知情，可见我那时的幼稚，社会经验几等于零。后来这女青年怀孕，他陪她到上海去做了人流手术。其时正当我们单位“四清”时期，全体员工每天早晨“军训”跑步，那个女青年刚做完人流手术，为掩人耳目也一样出来跑步，结果当场晕倒。许运灵能将钱国玺的嘴“撬开”，让钱国玺承认他有婚外情，我们很多人对他很佩服，觉得他“有一套”。不过想深一层，恐怕还是形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一月革命”的胜利，形势对造反派有利，有个别造反队员开始忘乎所以起来。那个缪云兴开始不见人面，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些什么。还有我们单位“送瘟神”的队员黄虔生，因为他曾是志愿军复员军人，不经组织同意跑出去又参加了“红卫军”，成了一身跨两个组织的队员。他参加了“红卫军”后耀武扬威的很神气，还拉了单位内另一个复员军人也去参加。大家对他虽心有不满却也没有办法。因为当时的群众组织本来就是十分松散的，根本没有纪律规章约束，全靠自觉。也有少数人趁着造反派得势，肆意妄为发泄私愤。大约在一月底的一天晚上，我们很多人像平日一样聚在造反队办公室里，或商量些事情，或交换一些新消息，或纯粹是为打发时间与“战友”聊聊天的。突然，“嘭”地一声巨响门被一股大力推开撞到墙上，一群人夹着一股寒风冲进来，把两个人摔倒在地上，喝令他们跪着。我那时正坐在办公室最里面的一张写字台后看报纸，见这群人凶神恶煞一样闯进来不知要干什么。只见为首的几个戴着“红东北”和“红西南”的袖章。这是上海市区的两个红卫兵组织。但因我孤陋寡闻，当时还没有听到过这两个红卫兵组织的名，看他们个个人高马大的，还以为真是从山海关外东北地区和新疆、青海西北地区来的红卫兵，因此奇怪这些红卫兵大老远的跑到上海已经很不容易，怎么还来到了青浦，来到了我们单位？又看见跟在这些红卫兵背后的两个人是我们单位“送瘟神”的队员，也弄不清他们是闻讯赶来看热闹的，还是这些红卫兵就是他们引来的。再仔细看这跪着的两个人，我发现一个就是站里的员工朱雪园，另一个是朱雪园的父亲。他在我家乡练塘中学当教导主任，因此也认识。我很惊讶，不知道这两人犯了什么事，竟然要劳动东北、西北的红卫兵来抓他们？正在思忖，忽听见有人大声宣布朱雪园的父亲是“逃亡地主”，喝令他交代“罪恶历史”。我这才大致猜到了这些人斗争朱雪园父子的原因，估计一定是我们单位中有人使坏，很可能就是这两个“送瘟神”的队员，蒙蔽了不知情的外地红卫兵，去斗争他们父子俩出气。这个朱雪园平日做事的确很招人讨厌，他父亲的口碑在练塘也很不好，我对他们都没有好感；但这样无缘无故地批斗人，我认为还是不应该的。朱雪园祖上可能是地主，但他父亲绝不是地主，这一点我基本上可以肯定。可当时这样情况我也不敢出面阻拦。因我自己的出身就不过硬，很怕“引火烧身”。不但此也，我这时还害怕朱雪园和他父亲抬头发现我，怀疑我是挑唆者。因为关于朱雪园父亲“逃亡地主”的事我估计只有练塘人才知道。虽然站里练塘人有五六个，我只是其中之一，但既然是“之一”，就也脱不了嫌疑。这一场闹剧后来怎样收场的我已记不得，所幸这样的事情以后没有再发生过。

不过，当时我们绝大部分造反队员仍是循规蹈矩做人的。坚持在本单位搞革命，尽量不与外单位发生关系。即使是同一系统的县人民医院和朱家角人民医院我们也极少去串连。原因也是提防着中共“秋后算账”这一手。毕竟外单位的情况我们不清楚，怕外面的造反组织出了问题连累我们。没想到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主要由转复军人成立的组织“红卫军”会被中央明令解散。而这又成了军队镇压造反派的借口，以“某某组织与红卫军勾勾搭搭，一丘之貉”的罪名，将全县所有的造反组织基本上全部镇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