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88）

我的文革（88）

 

（三十三）我们在“一月革命”中

 

以上，说的基本都是市区“一月革命”的情况。下面，说说青浦和我们单位在“一月革命”中的经历。

时间进入一九六七年一月以后，青浦县的文革形势也有了很大发展。造反组织风起云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渐成城镇居民的共识，越来越多原在犹豫观望的中间派群众纷纷亮明立场加入造反派。其中尤以青中“红旗”为核心的“青浦县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总”），发展最为迅猛，下属组织遍及各行各业包括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成员最多时据说有五万多（号称十万），是全县最大的造反组织。县委、县人委部分干部仿效市委徐景贤他们也“心脏爆炸”，成立了“青浦县机关革命造反委员会”（“机反会”）。一月十二日，由城东和城西公社部分农民发起的“青浦县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农革司”）成立，并迅速扩展到全县，负责人是城西公社的社员徐家正，据说也有数万成员。差不多同一时候，还成立了“青浦县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委员会”（“贫革会”）、“青浦县农村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农红司”）等主要由农民组成的造反组织，说明文革造反势头已深入到了农村基层。

那个时候，青浦造反派批判、斗争的对象主要是以陆道南为首的中共青浦县委。陆道南原是金山县的县委书记，一九六五年才调来青浦任县委第一书记的。金山是上海农村“四清”的试点县，比其他县要早一年开展运动，也早一年结束，所以陆道南在调来青浦前已经经过了“四清”运动的审查。由这一点推测，他的政治历史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因为他在青浦没有根基，来青浦是“光杆司令”来的，当群众造反成为不可阻挡之势以后，他就被县委一批人有计划地抛了出来，成为“青浦头号走资派”。其实陆道南来青浦后，除了推行“资反路线”他要负责，县委过去执行的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绝大多数与他无关。所以将他作为“青浦头号走资派”是有点名实不符的。这种情况其实很多造反派心中也有数，但在当时情形下也不便为他撇清，以免被人攻击为“保皇派”。而且，那个时候各地群众在批判地方党委时都是将党委看成一个整体的，凡是党委过去犯下的错误第一书记都得负责。这也是文革中各地的第一把手往往都会被打倒的原因。为此，他曾对关押他的青浦中学“红旗”红卫兵发牢骚说：“打倒我是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可见陆道南对群众打倒他、以及县委某些人将他抛出来当县委的“替罪羊”，他都是不服气的。但后来“红旗”学生查出他历史上曾经被捕过，这就成了他的致命伤。那时候因为中央发了一个“抓叛徒”的文件，于是成为一股风，凡被敌人逮捕过而没有“牺牲”的都被认为必定有问题，不是叛徒就是自首变节份子。于是打倒他就真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了。

据说，策划将陆道南抛出来以应付文革的主谋是县委第二书记王琳。他是从“解放”初就来青浦县委工作的“老书记”，全县很多中下层干部都曾是他的老部下。从六十年代初起，他因为患肝炎长期病假不管事，无聊时就找人在家打打扑克，或抗一支猎枪，骑着从县人武部借来的摩托车去淀山湖打野鸭。因此很多人背后叫他“打鸟书记”。我太太当时是初中学生，与他大女儿同学，也曾多次在他家与他一起打过扑克。因为他多年病假不管事，文革第一波造反波没有冲击到他。但他却在群众造反开始后就在暗中四处联络、出谋划策，与他的那批老部下抱成一团对抗造反派。在他的影响下，整个文革中青浦的当权派很少有转变立场投向造反派的。青浦的文革在全市所有郊县中斗争最激烈，反复最大，武斗最严重，这一切都与王琳有关。文革结束后，王琳从幕后走到台前，主持全县清查“四人帮”的工作，成为青浦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清查工作结束后调任嘉定县委副书记。不过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总之，青浦的文革进入一九六七年以后，两派的斗争一直非常激烈，是上海十个郊县中最突出的一个。因此，青浦造反派的经历是最为曲折、艰辛的。

一月十二日，由上海几所大学的学生组成的造反组织“炮打青浦县委联合战斗团”（炮联）率先刷出大标语“炮轰”县委，拉开青浦“一月革命”的序幕。第二天，当地造反派组织“联总”、工总司青浦联络站（简称“工青联”）和“红卫军”也立刻跟进，联合接管了青浦印刷厂、县总工会和邮电局。十六日又成立“接管委员会”宣布接管了县委和县人委的权力。十八日，接管县广播站。

这些行动，我们单位两个造反队都没有参与。当时我们大多数人的态度是“外面的情况我们不了解，为谨慎、安全起见，与我们无关的斗争尽量不参与”，关注的仍然是追查“黑材料”的事。自十二月二十九日我们带张宜去市委控告，到一九六七年一月的二日或三日，市委农村政治部和县委同意撤销张宜的血防站站长职务。但是，张宜回到青浦后立即又否认他犯了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也不承认血防站党支部有转移整群众“黑材料”的事情。于是我们“白求恩”和“送瘟神”两个造反组织只得继续批判张宜，逼迫张宜做检查交代，翻来覆去地与他唇枪舌战， 几乎天天要花几个小时在张宜身上，弄得大家很愤怒，也很烦躁。

那时候让我感到高兴的一件事是一月上旬的某一天，我突然在单位内又见到孙隆璋等几个被辞退的临时工。询问之下才知道是单位人事干事曹惠德通知让他们回来的。又知道之前也是她找他们个别谈话，辞退他们的。我这才想起前几天看到的一张传单。原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主要由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成立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代表。江青等人听了代表们的控诉以后对他们同工不同酬，没有劳动保障的遭遇表示了同情。据说江青还流了眼泪。在与代表谈话中江青了解到文革开始后全国各用工单位都有突然辞退临时工的现象，当场找来劳动部长等人，下令劳动部发文件，规定：一、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与正式职工一样有权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岐视。二、在文革期间不得解雇合同工、临时工。凡是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他们马上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因为这个缘故，孙隆璋他们才又回了单位。

一直以来，我对江青的印象不怎么好。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电影新闻纪录片中有过好几个江青接见红卫兵学生的镜头，她一开口就是：“同学们……，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看你们来了……！”尖声尖气的颤音，矫揉造作的做派，拉大旗作虎皮的心态，所有这些都令我反感。但是，我倒也不因此就认为她特别的坏。我对她的定位是一个很情绪化的“贵妇人”。这种人在心情不好，或有人激怒她的时候，她会失去理智地大发雌威，以致伤害一些人。可是，当她对某人某事产生同情时，倒也会真的表示出一种同情心。当然，这种同情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贵妇人”式的同情。她对临时工的同情我就认为是这种“贵妇人”情绪的表现。至于她不准辞退临时工的出发点，我觉得可能是她认为在批判资反路线的斗争中，这些人也是可以利用的力量。

这批重新回来的临时工无例外地都参加了我们造反派。其中有五六个来自农村的临时工，他们是六六年初“四清”后才成立的宣传队队员。因为他们被辞退，对当权派和人事干事的意见特别大。一天傍晚，他们聚集在站长办公室前与人事干事曹惠德辩论，指责站领导突然辞退他们是阴谋，目的是不让他们参加站里的文化大革命。曹惠德则坚决否认是阴谋，说是出于工作的需要。这当然是在说谎。于是这几个临时工就举江青为例，说江青怎样同情临时工的遭遇，而你曹晖德对他们贫下中农却没有一丝一毫的阶级感情。曹惠德听后以不屑的口吻反驳道：“江青有江青的观点，我有我的看法！”此言一出，这几个临时工立即蜂拥而上，说她“炮打江青”、“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那天我不知是要出去还是正从外面进站，刚好目睹了这一切。我也是临时工，对临时工制度“同工不同酬”，没有福利保障等做法当然也有不满。但是，我对曹惠德敢说这样的话却也暗暗佩服，觉得这个女人真大胆、真泼辣，也真有主见。难怪站里的新老员工都怕她。毕竟在当时，敢公开表示与江青不同观点的人是不多的。这也是我第二次对她表示佩服，上一次是前一、二个月她为刘少奇公开辩护。

这件事后来怎样发展我并不清楚，我并没有参与他们的起哄。我只知道这几个宣传队临时工抓住曹惠德说的这句话不放，到处去控告。这些宣传队员当初都是各公社推荐的“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女，一旦造起反来比我们胆子要大很多。结果曹惠德为这一句话付出了代价，先是在一月七日被免去人事干事的职务，接着被开除了党藉。一月十五日，血防站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会议就曹惠德的党藉进行表决。十个正式党员有九个举手表示了同意，唯一不举手的是曹惠德自己。同一天，县卫生科党总支也在血防站支部的呈文上签字同意。第二天，县委监察委员会四个负责人也都分别对开除曹惠德党藉签字同意。

这件事发展成这样的结果，我心中是有些矛盾的。一方面，我觉得这是造反派的胜利，也为全站绝大多数员工出了一口气而高兴。在许多单位，人们最忌恨的人往往不一定是书记、厂长这样的当权派，而是人事干事。因为这些人吃饱了饭躲在“机要重地，闲人莫入”的档案室里整天琢磨的就是整群众的事。群众畏惧他们更甚于当权派。而这次转移整群众“黑材料”的事她也肯定脱不了干系。在批判资反路线高潮中，因为人事干事不算当权派不能批斗，有些单位群众就创造出一个“实权派”的头衔去批斗他们，就是这个原因。但另一方面，曹惠德作为一个普通党员仅仅因为说了一句不苟同江青的话就遭此下场，这件事反映了另一种不公平。共产党表面上讲“新社会”人人平等，然而这个“新社会”的等级实际上比旧社会还森严。说实在话，我并不认为曹惠德说的话是错的。为什么曹惠德一定要同意江青的观点呢？为什么曹惠德就不能有自己的观点呢？难道就因为江青是毛泽东的老婆？

还有，我对血防站党支部十个党员九个赞同开除曹惠德党籍感到寒心。我不清楚他们是真的出于“党性”而举手赞同开除曹惠德党籍的，还是因为畏惧江青的权势才举起这只手的。因为这些党员都是反文革的“保守派”，他们不可能真的拥护江青。为此我一度有些鄙视他们。然而当我想起当初我揭发杨桃源的往事，我就明白了他们是怎样想的。在严酷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一般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明哲保身”。这又令我想起少年时代读过的《牛虻》中的一句话，是那个执行牛虻死刑的狱吏说的：“天哪，我们都非圣人啊！”是啊，我也不比这九个举手的党员更高尚。所以我其实也无权鄙视他们。出现这种状况，只能说是我们整个的民族一直处在一种病态之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得了“软骨病”的缘故。后来八届十二中全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与会的一百三十二个中共中央委员和代表只有一个没有举手，再次证明我们这个民族是名副其实的“东亚病夫”，病症是断了脊梁骨。

不过，开除曹惠德党藉这个“胜利”对于我们造反派来说，毕竟是属于大快人心的好消息。那时候，上海的“赤卫队”垮了。全国所有保守派组织的名声都很臭。加上党中央连续发贺电支持上海造反派，造反派气势如虹。一时间造反派“砸掉”（即查封）保守派组织成了一股风。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单位造反派有几个人也有样学样，在一月十五日下午将单位内那二个保守组织“砸”了。其中朱雪园和钱金芳两个人的“联合战斗团血防站造反队”被“砸”我目睹了全过程。那天上午，我刚好从食堂那边进站，看见顾迪生等几个“老血干”站在支部办公室前的天井里一边吸烟一边晒太阳，一边高声骂人。我感到好奇，就稍作停留听他们在骂什么人。原来他们在骂朱雪园、钱金芳两个人，原因是他们两个人占了血防组一大间办公室，让好几个没有参加群众组织的“老血干”没地方存身，只能整天呆在宿舍里。而朱雪园他们则把血防组大门紧闭，不予理睬。骂着骂着，只见顾迪生一时兴起，走过去一脚把血防组的门踹开，喝令两人“滚出去”！朱雪园和钱金芳两人居然不敢出声，乖乖地就走了出来。于是顾迪生顺手把贴在门上的“联合战斗团血防站造反队”和“办公重地，非请莫入”两张红纸条都撕去，算是恢复了血防组办公室。这个“联合战斗团血防站造反队”就此算是被“砸”掉了。至于“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是什么人去“砸”的，我就不清楚了。

这里我顺便要说一下当时这个“砸”组织的“砸”，并不一定如有人想象的那样将人家的家具、东西统统打烂，一般是将人赶走，把代表组织名称的招牌等去掉就算是“砸”掉一个组织了。当然，也有比较严重的则除了“砸”掉招牌，毁坏掉一些家具、办公用品外，还会抓走一些人。如后面会谈到的“二·一七”后军队镇压造反派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