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钱江: 面对“第一张大字报”, 彭珮云无地自容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标题
面对“第一张马列主义
大字报”的彭珮云
作者的话：2025年12月26日，彭珮云告别仪式在北京举行。谨以此文为彭珮云前辈送别。
彭珮云（1929年12月25日-2025年12月21日）
1966年5月25日午前，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作者是聂元梓等7人，标题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内文批判他们反对“文革”，煽动人们起来“造反”。
大字报抨击的3个人，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陆平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珮云是校党委副书记，时年36岁。
毛泽东读到大字报文稿，决定公开发表。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将于次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使“第一张大字报”一夜之间传遍全国。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1版全文刊登聂元梓等7人的“第一张大字报”，还配有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01
巨大灾难降临
宋硕、陆平和彭珮云
对聂元梓等7人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里反响强烈，反对和支持的意见都有。多数人不赞成这张大字报，除了不认同作者的观点，有不少意见认为，采取这样的做法是危险的，有不实之处。知情者指出，聂元梓等人集中攻击的“宋硕讲话”，其实是宋硕传达的华北局指示意见，大字报移花接木，说成是宋硕、陆平、彭佩云的阴谋诡计，这样做不正派，至少不正确。
由于大字报抨击矛头直指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彭珮云，在北大校党委中引起激烈争论。傍晚，陆平主持校党委常委会议，讨论面临的形势。
会上，校党委常委、教务长崔雄崑要求陆平对大字报表态。陆平回答说，不同意大字报把他和宋硕、彭珮云说成“黑帮”。
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支持崔雄崑的意见。不久前“社教工作队”在北大党委内部触发的对立意见，本已沉寂了一段时间，现在又激活了。
党委会议上支持大字报、支持“左派”的意见说，大字报贴出来了，就不能揭下来。
支持陆平的党委成员认为，对大字报要加强管理，要动员聂元梓他们把大字报揭下来贴到指定的室内去。
会议议而不决，于是决定，就北大大字报一事向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报告，因为上级已有指示，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
会后马上召开了北大党员干部大会，陆平讲话，表示欢迎对党委的批评。他指出，写大字报贴到外边，不符合中央“内外有别”的指示精神。
戈华和崔雄崑不同意陆平的看法，没有出席这个会议。
1979年4月28日，左起：曹绮雯（宋硕夫人）、陆平、彭珮云在宋硕平反昭雪追悼会上
02
李雪峰到北大讲话：
你们惊动了我们
“第一张大字报”惊动了北京市委新领导。此时已取代彭真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和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当夜12时来到北大，又一次召开党员干部会议。
李雪峰表示，是党中央让我们来的，总理让我们来的。此时全场掌声。
李雪峰说：“我们来了惊动了你们，你们也惊动了我们。你们贴出了大字报，是好事。北大是有革命传统的，在全国、全世界都有影响。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按中央指示进行。北大的党委要把运动领导好，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有秩序、有领导。党内有民主集中制，党有党纪，国有国法，不是乌合之众，不能乱七八糟。”
讲了这些话以后，李雪峰婉转批评聂等人的大字报“内容有点泄露党的机密。”他说，对这张大字报，中央只要求一条：“内外有别”。他还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总理代表国家，总理公布的（方针），我们不听，那也不太好呀。
随后张彦讲话，重新传达中央批转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文件，又传达了周恩来交代他补充的4点通知，并说：“作为党和国家的纪律， 就是要严格执行内外有别。”他明确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不应该贴在外面，因为北大是涉外单位，至少是有留学生的，要内外有别。
会议结束后，李雪峰和张彦带领来人打着手电，观看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接着默然离去。
03
陆平极力掌控
局面已无能为力
李雪峰、张彦的到来并没有带来平静。
在他们之前，康生之妻曹轶欧派遣张恩慈来到北大，找到聂元梓等人，取走了大字报底稿，直送康生。
事实上，“第一张大字报”用毛笔誊写的时候就一式两份，没有贴出来的一件后来辗转送到中央文革小组。如今，这一份大字报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地下库中，几十年后，彭珮云到这里参观，看到这张大字报感慨万分，拍下了照片。
2009年彭佩云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第一张大字报”前
5月26日晚，曹轶欧率领手下的调查小组成员到钓鱼台，向康生汇报情况。
康生当面肯定了聂元梓等人贴出的大字报，在谈话中攻击了彭真和宋硕，以及北大党委。
康生说，北大这个形势是最好的形势，（围攻大字报）是他们给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是对抗中央。
康生还说，是做保皇党呢？还是做革命派？是做黑帮的喽啰呢？还是跟中央走？是红帮还是黑帮，这是北大党委面临的问题。（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党史组《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见《百年潮》杂志2001年第9期）
曹轶欧回到西颐宾馆召见聂元梓和杨克明等人，肯定了他们贴的“第一张大字报”。
5月29日，陆平主持，北大校党委常委听取校“文革办公室”的汇报。
汇报人说，一、到26日晚，被认为不宜张贴在外的许多大字报经劝导已贴到食堂内。二、在26日晚上召开了全校党总支书记会议，提出了明确的意见: 注意保护群众的革命热情，对校内大字报加以引导，“内贴”的大字报要注意摆事实、讲道理。三、根据学生第三食堂统计，在27日和28日两天里，总共贴出了近500张大字报，其中批“三家村”的100多张，批聂元梓的大字报近400张。
到这个时候，陆平实际上已无法左右形势了。
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簇拥“第一张大字报”
在5月29日晚的校党 委会议上，戈华、崔雄崑提出，运动势必牵扯“社教运动”和北大主要领导人“推行修正主义”的问题，北大党委还能不能搞好？群众对党委又信任又不信任，为此必须请求上面派工作队来。
会议结束后，戈、崔正式写报告，反映“陆平镇压革命”，要求中央和华北局派工作组来北大领导“文革”。（王学珍 王效挺 黄文一 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755-756页）
04
“第一张大字报”
向全国公开发表
此后又发生一件大事。陈伯达于5月31日傍晚带领中央工作组前往人民日报社夺权，于当夜付印煽动“文革”全面展开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1日见报。
当时，毛泽东住在杭州。他于6月1日看到了《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编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刊登的聂元梓等7人所写的大字报，决定公开发表。他在这一期简报上写下批示：“康生、（陈）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的指示当天下午传到北京。
一年以前，毛泽东曾说过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此时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也使整个局面完全变化了。（龚育之《彭真同志与北大社教》，《百年潮》杂志2002年第7期，第25页）
康生、陈伯达接到毛泽东指示马上行动，确定中央文革小组两员大将王力、关锋立即撰写人民日报本报评论员文章。这二人立即在下午赶往北大看那张大字报的现场。陈伯达也迅疾尾随而去，要亲眼看看产生那张大字报的具体环境。
王力、关锋和曹轶欧一起回到人民日报社，下笔起草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陈伯达则向随后赶来的解放军报负责人唐平铸、胡痴盛赞北大大字报‘有点革命的火药味’。”（朱悦鹏回忆录《漫漫人生路》书稿第59页）
王力、关锋等人分段撰写，粘贴拼接，排印梳理，很快打出清样。此时已入夜，他们向康生报告后，康生要王、关二人将文稿送陈伯达审定付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6月1日晚上8时30分向全国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文。
在“文革”总爆发的前夜，局势动荡，央广听众激增，聂元梓说得上一夜成名。
20世纪60年代初的彭珮云
05
彭珮云在京郊昌平
得知“大字报”广播了
“第一张大字报”出笼的时候，彭珮云并不在北大校园，而是在北京昌平十三陵的北大教学基地。 她是1964年8月下旬，从北京市委大学科学部调到北京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的，9月1日到职。那时她还不满35周岁，是北大党委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位。
来到北大的一年里，彭珮云经历了“社教”运动。“社教”使得北大校园气氛紧张，聂元梓是其中的政治活跃人物。这段时间里，彭珮云支持校长陆平稳定局面。她不同意工作组将斗争矛头指向陆平。陆平、彭珮云这样做，得到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支持。
可是等到“二月提纲”被否定，彭真被打倒，局面完全翻转过来。
1966年初，彭珮云来到位于北京昌平的北大十三陵教学基地，参加那里的工作。彭珮云回忆，她在6月1日那天晚上，在昌平听到了全文广播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还得知大字报全文将刊登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
彭珮云感到有一种被一下子打懵的感觉，心知事态已经非常恶化，不知如何是好。她急于回家和丈夫王汉斌商量。但当时天色已晚，当地交通不便，只好等到第二天。
这天夜里，彭珮云彻夜难眠，思绪万千，难以理出头绪。
以她的判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肯定是领袖批准的。在个人崇拜思想弥漫天下的当时，彭珮云觉得，既然是毛主席批了我，那么我一定是错了。但是错在什么地方搞不清楚。她又相信，北京市委不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又为什么被改组呢？她很痛苦，也很困惑，又想要跟上领袖的思想节拍。
眼前的局面变成这个样子，彭珮云心里是有预感的。不久前，彭真被撤销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市委大楼里随即贴出大批大字报。除了“揭发”市委领导人的，还有一些大字报点名批判了市委其他干部，其中有几张大字报涉及王汉斌。随后，身为北京市委副秘书长的王汉斌被宣布停职反省。也有几张大字报指向彭珮云，说她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是“资产阶级小姐”。
彭珮云肯定，北京市委和她全家人都将遇到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厄运。5月25日得知北大聂元梓贴出大字报以后，当时彭珮云没有想到它会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她还是进城一次，到市委找了宋硕，询问事态。
宋硕对彭珮云说，他想不通，斗我们这些小干部做什么？
宋硕和彭珮云心里猜想，这次斗争来头很大。
他们交换了意见，认为“我们一直认为市委很好，彭真、刘仁、邓拓很好，我们跟着他们做的事没有错”。
当时看到市委大楼里的情况，彭珮云有些紧张。她考虑，自己还是先回北大昌平半工半读基地，看看事态会怎样发展。（笔者访问彭珮云的记录）
06
工作组紧急进驻北大
中央台全文广播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的6月1日当晚，华北局负责人在北京饭店召集紧急会议，讨论组织工作组立即进驻北京大学的落实方案。有另一说法认为，这个工作组是“新市委”派出的。但从确定这个工作组组成来说，确是华北局负责人会议上决定的。但是主持会议的李雪峰此时已经兼任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所以有人认为这个会议是新市委组织的。
会后，新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率领苏谦益、池必卿、黄志刚等人立即起身，会同以张承先为组长、首先抽调而来进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共32人，乘车到北大。
到校后，吴德在迅即召开的校党委会议上宣布，北京大学党委抗拒文化大革命，压制群众，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北京大学是一个“顽固的资产阶级反动堡垒”。为此，华北局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校，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支持革命，把北京大学的“文革”进行到底。
新市委负责人向北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警告：必须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必须停止一切非法活动。他向北大党委宣布“约法三章”：不许搞秘密活动，不许搞两面派，不许阳奉阴违。
这个小范围会议结束时已经过了午夜12时，工作组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召开全校党团员干部和学生干部大会，共有一千多人参加，宣布华北局工作组已经进校领导“文革”，工作组长张承先再次宣布向校党委提出的“约法三章”。
6月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的次日，电台接到了59次电话，绝大多数是质询性质的，对广播大字报表示不满，询问“谁让广播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59次电话质询情况写成《情况反映》。康生看了简报后批示：“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珮云，北京大学党委长期欺骗学生群众的反映。当前，最主要的是揭露黑帮（宋、陆、彭等等）的阴谋欺骗，使广大群众在长期被蒙蔽被欺骗的状态中清醒过来。这些打电话的人，大多数是好人（也可能有少数坏人），但是他们还睡在鼓里。”（王学珍 王效挺 黄文一 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934页）
07
彭珮云回家探望，
次日回到北大
6月2日傍晚，彭珮云从昌平赶回北京家中。王汉斌已经进了“学习班”还没有回来。刚满16岁的大儿子和院子里的一些孩子把大字报贴进了彭珮云的家，甚至就贴在床头，写的是“顽抗到底，死路一条”。院里的几个孩子看到彭珮云回来，对着她呼喊口号，使她格外难堪。
过了一会儿，王汉斌回家了，无奈于那些乱折腾的孩子们。
王汉斌从5月20日起停止工作，集中“反省”。他回来告诉妻子，昨晚电台全文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他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听到，是今天上午集中学习时听广播里重播的。
他仔细听广播，听得这份大字报说宋硕还在“传达市委的精神”，心里好生奇怪，觉得这个时候北京市委已经改组，宋硕已经停职，怎么还会传达什么会议精神呢？后来他才知道，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完全不顾事实，明明是此前有一次宋硕传达华北局领导人的意见，却把它安到原北京市委头上作为罪状。
王汉斌意识到局势很不好，妻子彭珮云这回可遇到大麻烦了。他仔细回想彭珮云的经历，认为“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如果有问题，也不会比我自己的问题大”。
他看到从昌平赶回来的妻子，心头有千言万语，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们都感到大难临头，痛苦万分，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迷惑不解，又无可奈何，整夜难以入眠。
王汉斌劝彭珮云不要在家中久留，明天就到学校去接受批判。如果你不去，他们也会来找你。这时候跑回家，躲是躲不过去的。
彭珮云对王汉斌说，此时真是感到“无地自容”。“无地自容”这4个字给王汉斌留下了永远不会忘怀的记忆。(2009年1月9日在北京访问王汉斌的纪录)
次日清晨，彭珮云告别王汉斌去北大，心里一点也不知道，这次离开家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她说了一声“再见”，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彭珮云一进北大即被监管，从此和家人失去联系达数年之久。
2025年12月27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