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老友方琳一家
徐家祯
一
最近，我朋友小單对我说起他在北京的一个朋友孩子的事。他说， 他朋友的男孩，小时候学习成绩很好，也很听话，现在已经快中学毕业了， 突然变得反叛起来，不但不想再念书，而且穿着打扮、生活习气也大大改 变，变得让他的父母无法容忍下去了。但是，孩子已经长到十七、八岁， 不再像以前小时候那样可以用训斥的办法来改变他了，于是做父母的对此 真是一筹莫展、不知所措、日夜不安。
小單的朋友和他们的孩子我都不认识，所以，无法加以 comment。 但是，我听了他说的那事儿，马上就在我的脑海里想起我的老友方琳一家。 方琳夫妻早已去世，但每当想起他们，我心里就油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怀念 之情。
其实，我认识方琳一家并不很早，那是“文革”之中的事情了。我怎 么会认识他们的，第一次是在哪里见面的，现在回忆起来都已十分模糊了。 推想起来，很可能是通过我那时认识的一位姓朱的小姐认识方琳一家的。 那位朱姓朋友，“文革”前住在上海巨鹿路一栋花园洋房里。她父母是资本家，五十年代就带了她的小弟弟去了香港，只留下已成年的她和她的姐姐、 哥哥住在上海。这样的情况在上海并不少见。一则是因为五十年代中期， 要申请去香港已经非常困难，可能要全家都出去不很容易吧。于是父母只 能带了一个未成年的弟弟出去，留下已成年的子女在上海:用这样的办法 申请去港大概比较容易一些;二则，那时总认为以后还会有机会，其他子 女也可以陆陆续续申请去香港，全家最终可以有团圆的一日。谁知，后来 国门关得越来越严实起来，于是一家人就只能长期分居两地了。这种情况， 在上海并不是少数。“文革”一开始，朱家也跟我们一样抄了家，接着也跟 我们家一样，被“扫地出门”了。那时朱姓朋友的哥哥和姐姐都已成家，并 有了孩子，于是，朱小姐就与哥哥、姐姐的家庭分开，被单独扫进也在巨 鹿路的一栋弄堂房子的二楼后间去了。她的情况虽然也是“扫地出门”，但 比我们家一家四口人挤在一个后间要好得多。朱小姐不但一个人独住一间， 而且居然还让她带走了一架钢琴!当时她怎么跟我解释那架钢琴的事，我 已经忘记。可能因为她的专业是学钢琴的，钢琴是她的“吃饭家生”(上海 话，意为“糊口用的工具”)，于是，赶她出门的“红卫兵”或里弄干部就答应 她把钢琴带走了吧。不管如何，赶她出门的“红卫兵”或里弄干部看起来总 还算比较通情达理、好说话。我认识那位朱姓朋友就是因为她是学音乐的， 于是我的一位远房亲戚就介绍我们认识了。有一时期，我常常星期天上午 去朱家与她谈谈音乐。而我要想写的方琳家，也就住在离巨鹿路不远的地 方，再加朱家和方琳家的家庭背景也差不多，何况，好像方琳还跟朱家有 一点亲戚关系，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可能方琳就是我的朱姓朋 友介绍的。而我跟方琳的第一次见面，大概就是朱小姐把我带到方家去的 吧。
方琳家住在华山路长乐路口，“小剧场”旁边一条弄堂里，离巨鹿路 很近。这条弄堂不很长，两边两排都是灰色水泥墙壁的三层楼或二层楼 (我已记不清楚)连体小洋房，我估计大概是上海四十年代大发展时期建 造的。到了六十年代，这样的里弄还算是上海比较新式的弄堂房子，因为 实际上，从 49 年直到改革开放这三、四十年里，除了公房，政府根本就没 有好好建过一栋像像样样的住宅房子!可惜我忘记这条弄堂的名字叫什么 了。方琳家就住在这条弄堂中间一栋房子里。我不清楚他们以前是否拥有 整栋房子，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一家四口只住二楼。四口之家，占用 整整一层楼面的三、四个房间(要是亭子间也是他们所用的话)，以上海 当时的情况看，居住条件也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我认识方琳时大约已经到了六十年代底或七十年代初，这是对我们 平民百姓来说，“文革”相对稳定的一个时期。方琳和他丈夫大概三、四十 岁，比我当时大十多岁。他们都是中等身材，不胖也不瘦，保养得很好， 一望而知是出身很好的、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像方琳夫妇这样的人，在上 海并不少见:他们的穿着并不比大众百姓好多少，更不用说穿奇装异服了， 平时也就是大家那时都穿的一件蓝色或灰色的中山装或短上衣和一条同样 颜色的长裤而已，但是，只要一看他们的言行举止、容貌气质，你就马上 能从马路上的芸芸众生中看出他们的与众不同。他们是上海滩上所谓“煅 了灰”(上海话，意为“烧成灰”)也能分辨得出的、高人一等的那一阶层的 人。
事实上，方琳一家也正是这样。方琳是福建一个望族出身，祖父方 策大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方琳夫妇都是四九年之前去美国留学的留学生。方琳的丈夫老王是什么出身，我没有问过，但是能有钱供他在 49 年前出国 留学，当然家庭一定也是有根底的。我记得他们夫妇的专业都是生物学或 者生物化学之类的理科。1956 年，因为听到国内的宣传，说现在中国形势 一片大好，社会安定，生活富裕，路不拾遗，对知识分子重视，需要大量 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于是他们夫妇虽然那时已经毕业，在美国也 有了一份工作，但还是辞了职，毅然回国来报效祖国，为发展中国的科学 技术作贡献。在五十年代中期，这样回国的人据说还不少。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好像他们两夫妻都在上海一家研究所担 任研究工作。记得他们夫妇在“文革”时虽受过一点冲击，但极其幸运的是， 并没有被诬陷成“外国间谍”。看来，他们夫妇平时在工作单位一定说话十 分小心翼翼，而且人缘大概很不错吧。那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男孩:大 孩子叫王鼎，大约十二、三岁;小儿子叫王铭，十岁左右吧，两人好像都 在念小学或初中，看起来是一对很听话的孩子。我去他们家，与他们的父 母在客厅谈话，两个小孩出来喊我一声“叔叔”，就去他们自己的房间玩儿 了，从不来打扰我们大人的谈话。
我每次去方琳家，都是上楼到他们朝南的那间客厅去与方琳夫妇谈 话的。他们的客厅大概有二十多平方公尺大，朝南一排钢窗，打蜡的拼花 地板，家具虽简单，但很讲究:除了一套长短沙发和几件柚木的橱柜、餐 桌外，只有一架落地的、带唱机的收音机，最引人注目。这套上海买不到 的音响设备，一定是他们夫妇五十年代中叶从美国回国时带回来的。方琳 家虽然布置得并不豪华富贵，但是简洁、整齐，每次去他们家，他们的房 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物件摆放得齐齐整整，看上去十分舒适。我没有问 过他们“文革”中有没有抄过家，但是，看样子，即使抄过，也不会抄得与 我们被“扫地出门”的人家一样:一无所有了。他们家不但柚木家具和沙发没有被抄走，而且还有美国带回来的密纹唱片!而这，就是我那位学钢琴 的朱姓朋友介绍我认识方琳的主要原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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