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莲的一纸荒唐言把新疆的问题一股脑儿的推给胡耀邦，这是极为简单幼稚的。比如说：1980年7月胡耀邦明确提出让新疆“充分自治”，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公正的说，这盒子不是胡耀邦打开的，至少，是跟着苏联学样，把新疆省改为“自治区”就开始了。胡耀邦的幼稚在于，既然党中央决定自治，那汉族干部就走人呗——他没有学会政客说一套做一套的秘诀。
事实上，在胡耀邦主政之前，新疆就没有太平过，东突独立运动比之后有过之而无不及：
1950年7月24日至8月16日伊犁叛乱、1954年和田暴乱、1956年3月墨玉暴乱、1956年5月洛浦暴乱、1956年5月莎车暴乱、1957年4月和田暴乱、1962年伊宁、塔城地区暴乱、1968年-1969年的"东突厥人民革命党"策划暴动、1969年8月南疆暴乱……
对比胡耀邦当政时期，没有发生一件恐怖暴力事件。
说“胡耀邦参照他的西藏模式，提出让汉族干部调出新疆、实行少数民族管理少数民族。”那么为什么西藏政策出台后没有发生新疆这样的暴乱？
没错，胡耀邦在西藏提出“西藏六条”，之后出台“新疆六条”，但是被王震邓小平否决了。可见胡耀邦没有能力一手遮天，凭一己之力搞一个“两少一宽”的红头文件。所以两少一宽的始作俑者不是胡耀邦，而是彭真，也是中共政治局首肯的。
你说“新疆只听邓和胡的”，那么在邓胡之间，谁说了算呢？
或许雪莲太年轻，不太清楚中共的历史。对于少数名族的宽松，早在瑞金时期就开始了。中共建政之后，1953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时说："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1页。）定下了对少数民族实行特殊政策的调调。
1954年，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8页。）
邓小平主政西南局时也曾指出："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7页。）
这一时期，中共规定了对少数民族的犯罪从宽处理的原则。例如，1952年海关总署制定的《有关查禁走私几项具体政策》第4条第3款，就有"对少数民族，尚应结合少数民族政策从宽处理之"。
1958年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处理走私案件十项原则》第7条规定："对少数民族的走私……情节重大的．应同样按照上述有关处理原则严肃处理．但是处罚尺度应该比汉族为宽。对未改革地区少数民族走私的处理，可以再稍宽一些。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走私，应该联系民族事务部门处理。"
1957年6月28日《刑法草案（第22稿）》第91条和1963年10月9日《刑法草案（第33稿）》第87条，都作了这样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其实际情况，依法制定对刑法的变通或者补充规定（马克昌主编：《中国刑事政策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1页）。
1959年3月，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在如此危急情况下，中共西藏工委制定了《关于捕、关、管、训政策界限的几项暂行规定》中，仍然确定了少杀的政策精神。
1961年，平叛结束，毛泽东提出："无论在西藏内部还是在社会上都要坚持贯彻少捕、少杀的精神，减少社会管制"
胡耀邦还是那个打开潘多拉盒子的人吗？
退一万步，即便胡耀邦是罪魁祸首，现在拿出来鞭尸也没有意义。我们需要的是杜绝此类一拍脑袋出台的“红头文件”，就要从根源上下手，促使中国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而不是一张大字报和一个红头文件就能凌驾于法律甚至宪法之上。这个政治体制才是真正的“荒唐言”，而不是文件本身。
人治社会，即便没有“胡乱邦”，也会有“李乱邦”，“王乱邦”。
真不敢相信，作为新疆人，雪莲竟然相信王震在新疆的滥杀是在“剿匪”。不错，王震是剿过匪，但是王胡子名声在外，可不是因为剿匪。两个简单的问题：
1. 王震为什么被撤销一切职务调离新疆？（连习仲勋和毛泽东都看不下去了）
2. “老子杀得新疆50年出不了一个反革命”——这句话是谁说的？（注意，是‘反革命’，不是土匪）
对了，还有’八千湘女上天山‘（包括近千名上海妓女），也是王胡子的”功绩“之一。
一个小建议：如果我们都能跳出”文革受害者“与”新疆汉人受害者“ 的框框，或许能更公正更理性的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