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87）
因为“一月革命”，上海造反派得到了全国其他造反派都难以得到的殊荣。那么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什么要特别表彰上海市的造反派，尤其对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和《文汇报》造反派接管报社业务大权等“革命行动”给予高度赞扬呢？这就不能不从当时全国的文革形势和上海的文革形势，以及上海政治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入手来分析。
对于全国的文革形势，我坦言所知不多。但是，当文化大革命从初期揭批主要是群众中的“牛鬼蛇神”，以及红卫兵发动“破四旧”和“抄家”运动，转到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派”阶段时，也就是一九六六年九月下旬到年底那段时间，我感觉到文革遇到了一个瓶颈，被卡住了进退不得。那段时间我见到的红卫兵和群众造反派的传单，上面的消息无论是上海的还是外省市的，大多反映的都是当地党委抵制文革，打压造反派的情况。那时候毛泽东固然仍可以似模似样地在中央最高层发号司令，中央“两报一刊”可以鼓吹文化大革命，号召革命群众起来揭发批判“走资派”和“资反路线”；然而，本应承上启下、将中央精神贯彻到群众中去的各级党委、党支部，此时却几乎无例外地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威逼利诱，污蔑造谣，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竭力压制敢于起来造反的群众。至于底层群众，他们虽有揭发批判 “走资派” 和“资反路线”的意愿，但在中共这架强大、吓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威慑下，很多人吓得不敢有所表示，斗争十分艰难。这样，上、中、下三层本应贯通一气的，现在被中间一层卡住了，全局也就无法动弹。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文革失败是迟早的事。
对于这种状况，我认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是了解的。进入十月以来，毛泽东中央提出了批判“资反路线”问题，同时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并先后颁发了中央军委的《紧急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档案材料的《补充规定》，这些软硬兼施的措施，目的都是为了打破这个瓶颈。但毛泽东低估了当权派们反抗文革的决心。如当时上海市委的态度就是这样：当他们阻止不了群众起来造反时，就组织保守派群众来与他们对抗；当对抗也失败后，他们就不惜用破坏生产，大刮“经济主义妖风”等手段来向中央施压。对此，从毛泽东稍后说的一句气话“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来推测，当时他内心应是十分恼火的，却也没有办法。因为中共的统治就是靠这批“张屠夫”、靠这批数以百万计的各级当权派来进行的。我不知道当时毛泽东有没有起过抛弃、撤换这批当权派的念头；但即使有过，他知道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批干部是他几十年带出来的，是他统治这个国家的工具和支柱，若抛弃了他们，一下子到哪里去找这么多新干部来代替？毛曾想说服他们，但偏偏又说服不了。当时曾传出一个小道消息，说江青要保陈丕显不被打倒，但陈丕显不要她保。“二月逆流”时听说江青又要保谭震林，可谭震林也不要她保。这些传说的真伪我一时查不到证据，但当时传达中央关于“大闹怀仁堂会议”的文件，说谭震林在会上当众说：“我过去跟了毛主席四十年，现在不跟了”（大意）。这话我至今还记得。这种状况说明当时这批干部反对文革有多激烈，已到了与毛泽东公开决裂的地步。所以毛泽东想说服他们支持文革，那真叫“门也没有”。而就在毛泽东觉得无路可走、无法可想之时，上海造反派却闯出了一条新路，给了他新的启发：那就是由造反派暂时地代替当权派把生产管起来。而只要社会生产正常，就如人呼吸不停，血液可以流动，可以吃东西，拉大小便，那就一时死不了。尽管让造反派管生产或许不是长久之计，但只要度过了目前的难关，其他事情可以慢慢商量。所以，当毛泽东发现他也无法解决的难题竟然被上海造反派群众解决了，难怪他要激动地说“这是一个大革命”！要给上海造反派特殊的褒奖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他在对中央文革小组讲话时说“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我当时听到这话就感觉到，“保守派不抓生产”，击中了他的要害。他骂这批当权派是“张屠夫”，其实是在发泄他内心积压已久的愤怒。但他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说的“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好像他高瞻远瞩，从不信邪，什么都在他的估计中，其实也是自吹自擂，往自己脸上贴金。不过，毛泽东能迅速地看出上海造反派这些行动中所包含的政治意义，从中找到斗争的新思路，则不能不佩服他眼光的敏锐。这是中共其他领导人无法比拟的。
毛泽东特别褒奖上海造反派的另一个原因是上海经济地位的重要和上海工人阶级的数量众多。文革前一直有一个说法，说上海每年贡献给中央的经济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的六分之一。文革后我读到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说从“1950年4月起，根据政务院的有关决定，上海市征收的公粮，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业税，国营企业收入，公债收入等，一律上解中央金库。其他只有地方税附加，房捐，公用事业费附加，规费，市营企业收入，公产等划归地方，用于文教卫生，社会福利经济和城市建设等各项财政支出。”“ 1968年，实行统收统支办法，上海市的全部收入上缴中央财政，支出由财政部另行核拨。是年，地方财政收入89.05亿元，上缴中央收入为673.07亿元，分别占总收入的11.7%和88.3%。”换句话说，上海市的财政收入差不多百分之九十都上交给了中央。由此可见上海的经济稳定，对中央有多么重要！上海又是全国的工商业重镇，尤其轻工业产品对全国人民的国计民生都有重大影响。所以，上海不能长期大乱，在中央看来是必需的，也是中央定下的决策。
但要上海不乱，需要有一支稳定上海的民间力量，而不能光靠军队、警察。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这支民间力量还必须是拥护文革的造反派的力量，而不是保守派的力量。因此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以后，我敢断定毛泽东就已经注意到它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下午张春桥和姚文元接见“工总司”代表时，张春桥说：“上海的两百万产业工人，是我们的基础，上海的工人阶级要能够左右上海的形势，工人运动不要受红卫兵特别是外地学生的操纵。这就是我和文元到上海以后首先要接见你们的原因。”（见徐景贤《十年一梦》）这番话我以为也就是毛泽东对上海的期望，以及他派张春桥、姚文元坐镇上海的原因。所以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工总司”成立后上海市委不承认，张春桥敢承认，而且毛泽东也迅速予以承认的缘故。明乎此，也就不难明白当初“工总司”北上控告，拦车阻断铁路交通，遭到周恩来、陶铸、陈伯达的反对，却获得毛泽东的支持，而后来“赤卫队”也上京控告却落得失败下场的原因了。其中除了他们代表的路线不同，时与势的不同也大有关系。“工总司”上京控告时，正是毛泽东希望工人造反派出现之时，尤其是像上海那样的大工业城市出现工人造反派。所以即使他们阻断交通犯了大错，毛泽东也容忍了。但“赤卫队”上京控告，那是在破坏上海文革的大好势头，是在被“走资派”利用来向中央施压、示威，当然就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了。所以，尽管“赤卫队”中党团员多，老工人多，“阶级成分”更纯，但他们无法获得毛泽东的青睐而终于失败了。
在 “安亭事件”发生时，毛泽东支持张春桥的处理，但我以为不等于他那时就认定并从此就看好“工总司”了。我认为他还要观察。尤其当上海工人队伍形成“工总司”和“赤卫队”两大派对立后，他还要看“工总司”如何打垮对方、团结对方等手段。结果毛泽东没有失望，“工总司”该出手时果断出手，仅经“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两役便击垮了“赤卫队”。然后在“赤卫队”垮台后，“工总司”又迅速联合其他造反组织，共同呼吁欢迎赤卫队员回厂参加生产，通令各造反组织不得对“赤卫队员”进行政治迫害，不得克扣他们的工资等等，展现了一种化敌为友的胸怀和斗争艺术。有不少“赤卫队”员因此转而加入了造反派。而当陈、曹市委策划“三停”、大刮“经济主义妖风”时，“工总司”也能以大局为重，主动站出来承担“抓革命，促生产”的重任，与其他造反派组织联合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等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措施。总之，上海“工总司”的一连串行动，看在毛泽东眼中都认为是合格的、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也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亲自派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就近指导上海文革；而张、姚一到上海，首先接见的就是“工总司”的代表。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工总司”的重视。总之，我认为毛泽东是经过了这多方面的考察后，然后才决定借表扬《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机会，公开表达对“工总司”的支持的。
不过行笔至此我觉得还需要说一下我个人对所谓“经济主义妖风”的看法。当时，以陈、曹为首的上海市委面对造反派群众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突然刮起“经济主义妖风”，当然是一个阴谋。目的是想分化造反派，把造反派引上经济主义的邪路。在这种斗争形势下，凡有群众提出经济方面的诉求一概被 “工总司”等造反派冠以“经济主义”的罪名强压下去，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只要我们真正站在社会底层群众的立场上作分析，我认为这些要求大部分都是合理的，不能因为“走资派”的阴谋就一概否定。比如当时有部分群众要当权派增加工资补发福利，不是这些群众在“趁乱打劫”，而是原本中共的政策就不合理，把部分群众的工资压得太低。听说当时上海市区的一些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工资低的只有十几元，多的也就二三十元，与正规国营工厂工人工资差一倍以上。再以我们单位为例，一九六四年我们单位同时招了好几十名临时工，六五年转正了一部分，一部分没转正。没有转正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家庭出身成分而非工作能力。无论是转正的还是没有转正的，他们的工作性质、劳动强度并无差别。但那些转正后的人，比仍是临时工的每月工资要多三元半，相等于他们月工资的十分之一多。这是典型的同工不同酬。虽然当社会上正在刮这股“经济主义妖风”时，我们单位的临时工都没有提出经济诉求，但这不等于我们认同单位这种做法是合理的。
再如抢房问题。我认为之所以会发生抢房风，根本原因是中共执政后长期忽视市民住房建设问题造成的。他们关心的是以国防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建设，关心的是“备战”和“大三线”、“小三线”建设。许多建筑材料都无谓地浪费在建设防空洞上。（按：中共提倡“备战”不是从一九六九年“珍宝岛事件”以后才开始的，至少是从一九六四年就开始了。）这与一个处处标榜“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是名实不符的。前面所引数字，上海市区在“抢房风”中被抢的全部新建公房面积也只有区区二万二千多平方米。若以每户新房居住面积二十五平方计算（按：在当年住房条件下，上海市区一户居民能有二十五平方米面积是很不错的了），也只能提供八百多户人家，这对于一个有六百多万居民的大城市，少得简直是笑话。问题还不仅仅是房源少，分配也不公平。好多人因为无权无势又没有门路，长期分房无望。到文革时，市区普通居民居住面积人均只有二、三个平方。注意，这是“人均”，实际上有些人家人均不过一个多平方。我认识的一个青浦人民医院的护士，据说她家因姐妹有七八个之多，家中没有那么多地方供她们睡觉，晚上就并排横睡在一张大床上，几个大的孩子双脚悬空床外不舒服，就用一条长凳来搁脚。我还知道一家人家，是我同事的一个亲戚，住在南京西路附近。一次好像是集体去市区听什么批判会，那个同事到了市区后顺便去看他亲戚，我也一起去了。在他亲戚家我亲眼见到，地方小得同时放一张床和一个桌子也不能，只能白天将床靠墙吊起来放桌子，晚上睡觉时再将床放下，将桌子吊起来。文革初期，红卫兵抄了不少“牛鬼蛇神”、资本家的家，原主人被“扫地出门”，留下的空房或被政府占用，如办了红卫兵串联的“接待站”，有的就空关着。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被逼用抢房的非法手段来争取自己的权益，难道不也是情有可原吗？
可遗憾的是当时的“工总司”和“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等造反派，视这些人为“落后分子”，并怀疑内中有坏人操纵而打压他们。其中最典型的一件事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有七、八万历年被中共“下放”到农村“支农”的原上海市民在人民广场集会，要求返沪回原单位或重新安排工作。“工总司”和“机联站”依照张春桥的指示，派人去威胁、诱骗他们回去“就地闹革命”，坚持认为当初将他们下放务农“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其实当初这些人被下放，中共除了有政治上“清洁城市”的意图，还有转嫁经济困难的原因。说到底这些人都是中共政策的受害者。这种情形和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错的不是这些人有“返城”的要求，而是中共的政策。“工总司”等造反派这样做，完全忘记了当初他们起来造反时也被当权派和“赤卫队”等视为“捣乱分子”和“坏人”的经历。这种现象是不是就是鲁迅说的“一阔脸就变”呢，还是因为觉得自己当上了“皇上的”奴才，就瞧不起连奴才也当不上的人呢？我看至少有几分是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