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沉浮 | “一月风暴”中我从沸点跌向冰点
【作者简介】安文江（1944—2013），浙江定海人，196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革”爆发后，他的大字报在复旦校园掀起惊涛骇浪；旋即出任“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红三司）负责人，人称“安司令”。1967年1月，他率“红三司”接管上海市公安局，拉开上海“一月风暴”序幕；后因参与“炮打张春桥”，旋遭批斗。1968年，被分配至江西铜矿劳动。1970年代末辗转去广东佛山，在一所高校任教。1980年代后，发表杂文、小说若干，对当年的行为进行记录与反思。2013年9月因意外摔伤辞世，享年69岁。
一位编辑同志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你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极其生动的文学作品。”读到这句话，我笑了，笑得很涩、很苦、很沉……
浙江海岛上光屁股的顽童，上海滩好梦幻的少年，复旦园锋芒毕露的才子，“文革”中显赫一时的红卫兵司令，矿井下负重爬行的臭老九，还有威信颇高的中学教导主任，荣登红榜的省模范电大老师，浔阳城享有知名度的所谓作家……
这些斑驳的色彩合成我的肖像，这一条跌宕起伏的曲线描绘出我前半生的轨迹。
历历往事，可堪回首！我不怨艾，不嗟叹。命运把我扔进了五味罐，备尝人生的甜酸苦辣涩，我感谢生活的馈赠。
一个人，只要自信的脊梁不断，那么，跌宕曲折的经历便是得难得的财富。
我不想把这笔“财富”匿于密室，所以，在大家鼓励下，我创作了一部中篇报告小说展示自我。感谢《东方纪事》又给了我贡纳“财富”的机会。
“红三司”莽撞的接管风波
“文革”进行到第二年的1967年1月，上海已成三强鼎立之势：市委机关联络站，上海工人造反队和山头林主的红卫兵组织。
“机联站”的秀才摆出“上海文革小组”的架式发号施令，人少权大；“工总司”得毛主席肯定，张春桥撑腰，势力日壮。惟有勇气可嘉的大学红卫兵已成强弩之末，我已敏感到有失势、失宠的可能。
随着运动的发展，造反派到了夺权阶段，抢大印，插派旗，排座次的内讧也趋向白热化。
我们红卫兵比“工总司”多一点虔诚，但“一月风暴”中同样沾染了进京后的刘宗敏、牛金星的气味。“红三司”接管公安局的动机之一就是亮旗子争头功，有明显的山头主义。
1月11日傍晚六时许，王洪文等人又匆匆赶来，他令我“两小时之内撤出”。我燥火蹿了几丈高，骂他“变色虫”。
王洪文冷冷一笑，甩下一句“不撤就对你们采取革命行动！”我们就唱“滚滚滚，滚你妈的蛋！”
当时的王洪文不过是工人造反派的头头，红卫兵不太买他的账。但他突然翻脸，颐指气使，让我不能不想到促使他急转弯的幕后人物，我估计是张春桥。
不久，朱永嘉从丁香花园急匆匆赶来，把我拽进厕所，好意地劝我撤退。他说：“春桥表了态：不支持。”又怨怪我“这么重大的行动怎么能不向他请示！”
张春桥以中央代表身分主持上海工作，他的表态等于最终宣判。我能不懊丧吗？张春桥整人的手腕我早有所闻，扶徐景贤疏郭仁杰，拉王洪文打耿金章，完全是亲我者贤，疏我者贼那一套。
八点差一刻，公安局门口贴了大字报：张春桥同志指示：对“红三司”接管公安局，一不支持，二不反对，三不表态。
这是不表态的表态。这对我是迎头一闷棍。我心里想到了完蛋垮台！坐牢……甚至想到了潜逃。
但我装得镇定自若，一面电令复旦、交大、师院、政法院派人增援，一边把在局内的其他组织的头头和代表约近五十人请进会议室，向他们介绍情况。介绍会变成辩论会，唇枪舌剑的斗得很激烈。
花城出版社出版安文江长篇纪实作品《雾迷复旦园》封面秀。
好在我们有政法“红三司”提供的关于支持“走资派”的材料和公安局内部造反派提供的关于黄赤波、杜蔚然的真假掺和、从政治言论到生活作风的第一手材料。
四小时的辩论我始终占上风。“工总司”的一位代表当场撕了“工总司”的证件，说“我支持你们！”财革会头头说：“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首都红卫兵驻沪代表说：“北京红卫兵愿做你们后盾！”我却没有兴奋的感觉，我明白决定胜负的关键在北京。
公安局大院里挤满了“红三司”战士。对组织的忠诚，对头头的信赖，使他们无须思考地站到了张春桥的对立面。
第二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其中一段话是“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应当像上海市的革命造反派那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下，进一步联合起来，把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
上午，“工总司”等二十七个造反派组织主动上门承认“有个认识过程”，表示要发出支持我们的《联合声明》以挽回影响。下午，张春桥亲自召见，回避昨天的“三不指示”，说：“我的态度嘛，一句话：我支持你们。”
事后才明白，当天深夜，他就“红三司”接管公安事请示了中央文革的其他领导，答复是“要坚决支持。”
接管公安局是“一月风暴”的组成部分，是大乱上海的错误行动。实质上是为张春桥实施坐镇上海掀起全国性夺权风暴服务的。不过，张始而反对继而支持的反复造成了造反派内部的公开对立，又暴露了他以我划线的偏窄心理，文过饰非的诡诈嘴脸，这是促成我们日后炮打张春桥的原因之一。
复旦“内斗”迅速波及全上海
13日中午，我赶回复旦，针对“红革会”在公安局接管问题上站在王洪文一边，炮制了《向红革会某些负责人大喝一声》的大字报，指控他们“制造分裂，排斥异己”“学市侩争名夺利”。
次日，“红革会”贴出《是谁制造分裂》的大字报，指控我们是“脑袋开始发热的投机商”。随即，我们又贴出《分歧从何而来》的反驳大字报。
红卫兵开始第二次裂变。因为上海三大红卫兵组织的头头都是复旦的学生：马立新，劳元一，周谷声和我。复旦因此被张春桥称作“藏龙伏虎之地，虎豹豺狼之窝”，被徐景贤称作“上海的晴雨表”。复旦园的内战很快波及全上海。
我是挑起这场内战的祸首之一。红卫兵运动在67年1月达到峰巅，也开始了衰败。
“文革”伊始小身板的安文江名噪一时。
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等一伙人的眼中，大学红卫兵完成了“历史使命”，渐渐失去的实用价值，甚至成了某种累赘。于是，在两报一刊上再也看不到《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而是“要斗私批修”，“要向工人阶级学习”的教诲。也就是说，你们到了革自己命的阶段。
始乱之，终弃之。大学红卫兵是可悲的，但这种被抛弃的好处是使我们没有在极左道路上滑得更远，其中一部份开始自省，这又是红卫兵的大幸。
1967年1月28日，复旦大学爆发了震惊全国的“炮打张春桥事件”。
我作为组织领导者之一，不久被押上批斗台，我的生活与思想也发生了180度的急转弯。1979年，有人称这一事是“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先声”。
1967年1月，上海发生炮打事件的对象，就是这个人。
我觉得，过高的溢美之辞也不符合我们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从没想到要去充当反“四人帮”的英雄，就像我从不认为自己是红卫兵暴徒一样。
我之所以炮打张春桥，原因有三。
一是对张春桥劣性的直觉与敏感。
1967年1月中旬，在一次由他主持的联席会议上，他突然提出让上海戏剧学院的赵某（应是上海戏剧学院学生赵全国，最初参与“红三司”的组建，后因与安文江产生矛盾，于1966年12月20日退出，另立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编者注）参加会议。赵是“红三司”的发起人之一，后因有私吞抄家物资等宵小行为经张春桥默许关进了地牢。
出来后，他拼凑了大专院校“红革司”，在上海到处张贴“立即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上海新市委”，高级马屁拍得正是时候，昔日阶下囚成了今日座上宾。我很反感，觉得张是搞培植亲信宠纳小人的一套。
对上接管公安局时张的“三不指示”以及见风使舵，我觉得此人不坦荡、不磊落、没有左派味。
二是“怀疑一切”的理论驱使。
“走资派”倒台以后，狂热的红卫兵寻找着新的宣泄口：越演越烈的内战是其一，把矛头指向新的权贵中的可疑人物是其二。“怀疑一切”成了最时髦的口号。
当时，对张春桥的怀疑还没有充足的材料，可是疑窦一开也就该他挨炮了。张不是旧市委的文教书记吗？旧市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他就一身洁白吗？他老婆文静不是有历史问题吗？亲不亲，阶级分。他老张的屁股没坐歪吗？这么追下去，确实不干净的张春桥露出了经不起推敲的真相。
三是对“文革”中极左恶行的本能反叛。
“文革”开始后，我一边在狂涛中冲浪，一边在浓雾迷茫……在理性灰飞的浩劫中，我看到的血泪、尸骨实在太多太多——
跳楼的外文系教师裸露的白骨，上吊的化学系教师暴突的眼睛，苏步青头上淋的墨水，谢希德胸前沉重的木牌……交织成一幅毛骨悚然的恶梦。
我厌恶暴力，同情弱者，因为我本人是孤寂的弱者。可是我又处在弄潮的位置上，尽管我自己不参与武斗、抄家，但这只是“君子远庖厨”的伪善，这是想摆脱又无法摆脱的痛苦。
“炮打”受挫，“小将”成弃子
1月26日，“红革会”、“红三司”、“炮司”三军倒戈，直接把予头戳向张春桥——《再问张春桥二十个为什么》，《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我们不保》……从全市涌来复旦看大字报的人把大字报区堵得水泄不通。
下午，张春桥应约到友谊电影院会见600多“红革会”战士，遭到长达六小时的围攻、训斥。同日，复旦“红革会”派兵奇袭丁香花园，绑架了徐景贤、郭仁杰，并关押在复旦外文楼。
“上海人民公社”，是1967年1月夺权后成立的一个临时权力机构，只存在了24天就寿终正寝，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28日夜，张春桥以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身份命令解放军某师郭政委，动用全副武装的吉普车两辆，三人摩托18辆冲进复旦园，要用武力解救徐、郭二人。并对骚动的复旦红卫兵实施武力警告。
这显然是火上加油的败着。
内战未息的三派在高压下迅即结成了“反张同盟”。原本在观望犹疑的学生也在枪口下呼出了“保卫复旦园”的口号。深夜召开的全校大会群情激昂，吼声震天。
那一天阴雨霏霏，可我浑身燥热。几个朋友劝我不要急于表态，再看看发展动态。我说：“不行！张春桥动枪，我们起码得动口、动笔！”
我急匆匆赶到大礼堂，和两天前还在打内战的“红革会”头头紧紧握手。在会上作了《再问张春桥八个为什么》的鼓动性发言。
会开了两个多小时，调门越来越高，火药味越来越浓。最后，大会一致决定：1月3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性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后举行反张示威游行。口号是：“万炮齐轰张春桥！”
当时我很乐观，得意地认为，就凭我们的大示威就足以使张春桥下台。但是，我完全估计错了。
29日凌晨，“工总司”、“同济革”进入全面夺权阶级，红卫兵已是过山后的拐杖。已经失宠的我们纯粹是自作多情。
30日，我们赴京核实电报的真伪并伺机告状。先到北大找聂元梓，聂借口离不开会场拒绝见面。再到清华找蒯大富，蒯司令说电报是经江青、康生批阅后拍发的。他说了句聪明话：“历史要为现实服务。上海能乱吗？”我茅塞顿开！
上海已成夺权样板，张春桥是“一月风暴”的大功臣。现实需要他，他就倒不了！这就叫“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我够蠢够愚够天真的了！
2月3日回到上海，等待我们的是刷遍上海的大标语：“坚决反击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坏头头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绞死劳元一！”“砸烂周谷声！”“油炸安文江！”先在全校大会上作检查，我用了三个小时。
郭仁杰指示将我的检查录音翻印成册由大家评点，结论是“不是检查而是辩护词。”
接着在文化广场召开几万人参加的全市性批判会。押上台的是我、劳元一、周谷声，主持人是郭仁杰、徐景贤、王洪文等。然后，我被勒令到各高校巡回挨批，先到上海财院，再到华东政法学院……好在是“红三司”占绝对优势的院校，战友们对我很文明。
接受批判的万人大会会场一景。
上台前先打招呼：“说得过火处别放在心上，批判嘛。”在复旦更是“惺惺惜惺惺”，大家心照不宣，除极少数看风派，极个别对中央文革怀着真诚感情的同学，谁也没想要和“坏头头”划清界限。
在“红三司”整风会上，大家还叫我作动员报告。郭仁杰气得骂：“怪事一桩！让安司令作整风动员报告，整谁的风嘛！”
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刘曾在3月初来看我，他忿忿地说：“你还忙乎些啥呀！老子算看透了！红卫兵是啥玩意？抹桌布！打狗棍！我们傻不愣儿的造反呀夺权呀，到头来肥了谁？！中央文革一帮酸秀才呗！北京的老红卫兵除了蒯大富他们几个既得利益者还在闹腾，谁不是透心凉的！”
他还向我透露了不少消息：清华附中卜大华一伙公开反江青，北京公安局一次就抓走了120多名；有10多个高干子弟窜到凭祥越过国境线到越南参加抗美斗争；有一个老红卫兵绝望得割动脉自杀……
他凄苦地笑着说，“完啦！我们毁掉的东西太多，包括我们自己。”这句话激起我强烈的共鸣，在我耳廓里震响了很久很久……
炮打受挫后，张春桥指示复旦“重新组织队伍”。受命主持复旦工作的郭仁杰组织了旷日持久的“反逆流斗争”。
佯装“倒郭”，实则继续反张
1967年春天来了，复旦园还在凛冽的寒风哆嗦。郭仁杰假传圣旨说毛主席曾明确表态：“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有杀劲”，还说炮打张春桥“这笔账一定要算”！（后来揪郭仁杰，张春桥说他没传达过；而郭的笔记本上明明白白记着“春桥同志传达……”）当时，我如堕冰洞，害怕在其次，主要是困惑。
我搞不清自己错在哪里？又不敢怀疑“最高指示”。3月底，我和几个同学悄然离开复旦到南方去游山玩水。
现在想想，我在“文革”中真该当一个逍遥派。在人人皆疯时，唯独逍遥派没疯——因为他们没有疯的资格。逍遥派基本上是被极左路线排斥在红卫兵之外的所谓“黑五类”、“狗崽子”。于是，他们有条件、有时间走南闯北游览名山大川，或者躲在家里啃书本读外语，寄托被遗弃被歧视的灵魂。
4月底重返复旦园，我有一种回囚笼的感觉。樱花开了，白得像雪。草坪绿了，青得像铅。同学们都说我黑了，瘦了，消沉了，我只有苦涩地笑。
郭仁杰找我：“你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立新功。”我心里想：包袱能放，轻装做不到了，许许多多的问号沉甸甸地压着我。
同学们在礼堂里用掌声欢迎我，我上台只说了五分钟，其中三分钟是请大家起立为罗文斌默哀。舍此，我还能说些什么？冷眼向洋看复旦，复旦一片压抑的沉寂。
“文革”期间，司空见惯的场面与街景。
坐镇复旦的郭仁杰指挥棒失灵，“反逆流”阻力重重。为了控制学校运动，他炮制“共产党员造反联络站”，扶持所谓“轻舟派”，提出“归口闹革命”；出版《新复旦》，把我们比作阎王，提出“打倒阎王！”
造反派红卫兵不甘沉默，针锋相对提出“让联络站见鬼去吧！”“保护革命小将！尽快解放一批头头！”于是，“保郭”与“倒郭”成了复旦的主要矛盾。
其实“倒郭”是假，反张是真，一股再次炮打张春桥的暗流正在沉默中汇聚、运行。
校门口柏油马路上刷着两行石灰水写的大字：“不在沉黩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正是复旦人情绪的典型反映。接着，有人贴出《复旦园里新资反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大字报，“倒郭”由地下转入公开。
我们没有意识到随着王洪文、徐景贤们的崛起，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退潮的颓势，再抗争也徒劳。
郭仁杰是可悲的。他心怀被张春桥冷落、在市革会被排斥的怨愤却又秉承张春桥旨意挥舞大棒。一次喝醉酒，他对我大发“良弓藏，走狗烹”的牢骚。
不幸而言中，最后他被张春桥甩出来含愤自杀。他有所醒悟却为时已晚。张春桥们扶植的红卫兵只有一类，即死心塌地地护卫他们的陈敢峰之流。
陈是同济大学“东方红公社”头头，以看风使舵出名。“文革”初期，陈丕显同志养病，他说“陈是毛主席肯定的红小鬼，不能动！”聂元梓到上海煽风点了陈的名，陈敢峰马上表态“和上海头号走资派血战到底！”
1月26日，他打电话向我摸底准备炮打。他接管的铁路局已在北上列车两侧刷上“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到，他最早组织宣传车到复旦狂呼“坚决拥护张春桥正确领导！”“誓死保卫中央文革！”上海人称他为“陈看风”毫不冤枉。
可怕的不是投机者的存在而是他们被常识重用。我想，假如陈敢峰不上大学，他只是个聪明的福建农民；假如他不搞投机，他只是个一般的技术人员……结果呢，青云直上，“市革会”常委、“红代会”主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直至当了林彪死党王维国的妹夫，锒铛入狱一命呜呼！
历史上，投机而得善终的为数寥寥。所以，做人还是率真坦诚为上。敢峰被重用对他本人是上火炉，对我却是个教育。
我由此看透了张春桥一伙的尊容。卒子往往是主子的镜子。上海“红三司”仍认我为头，但我消极怠工，大权旁落在他人的手里，我很悠然。
复旦“红卫兵师”成立，我是常委兼管宣传，但我不管不问神游物外，我很坦然。
“现在是小将犯错的时候了”
复旦没有平静过，校内的“反逆流”，“倒郭”斗争，“打杨”战役，“红复旦”成立，校外的“上柴”、“联司”之争，对“市革会”的冲击……时阴时雨，就是没有晴天。
从押上文化广场那天起，我再没写过一份大学报，偶而也到一些高校走走，上台发一通很应时的讲话，但“文革”初期的热情锐减。五角场饭店倒不时光顾，没有酒量，一杯啤酒下肚，晕晕乎乎蹒蹒跚跚走回校园，真有点宠辱皆忘。
1967年11月4日，空四军组成所谓军宣团进驻复旦。他们给学校的公开信中称：“我们军宣团的全体同志，一定拜你们为师，恭恭敬敬地向你们学习，做你们的小学生。”我心里明白，这只是挑在刀尖上的假面具。
红卫兵挨整的新时期到了。像无汁可榨的甘蔗渣，我这个甘蔗渣，红卫兵是进垃圾筒的时候了。
军宣队进校三个月，我这个兼管宣传的“红卫兵师”常委一直与他们藏猫猫。作为军人，他们无愧是长城的砖石；作为人，他们也不缺七情六欲。空四军作为林彪的直控部队，又受制于张春桥，他们进复旦是狼外婆敲门。
果然，进校不久，他们秘密成立了“安文江专案组”、“胡守钧专案组”，为开刀准备砧板了。
1968年1月25日，复旦大学革命会宣告成立。张春桥亲临会场，发表了长篇讲话。看来，他对挨复旦炮打耿耿于怀或者说心有余悸。
张装腔作势地说：“小资产阶级影响，修正主义影响，不知不觉地侵蚀到我们革命造反派队伍里来，它可能变幻形式， 花样很多的，变成很漂亮的毒蛇，很叫人喜欢的毒蛇……我们要准备垮台，有了这个准备就不至于垮台。说不定哪一天又要分裂，有思想准备就不至于分裂。我希望把复旦大学这个顽固堡垒完全、彻底地占领过来！”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复旦的造反派都听得出话中暗藏的杀机，文笔很精的张春桥居然在贺词结尾处使用这等冰冷的语辞，这绝非疏忽。
但是，我没有参加这次庆贺大会，尽管作为革委会成员，我理应上主席台亮相。有人说我“闹情绪”，这也不算冤枉我。
徐景贤（右一）晚年撰写了历史反思录《十年一梦》。
在复旦革委会筹备时直至徐景贤出面平衡组成，我始终在常委席，但成立当天突然降为委员。军代表老魏解释说：“你应该清楚，你父亲有历史问题！”我直视着他说：“当然，我知道。而且我也知道姚文元同志的父亲，春桥同志的父亲都是历史清白的‘红五类’！”
这句话是挖苦，姚父姚蓬子是鲁讯骂过的汉奸早已不是秘密，张父张开益出身地主任过军阀军职我是听市委某同志私下议论的。魏代表拍拍我的肩头说一句“要正确对待”就走了。
我心想：我够正确了。我祖父是木匠，30出头因拇指砍伤破伤风去世，祖母28岁守寡至今，把年幼的女儿送入一户村夫当童养媳，自己携儿子到上海当佣人。
我父亲16岁当工人，以后当海员，40年代中期因轮船公司裁员，失业回舟山，迫于生计当了余年税收员，挂过没子弹的驳壳枪，在西安事变解决的定海庆祝会上，他和游行者一起的确喊过“蒋委员长万岁”………历史问题？！
张春桥等人全面掌控复旦大学最高权利机构——革命委员会，我安某人绝无出头之日。所以，谋官而不得的情绪本人没有，由此遭人议论或者怜悯的忿满情绪倒是有的。
新闻系某君劝我：“会还是去开，否则老张会怎么想？”我说：“他想他的，我躲我的呗。”掩饰自我充当人生大舞台的演员，比如说满脸嗲笑地上台对张春桥说：“您好！”这需要高超的技艺。
我没有，至今也学不会。为此吃了许多亏，还是学不会。在这一年中，我过得稀里糊涂，也不想多说，震撼全球的武力镇压“上柴联司”前夜，我接到总部电话，说可以去“前线指挥部”观战，我提不起劲来没有去。
砸烂“联司”的增援队伍正在赶往上柴厂的路上。
第二天凌晨我去“市革会”，只见大厅里躺满伤员，才知道张春桥策动，王洪文等人指挥的这场血战是何等激烈，何等残酷。这是上海唯一的一次大规模械斗，组织者竟是“工总司”（实际指挥者是张春桥为首的“市革会”）。
对“联司”，我的观点是模糊的。我不是支联派，“红三司”的多数持反联态度，支持“东方红”。对他们反对“市革会”，隐射张春桥又觉得快意。
第三天，张春桥说：“砸‘联司’当天，我陪同毛主席坐车跑了趟南京路。主席说：’看起来，上海市民挺身高兴的嘛’”。张的意思是说，毛主席支持砸“联司”，这一笔历史债务谁又敢算？！
不过，我怀疑老张扯虎皮，因为毛主席一贯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文化大革命”演化为血流成河的惨剧显然有悖老人家的初衷，他是覆水难收了。
不久，以“红革会”为首，复旦园掀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运动。
这一次，口号更激烈，但逆转得更快。我在二次炮打中只充当了热情的观众，幕后的鼓吹者，没有公开跳出来疾叫。是胆怯？是保张？不是！
教训使我明白：材料再多，没有中央表态也没有用。只要张有“现实价值”，什么“历史问题”、“现实问题”都压不倒他。
经历“砸联司”事件的上海柴油机厂长满青苔的老旧建筑仿佛诉说自己的沧桑。
我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量，以为打倒“走资派”成立红色新政权有我们群众运动的大功劳，其实，我们只是被少数人作为“运动群众”的对象而已。如列宁所批评的：知识分子的叫器声比他们的力量大千百倍。我们却把口气当作力气，想推翻一切，创造一切。智者的无知！
毛主席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的时候了。”人民日报说：“对于红卫兵小将也必须作阶级分析，”“如果不能正视自已的缺点和错误，任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自已头脑里泛滥，那就有被阶级敌人利用的危险。”
毛主席随即发表“要斗私批修”的著名号召…….温度越降越低，态度越来越严，直到1968年7月把大学红卫兵们贬之为“臭老九”，工宣队开进了复旦园。
红卫兵运动进入了没落期。当然，那时的我全没有“打狗棍”的清醒意识，只有苦涩的敏感。敏感积多了成不满。不满积多了变成牢骚。牢骚不敢发作便退隐、逍遥。
注：文章选自安文江《我不忏悔》，全文近5万字。本公号选载其中部分内容，小标题系小编添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