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在中国互联网上流传着历史人物王洪文的梗图、事迹、相关讨论。王洪文这位已去世30多年、文革时期红极一时、后来沦为“阶下囚”的人物，为什么在当今中国意外的得到热捧？他的故事又为何成了互联网上的“网红文”呢？
这要从王洪文的身世和经历说起。王洪文出生在民国一个贫农家庭，共和国成立后成为军人和工人，长期在工厂做工。“文革”爆发后，王洪文积极参与“造反”活动，成为上海“造反派”领袖，并得到毛泽东青睐，职位一路蹿升，一度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毛泽东去世后不久，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发动“怀仁堂事变”，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四人帮”成员及其党羽被捕。后来王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92年去世。
在“四人帮”中，江张姚三人文革前即颇有地位和名气，只有王洪文是真正的平民出身、早年默默无闻，也没有势力依仗。王洪文在文革中走红、跻身常委、一度成为毛泽东潜在接班人，确实有着非凡的好运，可谓“草根逆袭”。
王洪文在文革中最炙手可热是在1968-1974年。文革最后两年，王洪文已遭受中共老干部的集体排挤和毛泽东的冷遇，不再那么得志。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共元老、军方强人很看不起王洪文，只是在文革形势及毛泽东威势下勉强承认王及“四人帮”当权的状况。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华国锋、叶剑英等人10月即发动政变，将失去依靠的王洪文等人拘捕、审判。王洪文沦为“阶下囚”后，还遭遇破坏睡眠、噪音扰乱、制造饥饿等酷刑和恶待，身体状况恶化。王洪文也是“四人帮”中去世最早、死时年龄最小（67岁）的。王洪文被逮捕后遭受酷刑和狱中恶劣待遇，显然与中共老干部对其打击报复有关。
随着文革结束、王洪文等“四人帮”锒铛入狱，中共元老人物纷纷复出，重掌国家权力。不仅邓小平等人再度成为国家领导人，即便那些退休的高级干部也在“中顾委”等机构继续影响国家大政方针。而这些“红色贵族”的后代们也进入中国各重要机构，在政商各界呼风唤雨、世袭着权力与财富。
当今的中国，经济发展和物质繁荣下，贫富差距悬殊、官员腐败严重、裙带关系盘根错节，阶层固化。“有的人生来就在罗马，有的人生来注定做牛马”，平民大众的上升通道越发狭窄、阶层跃升困难，面对许多不公不义。而“北极鲶鱼”、“江西周公子”、“故宫大G姐”、“黄杨细钿”等“红色贵族”公开炫耀特权和财富事件，更引发了民众的愤怒，以及后续的无力感。
正是这样的人物和历史背景、当今中国的状况，促成了今日“王洪文热”的出现。王洪文作为反建制运动文革的旗手，早年家境贫寒、默默无闻做工人，后来青云直上、一度呼风唤雨、又遭到权贵排挤欺凌，正好成为当今中国草根阶层投射自身、寄托感情的对象。
这些草根也很盼望自己像王洪文那样从平民中脱颖而出掌握国家权力、扬眉吐气，又憎恨权贵官僚的特权和跋扈。现实中草根们无能为力，但通过寄情王洪文，让历史人物演绎自己的命运和爱恨，就能抒发自己的情感、满足某种虚幻的追求。
“王洪文热”也和近年中国的“毛泽东热”和“文革热”一脉相承。这些热潮都是当今中下层中国人不满于现状，却又难以改变现实，在政治高压、经济拮据、思想空虚、生活困境下，通过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主观认知和选择性截取，来“借古喻今”、表达情感，并试图复制历史、让作为草根庶民的自己从被压抑到扬眉吐气。
当然，中国现实环境并不允许民众做出真实的反抗，这也就让人们更倾向通过互联网“玩梗”、“弹幕刷屏”、“网络造神”方式，以网络代替线下、以虚构代替真实，以抒情代替行动，排解愤懑和表达爱恨。而王洪文的经历被不少文献记载，还有关于他的各种轶事秘闻流传，更吸引大众关注和对他的进一步形象和故事编排。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重要概念“移情”，即指一个人将对某人情感转移到另一人身上，以及将自己的感情投射到与本体无直接关联的其他事物上。而如今许多中国人对王洪文的追捧和“造梗”，也是一种集体的“移情”，将自己的经历、情感、诉求，在无法直接表达和实现情况下，通过寻找有某些相似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再加以主观修饰和选择性利用，投射到这些人和事上。
如果较真的、就事论事的分析和评价，当今许多中国人赞美王洪文、崇拜毛泽东、支持文革，显然是不理性的、错缪的。关于毛泽东和文革的批判，笔者在另外文章已有详述，因篇幅原因在此不再重复。而关于王洪文，对其美化和寄托也并非合理的。
王洪文因机缘巧合跻身中国领导层，但并无治国理政的才干。他是作为“根正苗红”的基层军人和工人的典型，被推举成了文革的旗手，与“从农民到副总理”的陈永贵发迹类似。当然王洪文个人也有投机水平、组织起庞大的造反派队伍，又运气颇佳，被毛泽东和江青赏识，才得到党中央副主席的高职。其担任中央领导期间，没有做出任何利国利民的成就。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后汉书·刘盆子传》，即表达了对其资质平庸、只可为政治花瓶而难成大业、希望他未来好自为之的暗示。
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多方资料和信息，王洪文在成为文革旗手、国家领导人后，并没有免于特权侵蚀和腐败滥权，同样沉浸于物质享受，连他在上海养的狼狗都有“特供”待遇，其特权享受直到被捕才终结。
虽然王洪文的腐败数额确实无法与今日巨贪大恶相比，甚至贪占巧克力和罐头等行为还有些“小气”，也无红色权贵那般骄横跋扈，但这只是因为文革时国家贫困、无太多可贪，他自己也尚未培植起亲信势力，“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若再假以时日，文革中的弄潮者们没有失势而是大权在握、羽翼丰满，王洪文及其同类人也会和1949年当权的那些人一样蜕变为典型的“红色贵族”。
所以，人们将反对特权、追求平等的思想，寄托到一些草根出身、后来呼风唤雨的人物，以及极端的政治运动，是不理性也不可靠的。这样的反特权长期看也是无效的，即便打倒了旧的特权者，新的上位者一样腐败滥权、压迫人民。
但从另一面看，国人对王洪文的追捧和“玩梗”，也有其值得同情理解之处，且在表层的非理性下有着深层的合理性。对于长期缺乏言论自由、没有足够民主渠道影响决策、在政治经济多重不公正下被压抑的民众，谈论禁忌较少的历史人物，成为其为数不多可以表达自身情感和诉求、代入自身叙事、解构权威、抒发不满的方式。
近期中国互联网上对电影《芳华》的解读和附会，也是受到“王洪文热”影响的例子。另外，这几年中国互联网上对中共将军许世友、广西强人韦国清、柬埔寨前领导人波尔布特等人的评论和恶搞，也有同样动机。
炒作“王洪文梗”的人们，也并非简单的崇拜王，而更多是一种戏谑和借代，是对官方叙事的某种反叛，对“成王败寇”传统史观的嘲弄，也半明半暗的讥讽了1949年后由革命者蜕变的特权阶层和新贵族、解构了被塑造为“伟光正”形象的知名人物们。
对于草根大众，其既遭受种种压迫和不公正，又缺乏足够的条件以更加正规理性的方式表达和促成改变，所以其通过变通的、诙谐的、非常规的方式表达，也是应当被理解和尊重的。精英有精英的盛宴，庶民有庶民的乐趣，网络上的喧哗与对历史的解构，也是值得被关注的声音。而且中外建制精英都不乏虚伪和巧言令色，还常常教条和脱离实际，草根的声音有时倒更加真挚动人、符合现实。
草根大众的这些观点和行为，确实带有民粹主义色彩，但民粹也是一种民主的表现和民意的表达。它不是严谨和严肃的，却是缘由复杂、折射了人间疾苦的。执政者、社会精英、各界人士，不应以鄙夷或无动于衷的态度对待民粹浪潮，反而应当正视民粹背后的真实民情和民意，察觉体制弊病、社会危机的存在和严重性，真诚的解决问题、缓和社会矛盾，促进平等公正，才可能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