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85）
当时上海的形势是这样严峻。上海的造反派觉得这样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们有责任站出来以实际行动来改变这种状况。于是，稍后被称为“一月革命”的一连串行动就发生了。这些行动是自动自发的，并没有受任何人的指使。他们所依据的仅是中共中央提出的要“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当时发起和参与这些行动的人，可能自己也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行动的意义，而只认为这是应付目前困难局面的临时措施和作为造反派该做的事。如时任“工总司“常委的黄金海后来在《十年非梦》回忆录中说到当时他的想法：“上海经济出现极其严重的情况，市委却毫无措施，连声音都不发，让革命造反派心急如焚。革命造反派本可不管，那是上海市委的责任，但不管就是对人民不负责任。”于是造反派就主动站出来制止这股歪风。意料不到的是这些行动很快获得了毛泽东、党中央的高度赞扬。当这些褒奖的声音和文字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传达到全国各地时，造反派无不群情振奋，神采飞扬，更加斗志昂扬。而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也由此迈入了一个新阶段。
据一份“工总司”编撰出版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斗争纪要》记载，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上海玻璃机械厂钢窗车间的工人造反队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把车间的生产管理权逐步接管了过来。这是我看到的属于“一月革命”的最早行动。只是我不清楚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是否就是当时“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所在的那个厂，与潘国平有什么关系。
又据相关资料，鉴于当时上海很多工厂停工，铁路、海港交通运输严重受阻，尤其有大批“赤卫队”员要来北京告状，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周恩来打电话给当时因鼻咽癌正在休养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要他去铁路分局逮捕擅自调动车辆送人北上告状的“赤卫队”头头王玉玺；并要他召集各造反派负责人开会商讨稳定上海局面的措施。紧接着，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凌晨，张春桥也打电话给上海机关造反派的徐景贤，告诉他中央要陈丕显出来工作，说目下陈可能正在东湖招待所召集各造反派开会，要徐立刻赶去参加会议，协助陈丕显把会开好。据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说，他赶到会场后，先是指责陈丕显、曹荻秋市委要对目前的局面负责，然后传达了刚才张春桥的电话指示内容，又提议由各造反派写一个联合声明，欢迎“赤卫队”员回来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分工由上海交大红卫兵杨小兵和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王立平、舒泽池负责起草联合声明，“工总司”、机关联络站和其他造反派组织则派人去江苏昆山动员“赤卫队”员回上海。三日那天，杨小兵等三人根据一日深夜会议的精神，起草了一份名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的联合声明，在“工总司”等十一个组织代表签字后，由陈丕显批示交市委印刷厂印了二十万份传单，在全市散发。签字时因机关联络站没有人在，故没有签字。而“工总司”等派出的人在昆山截住了很多“赤卫队”员，期间还发生了一场小武斗，但总算阻止了“赤卫队”员大规模北上。
而真正造成巨大影响，为“一月革命”正式拉开序幕的是《文汇报》社的造反派。一月三日晚，《文汇报》造反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宣布接管了报社业务。四日，被造反派接管后的 《文汇报》发行的第一张报纸，头版头条是用红色油墨套印重刊的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时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以此表明他们接管报社业务的政治立场。头条下面是“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告读者书》。《告读者书》说了他们所以接管报社的理由，是因为“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来的《文汇报》，又不折不扣地贯彻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认为“旧《文汇报》必须彻底革命，彻底改造。”“ 《文汇报》应该成为一张革命造反的报纸。”
四日那天上午我看到单位订阅的《文汇报》，第一感觉是新鲜。因为这是造反派接管后发行的第一张正式大报。自从五十年代初期全国所有报刊杂志都被中共控制后，除了文革红卫兵小报和造反派报纸，这大约是第一份脱离中共控制的“党报”。我对报社造反派郑重其事地重刊毛泽东的文章付之一笑，但对于《文汇报》社造反派勇于接管报社一事表示钦佩。不过说实话，当时我并没有十分重视这件事，也并不吃惊，反而潜意识中有一种这是理所当然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文革发展到现在，各级当权派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抵制文革、压迫造反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不仅与中央的指示背道而驰，与造反派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这种情况如果不能改变，文革必然要失败，而造反派也必然会被当权派镇压。因此，造反派必须要掌握文革的主动权，包括对舆论的主导权，开始成为一种造反派潜意识中共同的要求。文革开始以来，毛泽东有一段语录早已被大家背得滚瓜烂熟：“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许多红卫兵组织早已自己发行小报或用传单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工总司”也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创刊发行了属于“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报》，所以《文汇报》社造反派“接管”报社大权，从“走资派”手中夺取舆论阵地，实乃是革命形势飞速发展下水到渠成的自然趋势。前不久的“解放日报事件”，其实就是一场革命造反派与顽固执行资反路线的上海市委以及报社当权派争夺舆论阵地的斗争。只是那个时候，这场斗争还只局限在批判报社领导帮助市委走资派放毒的错误，和要求一起发行《红卫战报而已。现在《文汇报》造反派接管报社，是剥夺报社走资派放毒的权力，实是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不过，也必须指出的是当时我们很多人还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夺走资派的权”。因为直到那时，在我们很多人意识中还是认为群众组织是不能夺党政的领导权的；即使这个单位、这个地区的领导烂掉了，也必须是由上级党组织派人去改组，如改组彭真的北京市委一样。群众夺党组织的权，就意味着反党，有反革命之嫌。因此我特别注意到了《文汇报》造反派在《告读者书》中使用了“接管”一词，而非“夺权”一词，我想可能他们也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因为“接管”可以有多种解释，如原管理者因管理不善或擅离职守，为使工作不受影响由别人暂时代管，都是理由。而且“接管”一词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只要上级领导部门派来新的管理者，他们可以立即交出管理权；而“夺权”，既然是夺来的权，当然也不会轻易地交还。这两者是有性质差别的。
一月五日，新生的《文汇报》在第一版发表了四日由“工总司”等十一个组织发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这个《急告全市人民书》主旨是揭露和反对上海市委一小撮走资派煽动“赤卫队”员，以去北京告状为名大量脱离生产岗位，使生产、交通、运输受到严重破坏，呼吁全市人民起来识破走资派的阴谋，在抓好革命的同时，坚守生产岗位，促好生产，打垮资反路线的新反扑。《文汇报》将群众组织的传单放在报纸头版头条发表，令人耳目一新。这也是过去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以“党的发言人”自居的所有报刊杂志都不会做的事。由此我强力地感受到了造反派接管后的《文汇报》所展现出来的一种新的气息、新的风格。
《急告全市人民书》反映了当时上海市区的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即如何维持上海正常的生产和市民生活。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上海造反派，已经将自己的政治生命与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紧紧连系在一起，从而表现出的一种“主人翁”的责任心。我不禁将它与一个多月前的“安亭事件”作比较：事情是差不多相似的事；但角色已换了个位置。当初是上海旧市委指责“工总司”北上告状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现在是“工总司”反过来指责被旧市委扶植的“赤卫队”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了。中共不是一直强调所谓的“党性”的吗？自吹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吗？现实开始让我明白：什么“抓革命、促生产”，什么“以大局为重”，在那批当官的人嘴里其实都是可以按自己的政治需要来解释的，其中并无什么“原则”可言。我不了解西方的政治斗争是怎样的，但如果政治斗争都是这个样子的，那真的很令人失望。难怪民国元老吴稚晖要说政治是最肮脏的东西了。共产党执政也没有两样。
同日，《解放日报》社造反派也接管了报社大权。
那时上海的文革形势发展真可谓一日千里。然而还是因为市区和郊区的隔阂，我们对发生在市区的、大量赤卫队员离开工作岗位造成生产、交通、运输极度困难的情况知道不多，所以对这份《急告全市人民书》我们也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而是作为一般的新闻看待。
“工总司”与“赤卫队”经过“康平路事件”、“衡山宾馆事件”和“昆山事件”等一连串斗争，“赤卫队”均落败处于下风。此时“革命造反”的理论越来越为上海市民接受，上海市民支持“工总司”的越来越多，舆论简直是一边倒，很多人见到“赤卫队”员就忍不住要骂他们一句“老保”；尤其当周恩来下令逮捕煽动“赤卫队”北上的头头王玉玺的消息传开后，“赤卫队”开始瓦解。上海的文革形势开始出现转机。
就在那个时候，中央秘密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来就近指导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后来我看到徐景贤的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里边说到一月四日上午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回到上海。下午两点多，张、姚到武康路二号的市委机关造反派联络站，接见机关联络站的几个主要人员。其时《文汇报》已被造反派接管，并已出版了接管后第一份报纸。但是，从徐景贤的回忆录看，当时无论是张、姚还是徐景贤他们，都没有提到《文汇报》被接管这件事。不提，有可能是他们都没有见到过当天的《文汇报》：张、姚从北京回上海，路途匆匆，不及看报；徐景贤是在忙六日“打倒上海市委”的筹备工作。但是第二天一月五日下午，张春桥、姚文元在武康路二号接见“工总司”负责人，有人告诉徐景贤《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宣布接管报社的消息，并拿来当天的《文汇报》给徐景贤看，上面有“工总司”等造反派昨天发出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徐景贤看后觉得此事关系重大，正好接见也结束了，就把报纸拿去给张春桥、姚文元看。据徐景贤描述当时张、姚的反应：“他们感到这件事情来得比较突然，没有马上表态，张春桥边翻报纸边说：‘这件事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呀！’我说：‘我也没有听说，连发表各个群众组织联合署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也没打先打一个招呼。’姚文元向张春桥建议：‘这件事情要向中央报告一下。’张春桥点头表示同意。”
又据徐景贤说，四日那天下午张春桥对徐景贤等机关联络站的几个主要人员说：“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来，是中央文革派我们来的。我们到上海来的任务，是做调査研究，然后向中央报告。所以我们不想介入上海的具体活动。同时，我们到上海来的消息，暂时也不想公开。你们的工作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不必等我们。”
当时张春桥关心的：一是明天一月六日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召开。他亲自修改了“工总司”代表王洪文的发言稿。而这个大会所以提出“彻底打倒陈、曹市委”的口号，据徐景贤说，是张春桥认为“赤卫队”已经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造反派不能在政治立场上落后于“赤卫队”，“让别人把胜利果实夺走”。二是解决当前广泛停工和可能出现“三停”的问题。他告诉“工总司”的头头们：“现在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要害部门都控制起来，包括海港，铁路，电厂、水厂、煤气，电话等，你们看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综合上面这些情况，可以肯定：关于造反派接管《文汇报》和发表《告全市人民书》这两件事，不仅张春桥、姚文元事先不知道，连徐景贤也不知道，而且对其重要性他们也都没有足够的认识。这就可以彻底排除接管《文汇报》和发表《告全市人民书》是张、姚授意的可能。但是，张春桥说他们“不想介入上海的具体活动”，那是假话。其实他们来上海就是为了介入上海的文革。不仅“介入”，而且是要“指导”。
一月六日，上海造反派联合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主会场放在可容纳百万人的人民广场上，（文革后，人民广场被分割成许多不同的区块，有的造了房子，如现在的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大剧院就在坐落在原人民广场上，有的辟为公园，从此上海市民失去了大规模集会的场地。）另在全市设了三百六十九个分会场。大会破天荒地搞了电视直播。而十个郊县，则由各县的有线广播站做实况录音转播。上海冬天是那种上海人称为“阴丝冷冻”的冷，看是没有北方那种大风大雪吓人，却可不露声色地冷入人的骨髓。那天市区还下了点小雪。到人民广场参加会议的人几小时站在露天之下，其冷可知。但寒冷压不住参加会议者的热情，据说到人民广场主会场参加会议的人有十万以上，加各个分会场的，总人数超过百万。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一干领导悉数到场接受批判，还有数以百计的局级干部在台下陪斗。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党的政策，是否属于“打倒一大片”？当时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中提出来的。当时在造反派看来，斗争场面越大，越能显示造反派的革命气概。
由于我们单位没有电视机，所以我们看不到会场实况，只能听县广播站的有线喇叭转播。会议发了几道《通令》，宣布从即日起不承认曹荻秋的市长和市委书记处书记职务；责令陈丕显七天内向造反派彻底交待自己“反对毛主席，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要求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彻底改组上海市委。发生这一切，在当时这种形势下我也不觉得奇怪或过分，北京市委不也被改组了吗！文革初期上海市委执行资反路线整了一大批群众，对广大群众欠下了一笔血泪债。当群众起来批判资反路线时，市委又扶植“赤卫队”与造反派对抗。这是罪上加罪。现在市委失去保护力量后，群众自然要找他们算帐了。
从大会提出的《通令》看，对曹荻秋要求党中央罢免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对陈丕显仅责令他向造反派交代罪行，可见当时上海造反派也没有要打倒陈丕显的意思，或者暂时还没有。因此我在想，如果上海市委后来只是如北京市委一样改组，则陈丕显会不会继续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呢？我想除非他身体不允许，否则这是很有可能的。如果是这样，则张春桥以后可能就没机会当上海一把手。但是，到了毛泽东认为“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决定抛开原来的党政机构，成立新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后，张春桥的机会就来了，中央任命张春桥当了新成立的上海市革会一把手。这个结果究竟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还是张春桥在中间也施了一些“奸计”呢？以致后来发生“大闹怀仁堂事件”，谭震林愤怒责问张春桥为什么不让陈丕显来北京，显见谭震林对张春桥打压陈丕显很愤怒。但谭震林对张春桥强烈不满是因为他有证据可证明张春桥在故意打压陈丕显，还是因为对文革不满而怀疑张呢？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以我个人看法，当毛泽东决定抛开那批“张屠夫”另立炉灶，号召造反派普遍地夺权，在这样的形势下原来的当权派已很难再在原位留任。从这个角度观察陈丕显被打倒一事，与其说是张春桥搞鬼，不如说是“文革大革命的需要”的关系。当时我们青浦的县委第一书记陆道南被打倒，他就是这么说的。
这次大会标志着一个里程碑：当“赤卫队”开始瓦解后，上海造反派的力量已经强大到可以动摇旧市委的统治了。当时，上海造反派的主力是“工总司”，而以原市委写作组徐景贤为首的一批机关“秀才”们的“心脏爆炸”，对揭露陈、曹旧市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种种罪行，促进文革向前发展也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两股力量文武搭配，让上海造反派更加强大，对上海的政治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