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史]郭力: 北大“假右派”, 受难历寒苦, 平反多歧路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郭力，1957年出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两年。1984年考回母校，在中文系汉语专业攻读研究生。1987年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历任编辑部主任，总编助理，学科副主编。2005年调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总编辑。2017年退休后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
作者：郭 力
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一次大劫难。作为反右重镇的北京大学，出现了一些非常荒诞无稽的事情，有一些右派遭遇到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右派定性就是无数荒诞怪事之一。笔者将接触到的几例来龙去脉比较清楚的案例记述如下，以昭示那段历史是如何将一个人的命运视同儿戏。
化学系53级
学生金星
金星的哥哥高云龙（随母姓）当时是中央美院雕塑系研究生，金星在校时是校排球队员，有时进城打比赛，因北大在郊外较远，就住到中央美院哥哥处。
鸣放期间，金星到哥哥那里，会讲到一些北大鸣放的情况，1957年，金星毕业分到上海交通大学任教，他是带着共青团的组织关系去上海交大报到的。结果在反右运动中，高云龙被划为右派，美院有人向北大揭发，说金星曾到中央美院“煽风点火”，于是，1958年，北大将一纸通知发到上海交大：金星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免于处分。
于是，金星作为“有政治问题”的人，被强制动员到新疆石河子农学院教化学，每次运动都受到冲击，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后来，他的一个学生，北京姑娘祁晏同情他的遭遇，顶住重重压力嫁给了他，他终于有了一个安宁的家。
文革中，金星再次遭难，他被下放到南疆的苏勒县劳动，夫妻同往。这是一个偏远荒僻之地，因县里要办广播站，拉广播线，需要办漆包线厂，而县革委会查遍全县，只有两个大学生都是右派，而只有金星是学化学的，因此将他调到漆包线厂，境遇才有所改善。1970年，金星的妻子生大女儿，遇到难产，是连夜用牛车送到县医院，才保住母女的性命。金星为此很愧疚，因为自己的右派身份，连累了妻子女儿。
文革后，金星获得改正，按政策回到上海交大工作。金星回想自己的半生遭遇，心中窝火，想弄明白北大凭什么将他划为右派，于是，1982年，他到北大人事处，要求查阅自己的右派材料。
不料到了人事处，接待他的化学系书记，也是右派改正负责人，等他说明来意，书记回答说：“你的档案已经从新疆调回来了，档案里面没有任何划为右派的材料。”书记劝他说：“事情过去了，一切向前看①。”
这荒诞的结果和书记的话让金星哭笑不得，金星二十年的苦难遭遇在书记看来如同过往烟云。
从笔者采访中了解的情况看，金星所在的放射化学专业在反右时已经并入核物理专业，这个专业的反右是在北大反右补课中进行，当该专业把右派材料交到人事处时，人事处说：你们的材料交得太晚了，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据此推测，材料交得迟，以至人事处没有来得及将右派材料放进档案，只有一纸划右派通知发到了金星所在的上海交大，这草草的一纸通知注定了金星的半生悲剧命运。
图书馆学系55级
学生宋运郊
宋运郊是图书馆学系55级学生，在校时是校学生会文艺部的干事。他热情积极，经常组织一些文体活动以活跃校园气氛。
1957年，一个女歌唱家的名字经常见诸媒体，她就是张权。张权四十年代抗日时期就曾经在重庆演唱，很受赞誉。周恩来曾听她的演唱，并很欣赏。周建议她：现在演出条件不好，不妨先出国深造，之后回国为新中国做贡献。张权于是去美国进修，新中国成立后如约回到祖国，被分配到中央实验歌剧院。
当时的北大有个传统，每到周末都有高水平的文化活动，比如：邀请文学艺术社会科学专家学者来做讲座，召开与各路名家的见面会恳谈会，还会组织大型的文艺演出，邀请国内很多著名艺术家、文艺团体，甚至外国访华艺术团体来校演出，很受师生欢迎。
因为张权当时的舆论关注度很高，北大学生希望邀请张权来北大演出。宋运郊作为学生会文艺部干事，代表学生会给张权发出了邀请信，不久后就收到张权的回复，她同意来北大演唱，时间定在1957年7月1日。
那天的演唱会在办公楼礼堂举行，师生们都想一睹张权的风采，礼堂被听众挤得满满的。因为那天是“七一”党的生日，演唱会非常隆重，节目都是歌唱党和毛泽东的，张权的演唱很精彩，与台下观众的互动也很活跃。宋运郊回忆：中间休息时收到很多小条，大多是要求她多唱几首西洋歌剧选曲，因为那是她的特长。宋运郊作为晚会主持人，转交了这些条子，但张权看后不假思索地说：今天是党的生日，只唱歌颂共产党的，同学们要是喜欢听别的，我另找时间再来。
本来演唱会是很成功很圆满的，但此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不久，张权因鸣放中的一些言论受到批判，在鸣放中，张权接受《文艺报》记者的采访，讲述自己从美国归国之后在剧院所遭受的歧视和不公，她直言：有的领导公开讲：像张权这样的美国妇女，若是站在人民的舞台上，简直是不能容许的。她知道后很伤心：我难道连一个中国公民的称号都不配么？！本来歌剧院就存在所谓“国共斗争”：一个来自解放区的红色歌唱家代表“共”，而在重庆出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张权则代表“国民党”，旧账新账一起算，张权成了板上钉钉的右派。
宋运郊回忆：1957年暑假后开学时，有人通知我去实验歌剧院旁听会议，他去了之后才知道是批判张权的，会场上有很多大字报和标语，主要都是针对张权的，有政治观点，也有生活琐事。触目惊心的一条标语是：张权是歌剧院的国民党势力。以宋运郊的年龄和阅历还无法理解这种要把人“批倒批臭”的政治斗争。但是一张不起眼的大字报令他惊讶：“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把张权拉到北大煽风点火。”这张大字报让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回校不久，他就进入了挨整程序，走上了从“同志”到“敌人”的暗黑之路。
开始时，图书馆学系张姓书记找宋运郊谈话，谈个人经历，也谈思想动态，比较心平气和。
宋运郊的叔爷爷是党的高级干部宋任穷。在命运的转折关头，宋运郊和哥哥一起去看望了长辈宋任穷。宋运郊回忆：那天叔爷爷跟他谈了很长时间，留下的印象有几点：第一，错误严重，必须认错改正。第二，以他在党内几十年的经验，我们犯了错误，无论多么严重，只要认真改了，还能成为好同志。第三，改造自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要下决心。
宋运郊说：回到北大就开始了对我的批判斗争。这种批判跟以前的感觉不同，根本没有把我们当成“犯错误”，甚至“错误”都不许提，要承认“罪行”，是“敌我矛盾”。而且，绝不是什么“改好了还是好同志”的问题，是“认罪”“彻底改造”“以求再生”的问题。让宋运郊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右派帽子几乎是他一生难以消弭的印记。
被七斗八斗几乎斗晕了的宋运郊，无法忘记的是，系党总支后来换了一个姓闫的书记，很左，还有点阴，对他也再没有之前书记那种平和的感觉。还有，宋运郊记得，反右第一次公布的名单和补课公布的名单都没有他的名字，真正明确他是右派是让他在右派定性材料上“签字认罪”的时候。
因为是一般右派，宋运郊毕业时受到宽大处理被分配工作，他被分配到天津一所大跃进时新建的院校。刚到单位的时候，有人问过他：你的人事档案材料怎么不全啊！宋运郊不解其意，也无法回答。
宋运郊在这个单位度过了二十多年，戴着右派帽子二十年，不戴帽子将近三年，1981年离开单位时刚刚被调整工资为54元，即便如此还有人找领导反对给他涨工资。
1979年右派改正，宋运郊到北大上访，了解他划右派的情况，才明白他刚到工作单位时有人对他说他的人事档案材料不全的含义。原来他的划右材料是不符合程序的，只有一张用毛边纸填写的草表，上面盖着闫氏书记的私章，没有北大党委的审批。至此宋运郊才明白，他忍辱含冤，历经磨难，当了二十年“假右派”。
宋运郊知此情况，愤懑至极。他多次给当时在北大出版社工作的老闫打电话，请他写个证明材料，确认他的右派材料未经北大党委审批，还他一点公道。但老闫对此断然拒绝，回答宋运郊说：我说过的做过的不能往回缩②。
我在采访图书馆学系陈源蒸老学长时，听到他讲的关于宋运郊划右的一点内幕，陈源蒸说：宋运郊的划右材料报到学校，党委讨论时，陆平说：宋运郊的问题也不是太严重，况且又是宋任穷同志的侄孙，我看就算了吧！这意味着宋运郊划右在校党委那里没有通过。但不知为何，这个意见并没有落实到宋运郊头上。由系总支书记老闫盖了私章的一张划右表被放进了宋运郊档案里，铸就了他落难二十年的悲剧。
数学力学系53级
学生闫桂勋
闫桂勋毕业于50年代的名校河北北京高中，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考进北大的闫桂勋感到非常荣耀和幸福。燕园的湖光塔影，北大深厚的人文底蕴，都深深吸引着年轻人的心。
数学力学系有一流的师资，闫桂勋回忆：北大很重视基础课，都是一流教师上讲台。德高望重的江泽涵教授讲解析几何，系主任段学复先生讲代数，陈杰老师讲数学分析。大家认为讲课最清楚的是吴光磊老师和丁石孙老师。
繁忙的学业之外，闫桂勋也热心于社会工作。他曾经被选为班会委员，又被选为学代会代表，出席了1954年11月20日召开的院系调整之后北大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
忙碌的学业和社会工作让闫桂勋感到充实而愉快。他对当年的一些动人场景记忆犹新：1954年的新年之夜，全校学生聚集在大饭厅，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时，校长马寅初走上讲台，把一个大日历牌揭开，显露出“1954年1月1日”，他用浙江官话说：“1954年来临了，祝大家快乐！兄弟今年七十三……”，人们欢呼、跳跃、互相祝福。“兄弟今年七十三”这句话在同学中广为流传，大家都很尊敬喜欢风趣的马校长。
然而不久，闫桂勋感觉到阳光下也有阴影。1955年，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开始，北大紧跟搞肃反。闫桂勋的班上也批判斗争两个“反革命分子”，因为他们说过“江青就是蓝苹，在上海当过电影演员”，“抗日战争为什么只讲敌后战场，不讲正面战场？台儿庄大战是国民党打鬼子的抗日战争，消灭日军一万多人”。当时的批判搞得大家人心惶惶，害怕不知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1956年，受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中国也提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对肃反进行甄别，闫桂勋班里那两个“反革命分子”得到平反。但是在同学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也是闫桂勋第一次感受到政治运动的残酷。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党号召大鸣大放，素有民主自由传统的北京大学很快活跃起来。5月19日，北京大学历史系55级二班的几位同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质疑团三大的北大代表是谁，是如何产生的，这张内容平常的大字报无意中成为点火之作，北大的鸣放由此爆发。很多观点犀利，振聋发聩的大字报登上了“民主墙”，闫桂勋印象深刻的有哲学系龙英华提出开辟“民主墙”的倡议，中文系沈泽宜、张元勋的诗体大字报《是时候了》，物理系谭天荣贴出的《一株毒草》，当时演讲辩论，激烈交锋，围观如堵的氛围也令闫桂勋记忆犹新。
当时闫桂勋所在的数学力学系53级正值毕业季，学生们都忙于做论文，无暇参与鸣放。整个年级几乎没有人写大字报，这显然是不符合上级要求的。于是年级团总支召开座谈会，动员大家提意见，写大字报。闫桂勋宿舍的同学说他是学代会代表，班会委员，因此推举他去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主持者要求大家发言，帮助党整风，让大家畅所欲言，不要有顾虑。在这样的动员下，闫桂勋发言说：在辩论会上，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应该压制别人发言，要以理服人。座谈会最后，主持者要求大家回班上组织同学座谈，写大字报，还强调每个班至少写一张大字报，以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
为了完成任务，闫桂勋宿舍的几个同学聚集在一起，提了几个问题，如“北大肃反成绩是否是主要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是真是假？”不知道最后谁又加上一条“数四党支部发展党员走上层路线，有的人踩着别人往上爬”，闫桂勋回忆 ：大字报是由陈同学执笔写的，内容没有一条是我提的，也不是我写的，大字报只是贴在宿舍走廊上，这也看出写大字报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已。
很快反右开始了，北大是反右重镇，当时全校停课，整天开批判大会批判右派。因为闫桂勋的班级没有特别活跃的右派，仅写过的一张大字报还是在动员之下写的，没有什么好批的。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动静。
然而，划右派是上级下达的任务，所以年级党支部就要求每班定几个右派。在毕业鉴定中，闫桂勋所在的班把他划成了另类。闫桂勋回忆：毕业鉴定小组长卢崇飞按照党支部的指示召开了对闫桂勋的定案和批判会。
会议一开始，卢崇飞就宣布我是右派，让大家揭发批判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也就是说，先定性后凑材料。尽管会前布置了几个人发言，但是揭发出来的也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够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党员女生伊同学给我歪曲捏造一条，说我说过“农民苦”，说我反对社会主义。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在一年级、二年级伊同学和我在一个小班，她是团支部书记，我是班会委员。我工作认真负责，对人热情友善，乐意帮助别人，是她提议选举我当学代会代表，出席北京大学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我是农村来的，家庭成份中农，生活比较困难。在申请人民助学金时填表写了“家在农村，生活困难”，这是实事求是的。可是到了“反右”时期，就歪曲成“说农民苦”，攻击社会主义，这在当时就算“右派言论”。
还有一个夏同学，品质更为卑鄙，他给我歪曲捏造一条，说我“支持林希翎”。其实我没有听过林希翎的发言，也没有写大字报支持她。我和夏谈话时说过“在辩论会上谁都可以发言”，这根本不是支持林希翎。实际情况是他说了一些支持林希翎观点的话，如南斯拉夫问题，他嫁祸于人，保护自己，卑鄙可耻。
会后，小组长卢崇飞给我写了一个“小组意见”，他没有写过“政治结论”之类的东西，小组意见上竟出现了“估计”我说过什么话、“可能”我说过什么话、“大概”我说过什么话。“估计”、“可能”、“大概”的字眼能写在“政治结论”上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歪曲捏造的材料，不是实事求是的真实材料。
1957年8月底，系秘书赵老师找我谈话，她说我的材料不够定为“右派”的，结论改轻一点，改为“一般反社会主义分子”，行政上给予“工作考察一年”的处分。我不同意这个结论，我说我没有反社会主义，小组意见上的材料不真实，什么“估计”呀、“可能”呀、“大概”呀，完全是歪曲捏造的。我要求复查核实“小组意见”。
过了几天，系秘书又找我谈话，她说我不算右派，同意复查核实“小组意见”，并说给我分配工作，让我离校。她还说真定为“右派”的人都被看管起来了，根本不让离校；劝我说：你赶快走吧，不然再有什么变动，可能真的给你定为“右派”。当时已经是9月下旬，除定为“右派”被看管之外，大多数同学都已经离校了。无奈我也准备离校。当时我决定离校还有一种考虑，我想即使不给我复查，也不过“工作考察一年”，我到工作单位好好干他一年，撤销处分也就算了，就算我倒霉吧！谁想到并不这么简单，我一走就没有人认真管了，在极左路线时根本不讲理，又把我“扩大”进去，给我带来42年的厄运。
闫桂勋报到的单位是黑龙江一所中专，后改为黑龙江工学院，现在叫哈尔滨理工大学。闫桂勋回忆：
“我报到之后，校长接见我，说了一些客气话表示欢迎，并说有一位女老师要休产假，要求我马上接她的课，过国庆节十月三日就上课，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考虑教高等数学没有问题，我就答应下来，这样我到校后第五天就上课了。
我教课勤勤恳恳，认真负责，讲解详细，深入浅出；除搞好课堂教学外，还组织爱好数学的几个人组成数学活动小组，开拓学生视野，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兴趣；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颇受学生们的好评与爱戴。
然而，上课还不到一个学期，正当我积极工作，等待早日把问题搞清的时候，学校人事处找我谈话，说我的档案来了，其中有一份材料说我是“右派”，因此按“右派”对待我。
我说，我离开北大时，系里还告诉我不是“右派”，怎么现在又变成“右派”了呢！我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当时就通知我不能教课了，让我劳动改造，生活待遇从9月份起每个月生活费29元，以前多发的还要扣回。从此开始了我的劳改生涯。
开始劳动是带侮辱性的惩罚劳动，让我打扫厕所，整天拿着扫帚、背着筐在厕所里转来转去，有时在女厕所碰到女学生真难为情，只能退回来。我燕赵男儿，北大毕业，受此侮辱，痛苦万状，无地自容。
由于我教过几个月的书，还是北大来的，好多同学都认识我。他们都投以同情的目光，有的大胆的同学还向我点点头，但我心灵上的创伤却无法抹去。当时我思想负担很重，我想不通：为什么大鸣大放动员大家发言提意见、写大字报，反复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是当人家提了意见，就“言者有罪”了呢？这不是说话不算数吗！出尔反尔吗？再说，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为什么现在“言者有罪”呢？以前有“文字狱”，现在说话都要治罪，这不成了“说话狱”，或者叫“言论狱”了吗？我真想不通。
当时还有一个危险的想法，我也想到死，一死了之。但是我又想，我不能死。死了一生真伪就搞不清了，我要活下去，为真理而斗争，讨个清白，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就这样，我忍辱负重，顽强地活下来了。
我打扫厕所几个月后，所有“右派”集中到工厂劳动。1958年大炼钢铁时，我们一部分“右派”被送到阿城一个山沟里开采矿石，我被分配去打眼放炮。白天会战，晚上夜战，劳动强度很大，每天劳动都在十四五个小时。晚上躺在木板床上筋疲力尽，浑身发疼。有时晚上被叫醒去装火车，一干就是两三个小时，早上还得照常起来，出工不误。有一次从半山腰一块登板上滑下来差一点丢掉性命。好在我年轻力壮，干活灵巧，总能超额完成任务，名列第一，还被评为“劳动先进分子”（不称“积极分子”以示区别）。
1959年调回学校，以后又送到宾县农场劳动。我出身农民家庭，从小干过农活。干活总是在前头，秋天割黄豆，我总打头，自己完成任务还帮助别人。为此，我屡屡受到表扬。冬天，农场没活干了，又调到哈尔滨郊区畜牧场养猪、养鸡。国庆十周年，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同时发布了《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负责管理“右派”的干部都反映我干活好，大炼钢铁时还有一个“劳动先进分子”的书面表扬材料，再加上我的家庭成份和个人出身都比较好，所以党委决定第一个给我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他们让我写材料，我就如实地把我前前后后的事写了一遍，我写的全是事实，但中心的意思是说定我为“右派”是不对的，否认自己是“右派”。党委认为我“不认罪”，不承认是“右派”，当然不给摘“右派”帽子，让我继续劳动改造。当时我还不以为然，我认为我是错案，是平反的问题，不是摘帽子的问题，劳动就劳动吧！我平反之后有人告诉我，当时党委根据我写的材料曾认真审查我的档案，并认为一是我的材料有“水分”、不真实；二是没有党委关于定我为“右派”的批件。党委曾派人去北大，向北大党委提出此问题，可是北大党委不给纠正。
1960年3月，我们又被送到松花江边建农场。这里是北大荒的边缘地带，人烟稀少，荒草丛生。我在农场干过各种农活，还盖过房、养过猪，在松花江上打过鱼……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挨饿，粮食定量每天1斤，以后降到每天8两。由于干的是重体力活，根本吃不饱，有人已经浮肿，大腿一摁一个坑。玉米、黄豆半熟时，“盲流”们经常烧玉米、黄豆吃。我们作为劳改的“右派”，不敢“放肆”，只能在一边干看着。“盲流”小平、小刘和我年龄差不多，很同情我，经常给我烧熟的玉米、黄豆，使我终身难忘，我真感激这些善良的人们。放羊的羊倌病了，让我放几天羊，成了牧羊人。每天带着两个小窝头，赶着羊群到草甸子放羊。野草很高，羊群散落其中，北风吹来，真有点“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感觉。整天放羊，连饭都吃不饱，面对洪荒的原野，思绪万千。
我经常想：难道人民培养我大学毕业就是为了让我来北大荒放羊吗？不承认强加的罪名就长期劳改吗？这算什么世道？越想越想不通，越想越气愤。面对羊群，触景生情，就唱起了民歌《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穷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终教匈奴惊心碎胆拱服汉德威。”我一遍又一遍地唱，高亢悲愤，泪流满面。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流泪，难以忘怀。
1961年3月，我们调回学校学习一周。负责管理右派的贾老师找我谈话，他说你干活很好，各方面表现都很好，但是去年10月写的思想汇报很不好，怎么你还不承认错误，不承认是“右派”呢？这次要解决你这问题，不然让大家帮助帮助你（意思是批斗我）。我向他详细说明我的理由，重复说小组长给我歪曲捏造材料，给我定为“右派”；你可以看我的材料，上面有“估计”如何如何，“可能”如何如何，“大概”如何如何，这都是歪曲捏造的材料，之后贾老师没再找我。1999年我平反之后，贾老师对我说：“那次谈话之后，我们看了你的档案，认为有问题，学校让我去找北大，可是北大不给重新处理。我问他们闫桂勋因为什么定为‘右派’的，他们说因为闫桂勋支持林希翎定为‘右派’的。”可见当时夏同学给我捏造的那一条在我的冤案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学习结束回农场，我仍然打鱼，夏天回场部还帮厨房做过两个月的饭；秋后又调到江沿打鱼，认为我可靠，让我做饭。1961年国庆节又调回学校学习，这回感到政治气氛变了，原先我们归保卫科管，现在归统战部管了。以前回学校在食堂只能买粗粮，这次发给我们餐券，凭餐券可以买细粮，还可以买肉菜。
1961年11月，我们“右派”调回学校，写劳动改造总结。我还是如实地写我的情况，我写我当时言行没有错误，是他们歪曲捏造材料把我定为“右派”的，仍然不承认是“右派”。过了不久，开始给“右派”摘帽子的工作，几十个“右派”除我一人之外分两批全摘了帽子。党委统战部胡某某找我谈话，他说：“你几年来表现很好，就因为不承认是‘右派’，所以没摘帽子”；他好心地劝我“只要你承认是‘右派分子’，写个材料，马上就给你摘帽子”，让我考虑考虑。我考虑几天，思想斗争很激烈，尽管渴望“摘帽”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是我不能承认强加的罪名，不能做违心的检查。最后，我下定决心，坚持真理，不向颠倒黑白的罪名低头。我对胡某某说：我没有错误，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承认是“右派”；我的问题是错案，是平反的问题，不是摘帽子的问题。
过了一段时间，胡老师又找我谈话，他说“你的材料有问题，处理方法也有问题”。他解释说我是毕业班，处理太仓促，所以出了问题，并明确告诉我，学校派人去找北大，北大同意给我甄别，我的档案已经退回北大，让我等着甄别。同时，告诉我党委决定让我回数学教研室教书。这是第一次向我说当时处理有问题，但是没有详细说明。1962年，广州春节座谈会上周恩来和陈毅出席，明确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重申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承认在政治运动中有偏差，具体做法上要由各单位检查，如果审查的结果证明帽子戴错了，这就要单位负责，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是我亲自听到的传达，我想我的问题一定能甄别平反。我教书仍然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六二级学生还给我写过表扬信。因当时我还算“右派”，表扬信也不能公开，这是数学课代表告诉我的。
关于甄别的事老是让我等着，可是等来等去，等来的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反击“翻案风”的调子越唱越高。我催北大快点给我甄别，北大回过两封信，我保存有一封1963年10月4日的回信，当时说我的甄别工作“数学系总支目前正在抓紧进行，很快就可结束”。1964年春节我专程去北大数学系，当时党总支书记就是原数四党支部书记韩某某。他说一定给我负责甄别，让我回去等着。（现在想来这是骗我）1964年10月，统战部胡某某找我谈话说：北大不同意甄别了，档案已经退回来了，只能以“右派”对待你，你只能老老实实的改造，争取摘帽子。我忍辱偷生，等着甄别平反，现在又不甄别了。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整天日不思食，夜不能寐。有人怀疑我会自杀，就把我送到郊区去劳动，还让别人看着我。从此又开始了劳改生涯。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这个“右派”当然在劫难逃。有学生给我写大字报“北大来的大右派”，说我老是“翻案”，给我挂上“翻案右派”的牌子，遭到惨无人道的毒打，说我“态度”不好，打我的“态度”。以后老陪斗，每次都挨打挨骂，但是我始终和“革命小将”们讲理，从不承认是“右派”。1969年“九大”之后，开始讲政策，就不打人了，干部一个一个解放了，而我被发配到工厂去劳动。
既然讲政策了，我就找“清查办”，负责人是赵某某。我要求学校去找北大反映我的意见。赵在1970年派原组织部部长孙殿奎去北大一次，孙从北大回来之后找我谈话，孙说：这次我向北大数学系党总支提出两个问题，一、闫桂勋的材料有“水分”，不真实；二、没有党委批准定闫桂勋为“右派”的党委批件，这是个原则问题。他们的答复是：一、时间长了，有“水分”也就不去了；二、闫桂勋不是党员，不用党委批，有个开除团籍的批件也就代替党委批件了，没有党委批件闫桂勋也算“右派”。孙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对北大数学系党总支蛮不讲理的态度非常愤怒，我当即表示：材料有“水分”不给去掉，这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去掉“水分”就不能正确判断定我为“右派”对不对。所以我要求必须去掉材料中的“水分”。再说定“右派”不经党委审批，没有党委批件，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团委能代替党委吗？这不是太荒唐了吗！我断然拒绝他们的答复。从这次谈话中，我第一次知道定我为“右派”根本没经党委审批，没有党委批件。以后传出去，大家都叫我“假右派”（意思是，别的右派是真的，我这个没经党委批的、不在另册之内的右派算是假的）。
我们学校合并到哈工大之后，管我的人是二系保卫科的王桂海。他了解我的情况之后，对我说：北大定你为“右派”是不对的，没有党委批件是无效的。你这个“右派”根本不成立，不应算作“右派”。他是第一个明确说出这一看法的人，在当时极左路线时期有这样的胆量，敢于主持正义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只是这种好人太少了。他说过几天我去北京，我找北大让他们重新处理。过了一段时间，王桂海找我谈话，他说：他去找过北大数学系党总支，说明情况，让他们重新处理，但他们不肯重新处理。他情急之下表明态度：划右派关系到一个人一辈子的政治生命，你们这样不负责任是不对的。你们要不重新处理，我们就把闫桂勋退给你们，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一来北大就不好办了，只好推脱说：现在很乱，没人管，连革委会还没成立，等革委会成立之后再来吧。王这才回来。以后我校又从哈工大分出来，就没人管了……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好人太少了！
我知道定我为“右派”没有党委批件之后，我认为北大对我的这种处理是不对的，我又开始给国务院、中央统战部等写信（我在1962年开始就给中央写信），要求帮助重新处理我的问题。写好多次信，仍然没有音信，我很不理解为何中央就是不管。后来我写信理直气壮地说“你们现在不给我重新处理，早晚会给我重新处理的，早晚会给我平反的”，在信上我大胆疾呼“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信转到学校后，极左路线执行者不但不给正确处理，反而认为我“翻案”。
一个领导丁××带着保卫科长找我谈话，他说我不认识错误，让我学习“毛选”，学习“毛选”就能认识错误，承认“右派”；他还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让我“识时务”；他威胁说“你这样下去很危险的！”他指着保卫科长说：“他是保卫科长，以后专管你”！以后别人告诉我，丁××要我劳动的工厂给我凑材料，把我送去劳动教养。丁××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两面派，外号叫“老油条”。我1999年平反后，他见了我就红脸，看样子他还知道世界上有“羞耻”二字。我继续在工厂劳动，我还给中央写信，继续申诉，但得不到回音。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政治气氛逐渐宽松，“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慢慢地都解放了，可是“文革”前他们制造的冤假错案却很少有人提。我感到不公正，我又给中央统战部写信，申诉我的冤情，仍然像以前一样如石沉大海，没有音信。这让我很失望。1978年6月，工厂办公室崔某找我，他说：“党委决定给你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他拿着那个决定。我一听是摘帽子，有点冒火，我说我本来不是“右派分子”，是你们硬按“右派分子”对待我，整了我二十多年。我的“右派”是错案，是“平反”的问题，不是摘帽子的问题；要是摘帽子，我早就摘了，根本等不到现在。我拒绝接受那个决定。党委决定让我回数学教研室，重新登上讲台，我的劳改生涯从此结束。
1978年55号文件下发后，学校原有的“右派”全改正了，可是我没人管。他们说，哪儿定的找哪儿。1979年3月，我亲自去北大找数学系“落实办”，我向杨老师谈了我的情况。她写个条子安排我到招待所住下（免费）。第二天她就对我说：按“错划右派，予以改正”处理。我对这个结论不满意，我说我的“右派”没经党委审查，没有党委批件，就不算划为“右派”，按“错划右派”处理不对。她说先这样处理，改变你的身份，涨点工资，有问题再找。我还找校“二落办”谈了我的情况，并写了材料交给他们。
我回哈尔滨之后，接到同被划右的李立同学来信。信中说：“反右”结束后，党委批准划“右派”的名单上没有你，当时按那名单发改正书，因此没给你发改正书。还说“你要是不去找北大，恐怕还得不到改正书”。信中还说，当时“落实办”的杨老师不敢直接向你说明这种情况，怕你经受不住那样的刺激，也不让他告诉我。我认为按“错划右派”处理不对。我教课之外总查找文件，最后我在黑龙江省档案馆查到《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还有“必须”两字，而定我为“右派”的材料就是没有经过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因此，我完全肯定北大给我定“右派”的材料是无效的，我就不算“右派分子”，按“错划右派分子”的处理也是不对的。
我拿着这个文件找党委，可是没人管，给北大写信，给中央写信，也没人管。1986年，机械部检查组来我校检查落实政策情况，中层干部会议上就有人反映了我的情况。检查组找我谈话，开头就说：你的问题我们了解了，没经党委审查批准就说你是右派是无效的。按“错划右派，予以改正”处理是不对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已经责成学校派人去找北大，让他们重新处理。之后，黑龙江省委检查组也是这样对我说的。
1986年10月3日，张培新处长带着我一同去找北大，北大统战部接待我们。我陈述我不是“错划右派”，而是“错按右派对待”的问题，一位女同志解释来解释去，拖了一个多月也没解决问题，让我们先回去，以后给答复。不久给了一个书面答复【北大党委党发（86）208】号文件，文件说：查阅文书档案材料，找有关同学回忆，证实闫桂勋同志在反右派斗争中确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以后证明是骗人）对我反映的定右派材料没有经党委审查批准这一关键问题却只字未提。因此，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再次写信、上访，又是十多年，仍然没有解决。
1997年，我们毕业40周年相聚在北大校园。在会上，我发言《同是极左受害人》，讲了我的问题，同学们听了都感到震惊，表示极大同情，对我的正义要求表示支持。
在姜伯驹、盛森芝、陈堃銶、吴兰成等同学的帮助下，一位党委副书记代表党委表示可以再给我做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1999年1月份，北大党委以“北党发【1999】3号”文件形式做出《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我收到正式文件在三、四月份。这样，我长达42年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纠正意见》全文如下：
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北党发[1999]3号
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
闫桂勋同志，男，六十六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原为数力系五三级学生，共青团员。该同志于1957年毕业前，在未经党委正式审批的情况下，按右派分子上报北京大学团委和北京市团市委被开除了团籍，分配到黑龙江工学院工作。多年来将其按右派分子对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少委屈和伤害。根据1957年10月15日（中发[ 57 ]酉1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中“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经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的规定进行复查，原材料中没有经过党委审查批准的字样，是无效的，现予以纠正。
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盖章）
一九九九年一月八日
从《纠正意见》可以看出，我没有定为“右派”就按“右派”对待我，让我蒙受42年的不白之冤。我在极左路线面前，威武不屈，坚持真理，从不低头，不做违心的检查，百折不挠同极左路线做斗争，经过42年的抗争与磨难，终于得到平反。我争得的是真理，是我人格的尊严。42年的经历使我深深地体会到：真理是有的，但有时需要斗争才能得到③。”
笔者在2020年开始北大反右运动调查研究之后，在黄向明主编的校友回忆录《梦萦未名湖》一书中看到闫桂勋的文章《北大与我的恩恩怨怨》，从中了解到闫桂勋的遭遇，后来从多位学长那里，获知一些更具体的情况，也听说，他至今仍在不断上访，要求北大和国家给予蒙冤受难二十年的赔偿。
2022年11月13日，我去北京回龙观闫桂勋家中访问了这位老学长。闫桂勋的妻子已于2003年病逝，与闫桂勋住在一起并照顾他的女儿闫瑞琼出来迎接我。闫瑞琼毕业于北京轻工业学院，在一个公司做技术工作。她直爽干练，对父亲很孝顺。知道我是为她父亲而来，她表示很了解父亲所受的苦难和冤屈，同时也对父亲执着而无效的上访感到无奈，她说曾多次劝说父亲已是年老多病，不要再做无效的申诉，但父亲听不进去。
我见到的闫桂勋已是九旬老人，精神尚可，头脑清楚，但是行动不便。说到1957年，闫桂勋说自己根本没有发表过什么，被无辜打成右派无法想得通。他提到毕业前把他划成右派的的鉴定小组长卢崇飞，说自己原来并不认识他，听别人讲，卢出身不好，为了入党，要表现积极，就整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卢崇飞自己也被整的很惨。闫桂勋听一位同学说，卢崇飞去世前说他对不起他整过的人。当年给闫桂勋捏造罪名的党员女生伊同学，在闫桂勋平反后，给他写信说：笑到最后的人才是最好的。这让闫桂勋五味杂陈，他说伊同学曾推荐他当学代会代表，还要他申请入党。“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又害我”。
闫桂勋一再表示自己一生为当了这个“假右派”付出代价太大，从精神到身体，从经济到生活，从学术到社会地位，都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他过不去这个坎。一定要申诉到底。他说：身体好的时候，他每周到北大去几次，接待他的信访办已经换了五代人了。现在年老走不动了，他让女儿定期开车送他去。疫情期间，进不去校门，他就在校门口等着，信访办的人到门口来见他。女儿闫瑞琼说：有一阵北大可以凭校友卡进校，她在网上帮父亲申请了一个校友卡，但只用了一次，第二次想刷卡进校时，发现校友卡已经被注销了。
闫桂勋说：他也多次给中央领导人，中央统战部，教育部、人民代表写信，要求依据《宪法》第四十一条：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给予他应有的赔偿。但没有任何结果。
闫桂勋说：北大也曾跟他谈，给予他一笔生活补助，条件是他不要再来申诉。他没有接受，因为他不是为了要生活补助，而是要求按照法律给予受害赔偿。闫桂勋还提到，他的同学陈堃銶（王选院士夫人）曾提出，自己没有子女，愿意个人出一笔钱，帮助闫桂勋。闫桂勋婉拒了同学的好意，他说这不是个人的事情，绝不能收个人的钱。
采访之后，闫瑞琼给我发来了一些父亲上访的材料，有闫桂勋的申诉信复印件，北大、哈理工、教育部等部门的回复，申诉信邮件查询函，以及一些照片。让我对闫桂勋的执着追诉有了直观的了解。
2024年8月27日，闫瑞琼给我发来信息：郭老师，我父亲已于昨天上午去世了。
我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哀思，只回复她说：我会记录你父亲的所有遭遇。
我回看了闫桂勋的回忆文章，他的学籍卡、毕业证书、上访材料、北大关于他的平反文件，北大、哈理工和教育部对他申诉的回复，感慨一个北大学子的人生，就是在这样无辜受难，忍辱含垢度过了二十年“假右派”生涯，之后艰辛地争取彻底平反，不断地申请国家赔偿的维权之路上一步步走到了生命终点，这是一个莫大的悲剧，主人公闫桂勋应该是死不瞑目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闫桂勋过于较真，不懂得见好就收。但站在闫桂勋的角度，即使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他也没有任何罪错，却被同学当成追求进步的晋身阶梯，有意诬陷，捏造罪名，打入另类。而北京大学，也在政治运动的狂潮中，将一个学生的政治生命视同草芥，让闫桂勋这样完全不合规范的材料随意进入他的档案，使他背负了二十年的十字架。而闫桂勋的工作单位黑龙江工学院，发现了他档案中的问题，不止一次联系北京大学，试图对他的冤案进行甄别，均遭到北大推脱和拒绝。这种对蒙冤学生的冷漠残忍，知错不改，怎能不让一个无辜的学子寒心！
站在文革后北京大学有关部门的角度，当然也有他们的苦衷，因为没有相关文件规定，他们也无法满足闫桂勋的所有要求。然而，闫桂勋是在1957年的北大被打成“假右派”，继而造成数十年的坎坷，即使数十年后已物是人非，但他不向北大申诉，又去找谁呢？历史的一粒灰，就是个人头上的一座山，不堪重负，何以问苍天！
根据笔者的了解，除了闫桂勋，还有多名北大右派学生数次向北大提出赔偿要求，他们在十几年前，曾多次出现在校方举办的活动上，他们手持或胸戴申冤的标语，无言地出现在会场。这种不和谐给主持者带来了些许尴尬，有人给与关心和安慰，有人投来异样的目光。如果旁观者能够了解他们的遭遇，应该可以理解和共情他们的愤怒与不甘。
由于高层对右派改正的摇摆态度，右派的平反是非常不彻底的。他们只能叫“改正”，不能叫“平反”，因为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而北京大学的716名右派都是被“扩大”成为右派的。无辜蒙难的右派虽然改正了，但是没有获得任何赔偿，而在文革中受害的“走资派”“反动权威”，都全额补发了工资。这种对右派处理的极大不公，是蛮横无理，违背法制的，众多右派对此无法接受，愤懑不平，很多人终生无法释怀。北大的右派学长们要求赔偿的诉求代表了很多受难者的心愿，是勇敢正义之举，合乎道义，有理有据。
如今，闫桂勋等曾经为自己的权利抗争的右派们多已离世，健在的也已高龄，难以发声了。但他们的遭遇和诉求，不会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他们不屈的身影将会随着历史真相的呈现越来越高大和清晰。
注释：
①参见高云龙《高云龙口述历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第155页第205~206页。
②宋运郊《我和张权的一点牵连》载黄向明主编《梦萦未名湖》香港文艺出版社2009第609~612页。
③闫桂勋《北大与我的恩恩怨怨》同上书第337页~3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