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84）

我的文革（84）

 

（三十一）“一月革命”（上）

 

在遍地造反烽烟中，一九六七年悄然来临了。 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多年以来，凡是元旦，以及五一、七一、八一、十一这样特殊的日子，《人民日报》都会发表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章，传达中共中央最新的政治意图。尤其元旦社论，一年之始，里面往往有中共中央对新一年工作的部署和期许。所以大家对“元旦社论”都比较重视。文革开始后，政治风云大开大合、变幻莫测，这个“元旦社论”在大家眼里就显得更重要了。我自然也不例外。尤其我觉得我们造反派处境险恶，万事不能行错踏差，就更要吃透党中央精神，以免犯错误。因此我对社论反复研读了几次。社论前半部分回顾了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历程，后半部分是向全国人民提出的新一年的战斗任务。社论里有几句警句式的文字特别引人注目：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爭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怎样的斗争才算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呢？缺乏社会经验也缺乏政治运动经验的我无法将这些抽象的文字想象为具体的行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新一年的斗争将比上一年更激烈。而社论说的要向“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发动总攻击的话，令我想起去年八、九月份的“红色恐怖”和抄家风。我很担忧这样的风暴再度来袭，担心母亲和全家人的处境会不会更加恶化。自被抄家以后，什么叫“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什么叫“覆巢之下无有完卵”，那种莫名的、无边的恐惧我都体味到了。此外，我也大概地读懂了社论透露的一个意思，那就是毛泽东准备要在今年内结束文化大革命运动。因为社论既然说了要在今年内取得文革“决定性的胜利”，那离结束文革当然也不远了。可是再看看现在的局面，斗争越来越激烈，“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文革的主要任务现在还刚刚开始，然而已引起各级当权派的顽强抵抗；造反派虽已出现，但就全国来看还处于软弱的艰苦奋斗时期。总之，真正的战斗还刚刚开始，谁胜谁负言之尚早。因此我很怀疑到时这文革能否结束得了。

不过社论中关于当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现的一段论述很合我意：“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但不向群众检讨，不给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伸手派’等等的革命群众平反，不肯当众销毁那些整革命群众的材料，反而大肆宣扬‘秋后算账论’，扬言还要把革命群众当作‘右派’处理。这种论调，就是要反攻倒算。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怕算账的。‘秋后算账论’是吓不倒革命群众的。散布这种论调的人，又对党、对革命群众欠下了一笔新账。革命群众对于他们的这笔账，是一定要算的。”对此，我不禁发出由衷的赞叹：写得多么好啊！这段文字将我们造反派遭受资反路线迫害和当前的处境，真真切切地说了出来。我从来也没有觉得过中央的社论像现在这样切合实际和及时的。唯一不足的是社论说顽固坚持反动路线的当权派是“极少数”，但实际是“绝大多数”，社论故意把它说轻了。从这段文字中，我不但了解了当权派不肯焚毁整群众的“黑材料”是普遍的现象；而且我也看到了党中央对我们造反派群众坚决支持的态度，因而更增加了与张宜之流斗争到底的信心。

就在这时，上海市区以“工总司”为首的造反派开始了后来被称为“一月革命”的一连串行动。这场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全国文革的进程。依我看，号召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等重大举措，在毛泽东原来的文革计划中都是没有的。但因此也引发了支持和反对文革两种力量更尖锐、更残酷、更血腥的斗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由军队出面镇压造反派，以及两派真刀真枪上阵的“武斗”。

“一月革命”是怎样发生的呢？我在前面就已说过，当时我们上海郊区的人，很多对市区的文革并不太关心，因而也不太了解上海市区文革的详细情况。市区发生的一些大事，如“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我们虽都知道，但也仅知道一些大概的情况而已；又如“康平路事件”、“衡山宾馆事件”，我也算是亲眼目睹的，但当时也不清楚发生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对于市区“一月革命”的许多情况我是稍后知道的，更有些是后来看了些有关资料才知道的。从这个角度说，由我来讲述“一月革命”的经过似乎不太适宜。但是我又想，像这样一场规模宏大的群体行动，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处处亲身经历，事事都了解原因。当年亲身经历“一月革命“的人不一定都有能力、条件讲述这段历史。而我好歹也算亲身经历了一些、亲眼看到了一些、也亲耳听到了一些关于这场革命的实况的，我们只要如实地说出我们知道的、并将我们知道的各种资料加以比较、核对，根据我们的经验认为可信的，讲出来，让后人也了解这段历史的真相，即使不全面或某些情况不完全符合实际，那也要比有些人为了某个卑劣目的，故意歪曲、伪造事实的要强得多。下面，我就按我所知道的、并按我理解的“一月革命”发生的原因和过程，作一简单的叙述。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央军委颁发《紧急通知》，和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档案材料的《补充规定》以后，群众造反派开始陆续出现。他们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切入点，揭发、批判“党内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和迫害群众的罪行。各级党委对此惊恐万状，千方百计地要把这种群众造反的势头打压下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群众造反派组织成立时，上海市委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当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和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身份签字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工总司”队员北上控告市委的行动是“革命行动”，而且连毛泽东也承认了以后，市委觉得既然反对也不能遏制群众造反了，那就通过工会等系统也成立一个群众组织专门去与“工总司”对抗。这个组织就是“赤卫队”，成立时号称有八十万人，比当时的“工总司”人还多。“赤卫队”成立后与“工总司”等造反派发生过不少冲突，其中发生在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九日的“解放日报事件”是最典型的一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以批判市委资反路线为名，要当时主持市委工作的市长曹荻秋签字承认“八项要求”。其中第五条提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涉及到各个群众性组织的重大关系问题，市委必须与有关革命组织取得协商一致，解决问题，任何单方面无原则的签字都无效”。这段读起来让人感到曲里拐弯、意思晦涩的文字，要表达的诉求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求市委宣布以前与“工总司”签署的文件一律无效；凡市委要与“工总司”等组织签署任何文件，都要得到“赤卫队”的同意。按理说，“赤卫队”与“工总司”一样都是群众组织，他们互不统属。因此“赤卫队”要曹荻秋同意他们的要求，也只能要求与“赤卫队”权益有关的事项，而无权干涉别的群众组织，更无权要求市委废除市委与其他组织订立的契约。所以这个“八项要求”不仅干涉并损害了“工总司”的利益，而且摆明了它“赤卫队”的成立就是与“工总司”为敌的。曹荻秋作为一个资深的中共高级官员，应该清楚知道“赤卫队”是无权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他也无权答应这样的要求。然而他竟然签字同意了。显然这是一出精心安排“双簧戏”。尽管曹荻秋装出一副被逼的样子，也难掩他公然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

为此，十二月二十五日，“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再次召开批判曹荻秋和旧市委执行资反路线大会，揭发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曹荻秋在这个会上居然又厚颜无耻地作了一次拙劣表演。他不但将签字同意“八项要求”的责任全部推给了“赤卫队”，而且还当众说“对‘赤卫队’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如此出尔反尔的做法，如此极左的言论，其实是在再一次玩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把戏。结果，在“赤卫队”头头的配合下，他果然又成功地挑起了广大“赤卫队”员的愤怒。

当天下午，“赤卫队”头头即秉承市委旨意开会，利用广大“赤卫队”员的愤怒情绪，煽动他们离开工作岗位去北京控告，以此达到破坏生产和向中央施压的双重目的。

二十七日，上海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赤卫队”总头头王玉玺等再次开会，策划在全市停水、停电、停工、停铁路、停公交、停邮电、停市内清洁卫生等阴谋，企图全面瘫痪大上海的生产、交通运输和市民正常生活，以加大对中央施压的力度。从这天起，北方区海港率先开始停工。

二十八日，上海机械厂六千工人全部停工。其中参加北上控告的，厂方发给每人一百元人民币作补贴，并提前发三个月工资。国棉十七厂有二千四百人停工，时间长达一星期。上钢三厂五个转炉停了两个。同日，“赤卫队”又藉口市委把八十万“赤卫队”员打成“反革命”，要求曹荻秋继续承认“八项要求”有效为由，发动二万多人包围并占领了康平路市委书记处大院。其目的不知是想扩大影响向中央施压，还是想占领了市委书记处、控制了市委书记们以后，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工总司”为了驱赶“赤卫队”也派人去了康平路，结果发生了“康平路事件”和“衡山宾馆事件”。

此时“三停”阴谋正在实施。三十日早晨五点多，吴淞地区部分工厂开始停工。六点不到，邮电部门开始停工。公交系统也部分停工。铁路调度所八十多个人，除留几人看家外，全部离开了调度台。铁路调度从早晨五时起完全停止，沪宁、沪杭线因此全部瘫痪。到三十一日早晨，上海站已停发客车二十六列，造成五万多旅客乘不上车；停发货车三十八列，总计二千零二十五车卡货物滞留车站；另少装货七百五十九车卡，少装货物达二万五千七百三十五吨；少卸货一千二百八十车卡，少卸货物四万二千八百八十顿。由南京、杭州方向开往上海的客车，有二十八列停在沿线各站无法动弹，五万多旅客滞留半途，吃喝都成问题；有二十二列货车被迫停在半途。由于运输停滞，造成许多货物、原料供应紧张，各地纷纷来电告急。

三十一日“衡山路事件”发生后，有多至七、八万赤卫队员以“上京控告”为名离开工作岗位陆续到达江苏昆山。而“工总司”和“红革会”等学生组织因派人员到昆山去拦截、劝说“赤卫队”员回上海“就地闹革命”，也影响了部分工厂的正常生产。

除了让大量工人脱离生产，策划“三停”，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此时还正在策划一场蓄谋已久的“经济主义妖风”。据一份由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在一九六八年撰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的记载：十二月十一日，因鼻咽癌之前一直在修养的市委书记陈丕显，亲自主持市委会议，根据陶铸“要争取主动，对造反派的物质要求要尽量解决”的指示，对市委各部门负责人说：“群众运动中政治斗争必然要冲击到经济问题。（以前的）经济制度、体制等问题势必（要被）冲破，看来是顶不住的”。他要求大家“要独立思考，独立作战，灵活处理”。曹荻秋也说：“我们以前工作上被动，主要是经济上掌握太紧”，今后“要扩大物资供应”。

在陈丕显、曹荻秋指示下，上海各级当权派开始大刮“经济主义妖风”。他们用经济收买人心，用经济破坏生产，用经济破坏文化大革命。十二月二十七日，北方区海运局党委书记李广签字同意补发学徒工一年工资。邮电管理局负责人汪力田签字同意一九五八年招入的家属工工资由原来的三十元增加到四十一元。二十九日，市民政局当权派签字同意将聋哑福利工厂平均工资从三十元调整为五十元，增加幅度达百分之七十。市劳动局当权派签字同意给地质局二百五十人补发工资，补发的总金额达六万元人民币。又市委某负责人同意将某系统的临时工，由日工资改为月工资，使这些临时工的工资总额每月增加了八万元。三十日，市委其他部、委，各区、县、局和某些基层单位的当权派，也开始大量签字补发工资、福利费和串联费等。“经济主义妖风”迅速刮遍全市。

为了分化造反派，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陈丕显签字同意给“工总司北上返沪二兵团”活动经费十五万元，和小轿车、摩托车、自行车一批。那时二兵团司令耿金章正在策划从“工总司”中独立出来，与“工总司”争权夺利，一较高下。

同天深夜，曹荻秋在香山路召开秘密会议，参加者有王一平（市委书记处书记）、宋季文（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宋日昌（副市长）、张承宗（副市长）、关建（市委妇委书记）、杜淑贞（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王克（市劳动局长）等八人。曹荻秋依据陈丕显“政治上独立作战，独立思考”，“经济问题放宽一点，争取政治上主动”的指示，对与会者说：“现在这些问题，请示中央、国务院也没有用，还是自己先干起来吧！”会议制定了“讨好群众，稳定整个局面”和“缓和缓和空气”的方针，提出了五条措施：一、一九五八年以后精简下放的工人全部回原厂安排工作；二、社会青年要积极安排工作；三、街道工业可以先戴“国营”的帽子，适当增加劳保福利；四、郊区五类地区的工资可考虑升到八类地区的标准；五、长期临时工和外包工改为长工。曹荻秋在事前还要宋日昌和王克拟定一个具体方案，要保证这五条措施得到贯彻执行。由于许多单位突然增加了大笔的福利开支，银行出现大排长龙提款现象。有的单位一次提取几十万元巨款，导致银行发生现金短缺。

需要补充一下的是在大刮“经济主义妖风”的时候，上海还有一股“抢房风”突然冒起。据“工总司”等组织当时的统计，从十二月三十日到一月三日，全市所有待分配公房被抢占一空，其中包括新建公房二万二千多平方米，和收缴的资本家和其他“牛鬼蛇神”房屋三十万平方米。抢占房屋的市民估计达二万户以上。

当时，这股“妖风”在我们青浦也有表现。如一些单位当权派也滥发“奖金”和“补发工资”，以致去银行提款的人川流不息，原本很清静的银行门口那几天热闹如菜市。也有人打听到县房管所有一批空房，于是被人破门而入占据。

那个时候，由于大量“赤卫队”员离开工作岗位，而不少造反派队员也因种种原因离开工作岗位，还有一些不参加任何派别的“逍遥派”群众，见当权派不管事，两派又忙于互斗，能不上班的也趁机不工作，因而生产受影响的工厂、单位很多，其中尤以铁路、海港的情况最为严重。关于这种情况，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铁路系统在京代表讲话中就曾简略提到，说“上海来电话说近来外国货船两天不能卸货，停在黄浦江上。” 张春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有个介绍上海夺权经验的讲话也说到这个情况。他说：“我和姚文元同志是一月四日去上海的。旧市委已瘫痪了，好多工厂停产了，有的重要工厂也停产了，高桥化工厂停产，带动很多工厂停产，码头停了，车站火车也停了，很困难啊！”“码头瘫痪，每天外国轮船到上海港，货不能装又不卸，帝国主义利用这个事情，向世界广播，说上海码头工人罢工了，进行攻击、诬蔑。有的外国商船把我国国旗倒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