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初夏，革命斗争形势越来越激烈了，不仅全国各大城市武斗不断，小小的普安县城也闹起武斗来。人们开始被区分为两大派别：造反派和保皇派。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属于什么派，他们像是被绑架了一般，被要求到离县城20来公里的三板桥安营扎寨，参加造反派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每个人都被要求表忠心，表决心，表示与走资派划清界限。
学习班不允许任何人带孩子在身边，妈妈只好与普定老家的两个大儿子和还在遵义劳改的我的父亲取得联系，决定把我们仨送到普定去，让我们跟大哥、二哥在一起生活到学习班结束再接我们回来。妈妈给造反派领导请了三天假，1969年初夏的一天，把我和两个弟弟送到了普定。妈妈离开时告诉哥哥们，等形势好转一点儿她就来接我们......
离开普定不到五年，再回去时，发现自己熟悉的街道被改名了，老家三合院的房子没有被改变，只有三合院外的青灰色砖墙被涂上了土红色，房子里的所有木制家具全部被破“四旧”了。妈妈以前用的家具全部是国民党时期的家传物件，家里的所有桌子、床、椅子甚至碗柜和床前的踏脚凳都是板栗色和朱红色的雕花木器。文革开始后，二叔一家担心红卫兵上门破四旧会砸烂这些家具，他让自己的儿子门用木工刨子把雕花铲除，以为这样红卫兵看到就不会砸烂或干脆烧掉家具了。在二叔的带动下，大哥和二哥也一起动手，把妈妈用过的家具全部刨了个遍。二叔和哥哥们没想到的是，他们这一刨，原先不仔细看还不会一下子看清楚的花纹，被刨过之后花纹竟变得一目了然一清二楚了，于是他们用土红色把刨过的地方涂抹了一通。妈妈送我和两个弟弟回到普定老家三合院时，看到自己曾经用过的家具变得如此面目全非，惊诧地问哥哥们这是怎么回事，知道原委后，看到两个尚未成人的儿子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情，妈妈除了叹息什么都没再说了......
当时的我什么都不会想，到普定后就心安理得且快乐地开始了与我的兄弟们第二次天天在一起的生活。第一次与兄弟们天天在一起，是1960年托儿所关闭后到1964年跟妈妈到普安之前，那时还没有小弟弟，我和两个哥哥还有眯弟一起在城关完小上小学。近五年后回到老家三合院与兄弟们在一起生活，留下了此生难忘的记忆……
妈妈带我们到普定的当天下午，就带着我和小弟弟到她曾经很熟悉的近邻罗阿姨家，妈妈与罗阿姨是老朋友，妈妈告诉罗阿姨自己明天就得回普安，请她多多关照我和小弟弟。罗阿姨热情地要妈妈放心，她会关照我们。那天在罗阿姨家，我认识了她的大女儿龚妮妮，妮妮与我同龄，我俩很快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晚上妈妈给我们安排了房间，我的房间是当年妈妈的房间，这个房间除了与我和兄弟们小时候住的房间相通外，还有一道门可以直通后院和厕所，很安全也很方便；两个弟弟住在我们小时候住的房间------父母房间的隔壁，这个房间在厨房和妈妈房间之间，没有窗户，很黑，当年妈妈被党选送下乡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时，我曾经和伯伯住在这个房间里；二哥住在临街较小的房间里（又名“街房”），这个房间有一道门与厢房相同，另一道门打开就是前大街（文革时期这条街被改名为“东风路”了），外出可以不通过三合院的大门；大哥住在厨房旁边大门正对院坝的厢房里，这个房间最大，有三道门，一道门可以进二哥住的街房，一道门正对着三合院院坝，一道门紧连着厨房。大哥分到的粮食、自留地里的蔬菜辣椒等都放在这个房间里......
次日妈妈匆匆妈妈离开我们回普安参加学习班去了。此后，我常常带小弟弟去龚妮妮家玩。妮妮跟我一样有五个兄弟姊妹，不同的是她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弟弟而已。我的小弟弟与龚妮妮的小弟弟年纪相近，我们到妮妮家后小弟弟就找自己的同龄伙伴玩去了，我没关心过他们玩什么怎么玩，他们在一起从来不会来找我们，我和妮妮常常躲在她住的楼上自得其乐地过家家……
妮妮在她家是老大，她虽然与我同龄，但比我成熟能干得多。她和大妹妹一起负责洗自己和小弟弟妹妹的衣服，那时洗衣服常常是在家里用肥皂先洗好，然后去河边或大龙井边上清洗。我曾经跟妮妮和她的大妹妹一起去大龙井边上清洗过一次衣服，妮妮负责用小铁皮桶从井里打水给大妹妹清洗衣服。井很深，去挑水的人都有一跟长长的绳子，用绳子栓在桶的提手中间，然后把桶扔到井里去打水。妮妮动作很是娴熟，她轻松地拉扯一下绳子桶就灌满了水，然后拉着绳子把水提出来倒到她妹妹清洗衣服的大盆里。我从来没有到过大龙井，到井边会觉得紧张害怕，感觉井边的青石板很滑，井水显得深不可测，我跟在妮妮身边学了一下打水，结果是把绳子摔进了井里，幸亏有大人用扁担钩子帮我们把桶钩了起来，此后我再也不愿去大龙井了。我曾约着妮妮一起带着小弟弟们到比大龙井远的偏石板去洗衣服，那里有大石板可以做洗衣板用，有流动的河水，我们洗衣服时小弟弟们会开心地在石板上的水洼里摸鱼……
我和两个弟弟到普定后，大哥二哥的生活都发生了改变，负担也加重了。大哥不能自由自在地只管务农和自己的生活了，他每天要早出劳动，晚归当一家之主。虽然新风林场离城只有近2公里，他每天走到那儿就得开始干活，劳累一天还得赶回家关照弟弟妹妹，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二哥也不能只管自己，不可以常常到安安家吃喝了，他不仅要负责煮我们五兄妹的饭菜，收拾碗筷，还要要负责家里的用水，他也从来没有抱怨过。那时普定没有自来水，人们要么自己去城边上的大龙井挑水，要么买以挑水卖为职业人叫卖的水。妈妈到普安之前，她付月费请一位姓高的以卖水为生的伯伯每天给家里送水...... 1969年夏我们到普定跟哥哥们住时，是二哥负责到大龙井挑水了。二哥挑水的木桶很大，挑一次水要歇好几次气才能到家......
1966年，大哥初中毕业后，尽管他的毕业考试成绩是学校前三名，但因为父亲是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他没有上高中的权利。16岁的大哥，初中毕业就被强行送到普定县城郊的八角洞当知青去了。说被强行送去是因为那年代党要你去哪儿就得去哪儿，没有谁能决定自己去还是不去，因为党掌管着每个人的户籍本，去不去都将注销你的城镇居民户口，去了你就是农民户口，至少还算是个有户口（户籍）的正常人，不去就是黑人黑户，黑人黑户就什么都不正常了。
1964、65、66年的知青在现代史记载中被称之为文革前的“老三届”。他们是接受了完整的初中或高中教育的人，文化知识功底比与文革后的“老三届”和之后的任何一届都高得多。因为下乡早，城郊尚未人满为患，大哥和他的伙伴们被送去当农民地方叫八角洞，这地方离城不到三公里，成了后来下乡的学生们最渴望去的地方。到了七十年代城郊已人满为患，知青们只能被送到离家很远的农村去了。
大哥是与他一起被送到八角洞去的十几个1966年毕业的男女初、高中生中年纪最小的。他们一群初高中毕业生被光荣地送到八角洞之后不久，那里的农民用知青上山下乡的安家费，在公社果园附近的空地上为他们盖了栋土墙房子，还把住房附近的八角洞果园改名为“新风林场”，借以鼓励并欢迎他们到那儿安家落户。
这栋土墙房有4间宿舍，一个堂屋，每间宿舍内用木板隔成一样大小的两个房间。知青们两人一间宿舍，一人一个房间，大家共用堂屋做厨房。这十几个知青都是普定县城里人，在普定都有家，他们很少住在八角洞的知青宿舍里。
大哥下乡的最初两年，八角洞的贫下中农们看他太小，让他做了两年放牛娃。
1969年初夏妈妈送我和两个弟弟到普定时，大哥已不再是放牛娃，而是一个年轻力壮、拥有一分多自留地的农民了。
妈妈送我和弟弟们到普定时，有几个与大哥一起下乡的知青已被贫下中农推荐参加工作离开了，常住知青的土墙房里的人除了大哥，还有我在城关完小上学时的同班同学魏濂舶的哥哥魏濂艨和魏濂舰兄弟俩。魏濂艨是文革后的“老三届”，他是1968年才高中毕业下乡到那儿的。他的哥哥魏濂舰是文革前的“老三届”，他是1966年与我大哥一起被送到新风林场去的。魏濂舰和自己的同班同学贺光辉一起1966年到新风林场，两年后他们在知青房里结了婚，在八角洞安家落户了。他们夫妻俩有一间宿舍，他们的弟弟魏濂艨能到新风林场当知青，是因为八角洞的贫下中农很喜欢他的哥哥嫂子，为他开了后门，他才得以到1968年到新风林场当上了知青。常住知青房的还有一个叫邱明生的，我记得他是因为到哥哥的农场去时，看到他在吆喝自己的小妹妹；另一个叫叫廖兆如，他也是文革前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他跟魏濂舰一样下乡两年后就结婚了，他是唯一的一个一辈子都在八角洞的知青。魏濂舰夫妇在恢复高考后，1978年考上大学离开了那里，魏濂艨1977年就参加高考离开了......
大哥在那儿呆到1972年才离开……
我们没来时，大哥不会每天都回家，他大多数时间会住在新风林场的知青宿舍里。妈妈把我们送到普定后，大哥自觉承担起了照顾弟妹的责任，他开始回家吃晚饭过夜，每天早上不到8点就离开家到八角洞去干活儿，下午近7点才回到家跟我们一起吃晚饭。
大哥回家时常常会带回一些自己种的莲花白、莴苣、辣椒、西红柿等来交给二哥，二哥是“火头军”兼“炊事员”，负责做饭菜。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哥哥们对我也没有要求，我就负责带小弟弟。
大弟弟到普定后就不跟我玩了，他几乎每天都会出去找小学时的同学玩。
这样的日子才过了近一个月，有一天，妈妈突然来了，次日她接走了五岁的小弟弟，把我和大弟弟继续留给哥哥们。妈妈说武斗仍然在继续，她和爸爸担心小弟弟太小，我们会照顾不了他，所以请假来接他回家。普安县的武斗仍然在继续，很不安全，让我和大弟弟继续跟哥哥们在普定躲一段时间，等武斗平息后她再来接我们回普安。
经历过革命大串连的我，好象已经习惯与父母分分离离了，我几乎没有去在乎妈妈和小弟弟的离去，自己和兄弟们在普定心安理得地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
妈妈把小弟弟接走后，我几乎每天都跟妮妮在一起，不是我去她家，就是她来我家。有时我们会一起上街闲逛，有时我们会一起步行到大哥所在的新风林场，到那儿的果园和大哥的房间还有自留地里去猎奇......
我喜欢约妮妮到我们家，因为感觉比在她家清静很多，而且她到我们家，能让我觉得自己的势力强大不少，有个女伴呆在一起，可以不用“畏惧”二哥那群“狐群狗友”。有时我们到我房间时，二哥和他的朋友们已经把能坐的位置占满了，这种时候，我会带着妮妮勇敢地直接撞入，我会径自走到床边，旁若无人地把鞋一脱，爬上床去坐着，毫不在乎二哥和他的“狐朋狗友”们。妮妮常常显得很是羞涩，我会在床上盘着腿大大咧咧坐着叫她：
“妮妮，快上来，我们自己在这儿玩。”
妮妮最终会羞答答地服从，上床跟我一起玩“脚儿搬搬，行走南山……”的游戏......
二哥1965年小学毕业后没能上初中，他不知道为什么，以为是自己考试没过关，他约上跟自己一样没被初中录取的同班同学王玉祥（二哥总是叫他小名“安安”）一起，回小学补了一年课，1966年他俩一起回小学参加升学考试，结果分别考了前两名，可初中入学通知仍然没有他们。安安的妈妈丁明珍是一位缝纫社女工，得知儿子这次考试成绩数一数二也不能上初中后，她忍无可忍地到普定县教育局质问：
“你们凭什么不录取我儿子？”
县教育局接待她的人冷冷地回道：
“右派子女不能上初中。”
二哥和安安是那么地渴望能上中学，可因为父亲是右派，13岁的他们就这样被无情地拒之学校门外了！在那个疯狂的唯成分论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因父母或家庭成员是黑五类被拒之学校门外的何止他们俩！
不能上学的二哥和安安，没有自暴自弃，他们看着同龄人都在上学，在家难过了一阵之后，开始自娱自乐起来。安安的妈妈知道二哥没有父母，很疼爱他，常常叫安安约二哥到他家吃饭，安安的大妹妹还常常帮他洗衣服。他和安安习画一起读书习画、自学乐器，四年下来，他俩都能十分娴熟地拉小提琴、二胡、弹琴琴了。二哥自己在家，自学书法、绘画，安安自己在家自学安装收音机，他们不能上学的日子，似乎过得很是有滋有味……
二哥和安安还有几个共同的朋友，他们都是各种家庭原因被剥夺了上中学权利的大男孩。这群朋友中，二哥和安安年龄最接近，其他几个比他们要年长半岁到三岁不等。我记得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叫“徐宗文”，大家都叫他“小宝哥”，有一个叫“王文锦”，大家叫他“小篾幺”，有一个叫“蒙瀑”，大家叫他“小蒙瀑”。
二哥的朋友们喜欢到我们家聚会，因没有哪家能像在我们家这样没有家长制止他们无拘无束地谈天说地，没有人会抱怨他们无休无止地吹拉弹唱。二哥住的街房房间很小，他的朋友们隔三差五地会先后不一地来我们家，当所有朋友都到之后，二哥会把他们带到我的房间去。他们一帮小伙子在我房间里天南海北随心所欲地侃大山，吹拉弹唱，自得其乐，常常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常常相互走访，交换着玩不同的乐器，似乎每个人都会拉小提琴、二胡、弹琴琴。
有一天我和妮妮在黑黑的厢房里等他们都离开我房间时，我大声对正要离开我房间的二哥说：
“你的狐群狗友们终于走了！”
二哥对我把他的朋友叫“狐朋狗友”毫不在乎，他看看我和妮妮，仰头“哈哈哈”地笑着，迈着他特有的大懒步回他的房间去了。
每次二哥的朋友来找他时，见到我都会问：
“你哥在不在？”
我从不答理他们，会直接跑到二哥房间去告诉他：
“你的‘狐朋狗友’来了。”
二哥总是在忙着什么，他常常头也不抬地告诉我：
“哪个？叫他来我这里。”
二哥的朋友安安是来得最勤也最早的，他常常中午就到我们家来了。他到我们家时，常常碰到二哥正好要去挑水，他会主动跟二哥一起去挑水。我们家到普定县城最大饮水源大龙井有好几百米，一个人去挑水要歇几气才能挑到家。安安和二哥一起去挑了一段时间的水之后，表示可以自己去挑水了，可二哥没让他单独去挑过水，他总是会跟安安一起去。一开始，二哥会笑他，说他不行，因为他挑水摇摇晃晃，显得很吃力。所有朋友在一起时，我偶儿会听到他们一起取笑安安，说他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花花公子。安安显然不愿意被如此看待，他越来越多地跟二哥一起去挑水，也越走越稳，歇气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
几个星期后，当其他朋友取笑安安时，二哥会说：
“安安已经大有进步了。”
不知何时开始，15岁的我注意到安安有时候会显得忧郁失落，跟朋友们在一起时他常常心不在焉的。那段时间二哥的“狐朋狗友”们好像都不很开心，吹拉弹唱的时间少了，叹气和沉默多了，散伙的时间提前了。我和妮妮也变了，我们越来越喜欢在眯豆的房间里玩，还会特别注意听二哥的“狐朋狗友”们对话了。
有一天我们听到二哥大声叫“王安安！”，然后听见二哥问：
“你卖什么呆？”
安安像是突然回过神来回道：
“哦，我没卖呆啊。”
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一会儿，我们看见安安低着头匆匆离开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二哥很少带他的朋友到我的房间来了，我发现安安有好多天没有来找二哥了。近期安安没有了我曾看到过很多次的开心且阳光的笑，他一笑嘴角就出现两个很小的酒窝让我感觉特别可爱。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忧伤失落的神情留在我的脑子里，怎么都挥不去。我已经习惯于天天看到他，突然看不到他，我竟然有些不习惯了，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问二哥：
“安安怎么不来找你了？他生你的气了吗？”
二哥大大咧咧地说：
“他凭什么生我的气？”
“那他怎么不来找你了？”
“他到贵阳找他的女朋友去了。”
知道安安没生气，我没再说什么。
有一天，二哥问我和妮妮：
“小平，你们想不想让我给你们画像？”
我看着妮妮，见她羞涩地点了下头后，我对二哥说：
“可以啊。”
我拉着妮妮的手，跟着二哥到了他的房间里。二哥决定先画妮妮，我在二哥装炭精画作品的抽屉里翻看他的东西。我看到了一张2寸的女子半身照片，照片上的女子含情脉脉地笑着，抽屉里一幅尚未完工的头像画的就是她。我还看到了一封前两天安安从贵阳写给二哥的信，安安告诉二哥贾六妹不理他了，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还看到了二哥给安安的尚未写完的回信，二哥告诉安安尽快回普定来算了，他看贾家姐妹不会诚心对他好，只是玩弄他而已。二哥还告诉安安他不继续画她了，如果她愿意跟他好再继续画。我拿起那女生的画走到二哥面前，当着龚妮妮的面问道：
“哥，这个人是谁？”
二哥从我手里抢过画像扔到一边后漫不经心地说：
“不认识，你管她是谁。”
那时的我们，身心变化是迅猛的。我和妮妮在我房间玩的时候，看到二哥她的脸会发红，还会显得紧张，有时候她会突然一边看着二哥一边悄悄告诉我:
“王小平，我们去我家吧。”
妮妮的情态让我注意起二哥来，这种时候我已能感觉到二哥的不快。但我会更在乎妮妮的态度和感觉，我会毫不犹豫地跟她一起离开我的房间到她的阁楼上去玩。
到妮妮家后我问过她为什么要离开我家，她说：
“你二哥老斜着眼睛瞅我，他不想要我们在你家。”
知道妮妮为什么离开后，我开始提议在妮妮家玩，可她常常表示她家弟妹太烦，还是去我家好。于是我们还是常常去我家，只是二哥和他的朋友在我房间时，我们不再进去，而是在隔壁眯豆住的房间里玩了……
那时我很想学弹琴琴，还想自己拥有一个琴琴。我写信告诉在遵义劳教的父亲我很想要一个琴琴，父亲很快回信告诉哥哥们，他会尽快汇钱来，要哥哥们负责给我买琴琴。很快父亲果然就把钱汇来了，大哥把钱交给二哥，要他负责给我买琴琴。
有一天，二哥告诉我安安想卖掉他的琴琴，他把我带到安安家看了他挂在墙上的芭蕉扇形状的琴琴，问我是否喜欢，我表示喜欢。那天安安不在家，他妈妈看见二哥和我，知道我是光继的妹妹后，她显得很是热情，告诉我们安安一会儿就会回来。我第一次到安安家，感觉很不好意思，浑身不自在地等了一会儿，我便催着二哥回家了。
不知为什么，最终二哥没给我买安安弹过多年的琴琴。有一天，二哥拿回来一个圆形的新琴琴，问我是否喜欢，我表示喜欢后，二哥就把琴琴给我了。
从二哥口里，我知道安安有两个妹妹，还知道他在家从来不做家务。有时候二哥会告诉我，安安的衣服都是他妹妹洗，他妹妹有时候会顺便把他的衣服也一起洗掉。我不知道二哥为什么要告诉我此事，他也许是想启发什么都不会做的我？
知道安安的女朋友不理他之后，我开始可怜起他也特别关心起他来。他不到我们家时，我会想象他一个人躲在家里难过的情形，会产生一种要去看看他怎么样的冲动。我甚至悄悄到他家门外走过几次，透过半开着的门瞥见他们几个过去常常一起去我家的朋友兴高采烈地侃大山，听到他愉快的笑声时，我回家的脚步都会变得轻愉起来。
有一天二哥不在家，安安突然来了，他在眯豆的房间里与我单独碰了面，他显得有些紧张，我听见他机械地问道：
“你哥在家吗？”
我也有些紧张起来，机械地回答：
“不在。”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
“他回来你告诉他我来过，好吗？”
“好。”
这一次见到安安，他让我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莫名其妙的心跳与紧张的感觉……
这条街叫前大街，全是石头路面，儿时感觉这街很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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