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初回宁探亲

来源: 于 2025-12-27 15:07:32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摘自《在中国的一场噩梦  ～  一名反动学生在文革中的经历》

 

1967年回宁探亲

 

2025年12月

 

现在，世界上戴宁生最不愿意回去的地方莫过于西安交大了。他1968年1月16日离开北京，没有直接回西安，而是又回到了南京小粉桥五号附15号的家。晚上，他轻轻敲开了前面客厅的门。他父亲开门一看是他，灰着脸，惊讶地低声问道：

 

“你怎么回来了？”

 

他进了门，只见客厅里放了两张床，一大一小，一个大衣柜，一张书桌，还有一张小圆桌子。这间不足二十平方米小小的客厅里放了这么多家俱后就几乎没有可以走路的空间了。房间里住着三代四人：父亲和母亲，还有不久前刚从北京赶回家来分娩和坐月子的三姐和三姐新生的婴儿。显然大床是父母睡觉用的，那张单人高铁床是三姐带小毛娃睡觉的，小圆桌子是吃饭用的。

 

他父母捏着嗓子告诉他，这个联栋屋单元现在搬进来了三家人。二楼原卧室住进了两家，一楼原饭厅住进了一家。他父母被勒令住在原客厅一间房子里。联栋屋的其它部分四家人合用。他们指指把客厅和饭厅隔开的北墙，示意戴宁生“隔墙有耳。”又指指客厅的南墙。南墙外原是他们家的前花园，戴宁生表示不解，压低了声音问道：

 

“前院怎么啦？”

 

父亲贴近他的耳朵，用几乎只有他能听见的声音说：“周伯勋的两个儿子！”

 

周伯勋是南京大学数学系的教授，住在他们家这一排联栋屋的前一排，隔着周家的后院和他们家的前院以及其间的两条小路，两家相距少说也有20到30米之远。戴宁生转脸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母亲和三姐，期盼她们能告诉他是怎么回事。三姐专心哄着怀里的毛娃，没有搭理他。他母亲摆出一副厌恶的样子，嗤之以鼻地说：

 

“那两个坏小子，参加了院子里的’红色恐怖队’，专门躲在南墙的窗下偷听，然后去给红卫兵造反派汇报！我们吃了他们几次亏了！”

 

三姐本是家中与戴宁生最为要好的了。可这次戴宁生是顶着“书写反动标语”的罪名回到家里来的。他们又不能放开声音正常地说话，这一间拥挤的房间里的气氛真是沉闷到了极点。三姐本已定了是准备在北京生娃坐月子的，结果在最后分娩前一两天决定还是回到老家父母身边来。父母的处境和家中的情况她不是不知道，只是在两个极坏的选择中，回到南京的父母身边还是要好一点点。

 

“他叫什么？”戴宁生指着三姐怀里的毛娃问道。

 

“捷。”她说。

 

戴宁生突然想起来了，这名字是毛娃的父亲起的。记得自认为颇有文采的三姐夫对他说过，为了给儿子起个好名子，绞尽了脑汁。他对戴宁生说：“单字比两个字的名字要好起得多，选字的负担少了百分之五十。”说着他打开一个笔记本，其中有一两页上写满了可能入选的字。最后他对戴宁生说：“我定下了，就用’捷’这个字，—— 捷报频传的意思。”戴宁生听后无言以对。对当时得势得益者而言，当然可称之为“捷报频传。”对他父母、大姐、三姐和他自己来说，当时的情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噩耗接踵而至。”

 

戴宁生轻轻从三姐那儿抱过未满月的毛娃，母亲在旁边说：“小心点！这是你三姐的心肝宝贝！”三姐脸上露出一丝自豪的微笑，房子里的气氛稍许轻松了一些。戴宁生没有仔细地去揣摩这毛娃的长相。看着这间无法挪动脚步的房间，想到窗外正在偷听的周伯勋的两个儿子，还有那张本是单人睡的高铁床，因为太小，三姐只好侧着身子躺在那里，为的是腾出空间来让毛娃睡，他心里什么滋味都有，也可以说是什么滋味都没有。他当时无法去预料，眼下的一切正暗示着三姐和这个毛娃未来将有什么样的悲剧和不幸！

 

戴宁生向家人诉说了近来发生的事情，他本想提出在家里多住几天，最好能住到元月30日春节之后，调节一下他最近遇到的诸多不快的恶劣心情。但是看到家里已是面目全非，父母的境遇不比他的好。快过年了，小陶园死寂得像一片墓地一样。他在家里住了两个晚上，只好悻悻地告别了父母、三姐和她的新生儿，离开南京，回西安交大去面对那些他不愿面对但又无法逃脱、完全没有能力抵挡的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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