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史]郭力: 寻找北大右派失踪者, 期待知情人反馈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郭力，1957年出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两年。1984年考回母校，在中文系汉语专业攻读研究生。1987年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历任编辑部主任，总编助理，学科副主编。2005年调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总编辑。2017年退休后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
作者：郭 力
1957年反右运动中，北京大学共划右派716名。笔者从2020年开始进行北大反右运动的调查研究，经过对北大各系几个年级数百名亲历者的采访，以及各种渠道的文字、档案材料搜集，至今共核实到715名右派的信息。关于这些右派的档案资料库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中逐步充实完善起来。
资料涵括的信息包括他们的生年（卒年）、性别、籍贯、学籍信息、入学前后的情况，1957年的表现，划成右派的缘由及时间，划成右派后所受的处理，是否毕业，毕业后的去向，摘帽时间，五七后政治运动的遭遇，婚育情况，右派改正后的境遇，事业成就，与母校和同学联系的情况，对反右运动的看法等等。
很多学长为我的调查提供了大量珍贵的信息资料，使我了解到众多右派学长或坎坷惨烈，或辛酸悲凉的不幸遭遇，也知晓了很多人在逆境中锲而不舍，绝地奋起，终成大器的感人事迹。这些都成为我记录这段历史的重要素材。
然而，也有一些右派，在他们划右之后，或者在某一个历史时段，就消失于茫茫人海中，笔者调查范围所及，没有人了解他们的任何信息，我看到档案中的信息空白，不禁感到悲哀，他们都是1957年反右的受害者，但他们在成为右派后，到底遭遇了什么，有怎样的人生经历，婚育及家庭情况如何，是否英年早逝，都不为人所知。
作为这段历史的记录者和研究者，我一直在追寻这些失踪者，在本文中记录他们有限的信息，也是希望发布后能从读者的反馈中看到他们的踪影。
北大失踪右派名单
数学力学系
数学力学系实验员陈葆华
数学力学系53级学生戴佳珊
数学力学系53级学生殷建中
数学力学系55级学生李照堃
数学力学系55级学生吕清山
数学力学系56级学生蔡光夏
数学力学系56级学生王远敏
数学力学系56级学生陈金灿
物理系
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学生蔡怡和（厦门大学）
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学生高辉（厦门大学）
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学生李德钧（厦门大学）
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学生金纪玉（南京大学）
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学生戴凯成（南开大学）
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学生林从修（南开大学）
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学生稽光大（东北人民大学）①
物理系53级学生叶承榴
物理系53级学生周光镐
物理系54级学生曹图南
物理系54级学生陈子雄
物理系54级学生张承孚
物理系56级学生葛延恕
物理系56级学生胡恩棠
物理系56级学生邱维常
物理系56级学生王宁人
物理系56级学生郑成中
物理系气象专业56级学生赵成尧
物理系气象专业57级学生徐鸿年
化学系
化学系实验员贺萱
化学系实验员金叔泰
化学系职工刘文玉
化学系器材室管理员赵又成
化学系54级学生韩钟麒
化学系54级学生张华昌
化学系55级学生吴玉林
化学57级学生李世昌
生物系
生物系助教郑臻良
地质地理系
地质地理系55级学生郑瑞超
中文系
中文系打字员吴蕴金
中文系新闻专业54级学生张本吉
中文系56级学生李鸿展
历史系
历史系54级学生张磊
历史系55级学生孙敦新
哲学系
哲学系心理专业进修教师谢雄
哲学系56级学生徐臻豪
经济系
经济系53级学生刘济兴
法律系
法律系54级学生陈钟灵
法律系57级学生张敬梅
俄语系
俄语系助教刘佐汉
图书馆学系
图书馆学系55级学生林垂齐
图书馆学系55级学生林自强
东语系
东语系日语专业53级学生陈以祁
西语系
西语系英语专业56级学生王志
西语系英语专业56级学生蒋季杰
其他单位
校医院外科主任杨达濬
校工会办公室职员刘培之
校印刷厂职员高光泰
右派失踪者的相关信息
劳改、劳教后的失踪者
陈金灿
福建莆田人。数学力学系56级力学专业2班学生。1958年反右补课时被打成右派。受劳动考察处分。1958年3月，被送往门头沟清水乡上达摩村劳动。后转往东斋堂村。据与他一同劳动的右派学生来向荣回忆，陈金灿因成为批判会典型顶不住压力，贴大字报揭发，令自己和另外两位同学成为反革命小集团。后因为偶然弄坏了机器，被定为“破坏生产罪”，送去劳动教养。三年教养期满后在农场就业。后去向不明。
金叔泰
化学系物化室实验员。金叔泰在1957年鸣放中，为林希翎、谭天荣辩护，认同他们的观点。还曾同情胡风，由此被打成右派。另被指盗窃实验室器材，价值一百余元，于1957年11月19日批斗会后被逮捕。后去向不明。（见北大校刊第172期，1957.11.22：《盗窃犯金叔泰依法被捕》）
赵又成
化学系器材室管理员。赵又成是转业军人，1954年到北大化学系工作。1957年鸣放时，他在校刊上发表文章《系领导对职工工作很不重视》（1957年5月25日校刊），对化学系领导的工作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意见，反右时赵又成被打成右派，曾在后勤部门开批判会批斗。后被送劳动教养。之后下落不明。
韩钟麒
韩钟麒是化学系54级留级到55级2班的学生。 1957年鸣放时，韩钟麒发表了《反三害宣言书》《唯党员革命论》等大字报，还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书页空白处，加了“反动”批语，被同学揭发。他出于报复，往同学林振锟水杯里尿了尿。由此受到批判。他对批判不服，给文重系主任和江隆基校长写了六封信，指班干部对他进行陷害。由此被打成右派，后因被指偷书、偷阅反右斗争秘密材料和党团内部文件，并对积极批判他的同学林振锟进行报复，往林的杯子里尿尿，于1957年11月27日批斗会后以盗窃流氓罪被捕。之后下落不明。（见北大校刊第173期，1957.11.30：《流氓惯窃韩钟麒被捕》）
郑瑞超
地质地理系地质专业55级学生。 1957年整风期间，郑瑞超贴过几张小字报，说“大家受骗了,……共产党整风只不过是为以后享受更大的特权及更好的统治愚笨的中国人民”，还有一张内容是说香港成立了“中国民主工党”，并说是为了祖国的前途不致任现今执政党欲自支配。本党几年之内，一概不做公开活动等，落款是“中国民主工党北京支部”。听说是他又到另外一个大学去贴同样的小字报被当场抓住的。后被判刑六年。去向不明。（见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编》，第126~128页，1957.10；校友陈奉孝《梦断未名湖》，2005，第349~350页）
张本吉
湖南人。中文系新闻专业54级1班学生。张本吉是1949年前的大学生。出身于湖南一个大地主家庭，他上初中时，农民来交租，他帮父亲记过账。1949年，他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1950年参军，在空军地勤服役。土改时曾给家乡政府写信，揭发其父剥削农民的罪行。并检讨自己助纣为虐。1954年，他从部队转业，转入北大中文系继续学业。他经常向组织暴露思想，给自己积累了不少反动材料。肃反时即被批斗。他曾经自己暴露思想说，自己在空军时想学开飞机，会开飞机就驾机逃台湾。还说自己有枪的话，想打死领袖等。由此被打成极右分子。被公安局抓走，送清河农场劳教，之后再无下落。（见北大校刊第191期，1958.1.28：《老右派张本吉被揪出来了》）
刘佐汉
俄语系助教。1957年被打成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发配北京茶淀农场劳动教养。劳改难友赵文滔、冯志轩都曾在回忆中记录刘佐汉的信息。文革后不知所踪。
刘培之
工会办公室职员。刘培之的妻子在1957年4月因妊娠中毒症在积水潭医院去世。刘认为爱人的去世属于医疗事故，因此不满情绪很大，加之平时对各种运动有诸多看法。在1957年5月18日写了《给毛主席的一封信》表达了对1949年以后多次政治运动做法的不满，被指为反动言论，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据同时被劳教的北大右派学生王书瑶回忆：刘培之1960年在清河农场于家岭劳教时，险些饿死。后不知去向。（见北大校刊第151期，1957.8.3：《刘培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被揭露》；北大校刊第154期，1957.9.9：《职员同志用事实驳斥刘培之恶毒的造谣污蔑》）
高光泰
印刷厂职员。 高光泰是燕京大学印刷厂老职员，铅印业务员，1957年鸣放时，被指与同事张立仁借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拉拢人进行一系列的阴谋活动，企图在印刷厂推翻党的领导，自己取而代之。被打成极右分子。送劳动教养。后无音讯。（见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编》，第226~230页，1957.10）
右派处理之后失踪者
陈宝华（陈葆华）
数学力学系实验员。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受到行政处分，仍在北大工作。因陈宝华患有肺结核，他单独住一间宿舍。数学力学系在外劳动考察的右派学生回校时常住在陈宝华宿舍。数55级右派学生章亮因不堪忍受歧视，曾求助于陈宝华，获陈宝华资助跑回老家上海另谋生路。据说陈宝华在60年代外逃苏联。出国后还曾给同事寄过明信片。但笔者对此信息存疑。因笔者看到的文革后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汇报材料中，凡外逃的右派都作为改正有争议的案例上报，并较其他右派改正时间晚，程序复杂。而汇报材料中列举的外逃右派却没有陈宝华的名字。
殷建中
数学力学系53级计算数学专业学生。1957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后被送去劳动。离校后下落不明。
吕清山
保定人。数学力学系55级数学专业1班学生。 吕清山出身贫农。1957年鸣放时因帮百花学社刻过蜡板，而被打成右派。受劳动考察处分。同时被劳动考察的同学有的后来返校继续学习至毕业。吕清山未返校，下落不明。
蔡光夏
数学力学系56级计算数学班学生。蔡光夏1957年鸣放时写了一张小字报，讲农村因统购统销等产生的问题，被同学赵捷抄下大字报并揭发，蔡比较坚持自己的观点，后又调查其历史，发现其中学时有小偷小摸行为，因此被打成右派。被开除学籍，离开学校，去向不明。
王远敏
上海人。数学力学系56级计算数学班学生。王远敏在1957年鸣放时，看到一些提倡民主自由的大字报，很有共鸣。在宿舍里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不民主，应该学习美国民主。为此跟同宿舍的党支部书记刘济熙发生激烈争论。王很坚持自己的观点。反右开始后便被打成右派。之后被开除学籍离校，去向不明。
陈子雄
物理系物理专业54级学生。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受留校察看处分。1959年随班毕业。分配到工厂工作，后不知所踪。
张承孚
物理系物理专业54级学生。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受保留学籍，劳动考察处分。1958年3月被遣送劳动考察，地点不详。一直未能复学。去向不明。
赵成尧
物理系气象专业56级4班学生。赵成尧在1957年鸣放时比较活跃，他曾说“党是特权阶级”“扼杀了人类思想和行动的起码自由和民主，实行比秦始皇更高级的愚民政策，法制完全破坏，人权被利益所代替”。鸣放高潮时，他曾给南京大学、西北大学、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校发信，了解鸣放情况，索取材料。对校内的大字报潮很支持，为林希翎等人辩护。他还以“空逸隐居士”之名给江隆基副校长写了一封信，说“大人知道秦始皇不”。赵成尧大力支持学生同人刊物《广场》，曾借钱为其捐款。还将《广场》《春雷》等杂志寄给外校。反右之后，他拒绝参加学习，后一直消极对抗。1958年被打成极右分子。后因认罪态度转变，本来已经留校考察，但又因偷盗（？）等问题加重处理，离校后去向不明。（见北大校刊第162期，1957.10.19：《右派分子赵成尧的反党言行遭痛斥》）
王宁人
北京人。物理系物理专业56级学生。 王宁人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唐山交通大学教授，母亲毕业于苏州中学。家居北京。 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受留校察看处分。1959年分专门化时进入半导体班。1960年，系总支书记平秉权给右派学生训话时，动员他们向党交心，把最反动的思想暴露出来，谁暴露的好给谁摘帽。王宁人便交心说，他在前门遇到了毛主席的车队，他当时想如果手中有枪，就向毛射击。不久之后，王宁人被开除学籍，下落不明。改正时未找到其人。
贺 萱
化学系实验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遣送门头沟斋堂乡马栏村劳动。后离开北大，去向不明。
刘文玉
化学系职工。 1957年被打成右派。遣送门头沟斋堂乡马栏村劳动。后离开北大。去向不明。
郑臻良
生物系助教。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受到行政处分。后离开北大，去向不明。
吴蕴金（女）
中文系打字员。 1956年，北大中文系从上海高中毕业生中招聘了两名打字员，其中吴蕴金进入中文系资料室。吴蕴金与一位在北大留学的阿尔巴尼亚学生相恋，从恋人那里听到苏共二十大内幕等消息，于是当新闻传播。1957年反右中，吴蕴金被以反苏罪名划为右派，1958年下放门头沟斋堂农村劳动。之后离开北大，去向不明。
李鸿展
广东人。中文系56级学生。1957年，李鸿展被同学强行搜出日记，根据日记内容，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学籍，遣返家乡劳动改造。后因为生活困窘，返回学校跑到一位老先生家，想要一点粮票，但老先生怕受牵连，给校卫队打电话报告。李鸿展听见老先生打电话，即逃出其家，最终还是被校卫队抓获，押送回广东。之后下落不明。
张 磊
河南人。历史系54级学生。1957年反右时，张磊因贴大字报提出“人民日报是新闻机关，不是法院，不能随便宣布人的罪名”，质疑对胡风的批判，还提出“党的作用面太广，因此产生了三害”“许多党员满脑子是封建思想，根本不懂民主”“反右派斗争，党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糟蹋到什么地步”“解放后文艺上是歌德派统治占优势”“我国今天不应该提无产阶级专政”“胡风不是反革命“”肃反妨碍自由”“我们把怀疑看成现实，因而侵犯人权”等等。其言论被收入《右派论点选辑》（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委员会编，1957年9月），由此被打成极右分子。遣送门头沟斋堂乡东斋堂村劳动改造。后返校复学，一直未能毕业。文革中被遣送回河南老家，后下落不明。
杨达濬
校医院外科主任。杨达濬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就读于教会学校，曾在美国留学。在协和、同仁医院工作多年。据徐泓《燕东园左邻右舍》记载，杨达濬和夫人于爱慈在五十年代曾住燕东园35号，杨达濬医术高超，曾是燕京大学校医。1957年鸣放时，杨达濬曾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总务处不能领导卫生所”，认为单位不民主，汇报制度没有什么好处等，被打成右派。受到行政处分。后离开北大，去向不明。
划右后或毕业之后
去向不明者
戴佳珊
数学力学系53级学生。 戴佳珊原是数学系52级学生，后留级到53级。他是一个很活跃的人，喜欢写诗。在1957年鸣放时，写了一些小字报，还喜欢在别人的大字报上写评论。在1957年暑假前，第一批被划为极右分子。《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3号《翩然“红楼”座上客，竟是《广场》幕后人》文章中说“（林昭）在编选第4期《红楼》‘整风运动特辑’时，她坚持要登右派骨干分子、《广场》副主编王国乡的《一个积极分子的自白》和《一个落后分子的自白》，竭力赞扬它的艺术性，并推荐右派词人戴佳珊的作品”。戴佳珊划右之后去向不明。
李照堃
数学力学系55级力学专业3班学生。李照堃原为52级数学系学生，因身体不好病休，留级到55级力学3班。并于1956年寒假办理退学，但一直到1957年10月，仍然享受助学金。北大校刊165期（1957.10.31）称“上学期右派向党进攻时，他成了‘职业右派’”。打成右派后，下落不明。
蔡怡和
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学生。来自厦门大学。反右中被打成右派，之后去向不明。
高 辉
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学生，来自厦门大学。反右中被打成右派，之后去向不明。
李德钧
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学生，来自厦门大学。反右中被打成右派，之后去向不明。
金纪玉
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学生，来自南京大学。反右中被打成右派，之后去向不明。
稽光大
五校联合半导体物理专门化学生，来自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1957年，在选择四年制毕业和五年制继续学习一年时，稽光大选择了五年制。 在1958年反右补课时，被打成右派。随班毕业。后去向不明。
戴凯成
物理专业半导体物理专门化学生。来自南开大学。1957年毕业时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1958年被划为右派。毕业后去向不明。
林从修
湖北人。 林从修毕业于湖北武昌一中。1953年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1956年转入北大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应于1957年毕业，但林从修转入五年制。1958年，因被同学何华昕动员，在向南开宣传北大鸣放的大字报上签名被打成右派。未能毕业，去向不明。
叶承榴
物理系物理专业53级学生。反右中被打成右派，随班毕业。后去向不明。
周光镐
物理系物理专业53级学生。反右中被打成右派，随班毕业。后去向不明。
曹图南
物理系物理专业54级学生。 1958年2月4日，在反右补课时被打成右派。1959年随班毕业。后不知所踪。
葛延恕
物理系物理专业56级学生。 反右中被打成右派。之后去向不明，未能毕业。
胡恩棠
物理系物理专业56级学生。 反右中被打成右派。之后去向不明，未能毕业。
邱维常
物理系物理专业56级学生。反右中被打成右派。之后去向不明，未能毕业。
郑成中
物理系物理专业56级学生。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后去向不明，未能毕业。
徐鸿年
原为气象专业56级4班学生，后留级到57级，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后随班毕业。去向不明。
张华昌
化学系54级3班学生。张华昌在1957年因参加油印学生同人刊物《广场》被划为右派。毕业后下落不明。
吴玉林
化学系55级4班学生。吴玉林是从54级留级到55级的学生。1957年鸣放时，比较活跃。被划为右派。后去向不明。
李世昌
化学系57级学生。 李世昌是留苏预备生，因中苏关系恶化，未能留学，转到化学系57级2班。因在留苏预备班对留学的事发了一些牢骚，被党支部派同学张建成去预备班搜集所谓反党言论，开过几次批判会，1958年被打成右派。后不知所踪。1979年改正时，未找到其下落。
孙敦新
江苏徐州人。历史系55级学生。 1958年初，北大根据彭真指示，进行反右补课。孙敦新由于平时不合群，被同学揭发出三条右派言论，加之地主出身，被补划为右派。免予处分，留校学习，毕业后分回家乡徐州。1979年改正时，没有找到其下落。（见郭罗基《历史的漩涡——一九五七》，明报出版社，2007，第233—235页）
谢雄
哲学系心理专业进修教师。 谢雄1951年考入清华（或燕京）大学心理学专业，1952年院系调整时合并到北大哲学系心理专业。1955年毕业。1957年，谢雄作为进修教师在哲学系心理专业学习，因参与《广场》活动被打成右派。之后情况不详。（见北京大学《思想战线》编委会《思想战线》第五期（1957.9），第39页：《关于北京大学右派阴谋反动集团——“广场”的若干材料》）
徐臻豪
上海人， 哲学系56级3班学生。徐臻豪在班上年龄最小。1957年因给同班的全校著名右派叶于泩通风报信被打成右派。免于处分。1961年毕业后分配到山西农村一中学任教。后杳无音讯。他在校时与同班一日本留学生关系甚好。据说后来去了日本，详情无人知晓。
刘济兴
经济系53级学生。 1957年毕业前夕，刘济兴被打成右派。之后下落不明。
陈钟灵
法律系54级学生。 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后下落不明。
张敬梅
法律系57级学生。张敬梅入校后，对反右派斗争感到很厌恶，他说反右斗争“过火了”，是“小题大做”“不道德”，对处理右派分子，他认为“不要粗暴”，应进行“感化教育”。他还认为，我国选举制度“不合理”“不民主”“统购统销政策不好”，“农村积极分子和村干部违法乱纪，任意捆人，打人”，他提到自己放弃学医而改学法律，就是想制裁违法乱纪的人。由此在反右补课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后下落不明。（见北大校刊第193期，1958.2.1：《法一同学斗争右派分子张敬梅》）
林垂齐
福建人。图书馆学系55级学生。林垂齐是从部队转业的调干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遭到批判后留校察看。毕业后分配回福建，工作不详。之后与同学无联系。
林自强
图书馆学系55级学生。林自强在1957年反右时正在住院，被从医院揪出，翻出五本笔记，从中摘出他一些看大字报的感言而划成右派。处分不详，后去向不明。
陈以祁
东语系日语专业53级学生。1957年7月13日北大校刊头版《一个变了质的团支部》中提到“团员陆松龄和陈以祁等借整风机会煽动班上群众和领导对立，并否定一切（档案、人事制度等），他们公然违反团的组织纪律，洩露组织机密，并加以夸大和歪曲，以达到他们挑拨领导和群众关系的目的”。1957年7月19日校刊《团委会召开全体团员大会，宣布处理一批团员、团的干部和团的组织》中记载“陈以祁等六人停止团籍”，陈以祁被划为右派。后下落不明。
王 志
西语系英语专业56级学生。 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之后退学，去向不明。
蒋季杰
西语系英语专业56级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被遣送门头沟斋堂乡马栏村劳动。之后去向不明。
以上右派的言行罪名主要来自当时的北大校刊报道或右派言论集，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难免有夸大其词，曲解原意甚至无中生有之处，仅可作为参考。
右派失踪者的
情况分析
根据笔者对于北大右派群体的了解，右派中的失踪者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因反右运动造成的巨大心理创伤，有意断绝与同学故旧的联系。
一些右派和反右蒙难者，因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极大伤害，终生难以释怀。不愿与母校同学朋友联系，以屏蔽不堪回首的记忆。
中文系新闻专业54级右派刘发清曾回忆：该班一位华侨学生陈茂强，在1957年没鸣也没放，谨言慎行，但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他把自己对反右斗争的看法写在日记里：“反右斗争太可怕了!”“毕业以后我要回印尼去！”结果他的日记被同班一位赵同学偷看，汇报给班支部，成了大罪。另外，由于陈茂强是班上英语最好的同学，因此在反右之前，他应班支部书记陆拂为之邀，在班里少数人范围内，口头翻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部分内容，反右中，这又成了大罪名。陈茂强被作为右派上报到系里时，系副主任罗列说：陈茂强是新闻专业54级唯一归侨生，政策应与国内学生有所区别。陈茂强由此被改为“中右”。
毕业分配时，陈茂强本被分到广东，但因是“中右”，被广东拒收。后改派内蒙古。
文革后，右派改正，很多被沉埋多年的新闻54级同学开始陆续登台亮相，而陈茂强却音讯杳然。班里负责给反右蒙难同学平反的陆拂为听说陈茂强从内蒙古调回老家福建集美，即利用出差机会前去寻访，并见到了陈茂强。陈茂强在集美华侨补习学校教授英语和中文，父母和兄弟均在香港，生活优裕，工作顺意，对老同学很热情。在广东工作的刘发清上学时即与陈茂强是好友，听到陆拂为所言陈茂强情况，立即写信联系，但没有收到他的回信。刘发清即利用去厦门开会的机会，专程去寻访陈茂强，陈茂强见到老同学依然热情，设宴招待。提起当年，陈茂强直言：我只怨赵某某，赵某某是特务！陈茂强提到他1961年即从内蒙古调回福建，那一年在内蒙古差点饿死。刘发清安慰陈茂强，忘记过去不愉快的事，以后加强联系。
然而过后，陆拂为、刘发清以及关心陈茂强的同学们给他写了很多信，均有去无回。从90年代起，寄去的信，包括百年校庆的邀请函，均被退回，退信原因均为“查无此人，退返原处”，陈茂强仿佛人间蒸发。刘发清感叹：反右运动给陈茂强带来巨大的心灵创伤，陈茂强的悲剧难道不是历史的悲剧！（见刘发清《作贼记》，华龄出版社，2010，第90—97页）
失踪的右派师生中，有多少是像陈茂强一样“主动失踪”，不得而知。但笔者了解到有些右派与中学同学保持友好联系，却拒绝接触北大同学，还有的右派工作单位与北大近在咫尺，然而从未返回北大。由此可以推断，这样的“失联者”不在少数。
2.长期生活于社会底层，对联系故旧态度消极
不少右派划右后的境遇悲惨，长期挣扎在社会底层，做各种杂役维持生计。经历了二十年坎坷之后，尽管右派获得改正，但长期脱离专业，被剥夺了正常社会交往的自由，没有能力也没有人脉回归专业性很强的岗位，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选择赖以谋生的工作，无法再取得亮眼的成果。有相当数量的右派在改正以后才结婚成家，在晚年仍需要为养家糊口操劳。无论事业还是家庭，都被一顶右派帽子延误耽搁。而当年正常毕业分配，一直在专业领域深耕的同学，很多都已经功成业就，声名显赫，相比之下，受害者的心理自然是不平衡的，因此，这些右派往往没有意愿联系同学故旧。
北大中文系54级学生吕翚是安徽人，十六岁考入北大，平时喜读书，涉猎广泛，但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独来独往，不很合群。1958年初反右补课时，没有任何言论的吕翚被认为不积极参加反右，思想上肯定会同情右派，成了最后一个被补划的右派。吕翚无法作出让批判者接受的认罪检查，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自己不大适合这个社会。然而反右的穷追猛打未曾放过这个单纯的年轻人，高压式的批判让他无法招架，他在毕业之前，逃回老家。从此流落社会底层，与老母相依为命，吕翚在右派改正后被分配到芜湖文联工作，做出了一些成绩。但他终身未婚，也未曾回过母校，不愿与同学联系，学生时代所受的重创伴随了他的一生。（见李丰楷《一生的痛》，世界华语出版社，2018，第46—49页）
1958年，右派处理时，理科各系受劳动考察处分的右派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市的一些工厂劳动，当时对学生的承诺是保留学籍，劳动考察，但实际上，后来能够返校复读的学生不到一半。很多极具才华的学生一直在工厂劳动至右派改正，后来大多留在工厂直至退休，他们从事业成就、退休待遇等方面都无法跟在学术科研岗位上成果辉煌的同学们相比，他们中的一些人，尽管一直生活在北京，但从未回北大参加聚会，也不主动与同学联系，直至无言地离开这个世界。
可以想见，与吕翚和北京工厂理科右派学生境遇相似的一些人，成为右派中的“失踪者”。
3.英年早逝、罹患疾病
北大右派中曾被遣送劳改劳教者有近百人，被开除学籍，流落社会底层者几乎每个系都有数人。这些人因遭受非人的迫害和侮辱，身体和精神上都受到极大摧残，因此英年早逝者较多。有些人的遭遇为人所知，但一定会有不为人知者。这些人不知在何年何月悲惨离世，以至在右派改正时北大无处发送改正通知书。
还有些人在苦难岁月里罹患重病，笔者记载的几位曾身陷囹圄的右派在劳教劳改中已罹患精神疾病，右派改正之后也没有痊愈，这样的学长往往没有正常的婚姻，在孤苦中走完了人生。失踪者中很难说有多少这样的人。
4.出国
上述失踪者信息中提到的数学力学系实验员陈宝华，哲学系56级学生徐臻豪据说去了国外，但都无法确认。还有些失踪者有可能在某个时段出国，在右派改正前出国是为了逃离举目皆敌的环境，改正后出国是为了忘却不堪的过往，重新开始一段人生。无论怎样，都会有不愿再与故旧联系的可能。
寻找右派踪迹的
北大校友们
1978年中央55号文件发布，右派改正工作启动。
因为北大右派数量多，情况复杂，因此即使做出了改正决定，寻找到右派下落，把改正通知送达，也是极为繁重的工作。当时的落实政策办公室只有几个专职工作人员，不可能承担如此繁重琐碎的工作，因此，一些热心正直的校友，为寻找右派下落做了很多工作。
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54级，是反右重灾区，104个同学，有18人划为右派。其中包括著名的林昭。这些同学在反右之后的二十年中，经历了各种苦难困厄，有人含冤而死，有人下落不明。在1978年55号文件下达后，这些同学的命运才迎来了转机。
然而，在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转到了人民大学，只有54级是从北大毕业，之后的55级至57级，均为北大入学，人大毕业。在右派改正工作开始后，北大认为新闻专业已转至人大，改正工作应由人大负责，而人大认为，右派是在北大打的，档案也在北大，应由北大负责改正。
时任人大新闻系系主任罗列曾在反右时担任北大中文系副主任，为人正直，曾保护过林昭，他有心接手此事，但他当年已年过花甲，且工作繁忙，实感力不从心。他为此事找到时任新华社记者的陆拂为。陆拂为当年在系里没有任何职务，只是新闻专业54级3班的支部书记，由他来做整个新闻专业的右派改正，其实没有任何合适的名义和理由，而陆拂为接受了这个极为繁琐费力的工作。他要去北大查右派和中右同学档案，53、54、55、56几个年级总数有六七十人，还需要查出右派和中右同学当时的工作单位、通讯地址，给他们一一寄出改正通知书。有些右派同学还牵涉到历史问题，后来政治运动的问题，均要一一核查，与有关部门联系，进行处理。
新闻专业54级右派学生文秉勋回忆：55号文件下达以后，我就想去申诉我的问题，后来听说人大新闻系不管这个事，我就去了北大。那天我到北大，走到离中文系不远的地方，看到一个人从中文系出来，感觉很眼熟，走近一看，是我们年级另外一个右派同学邓荫柯，他一见到我就说，别去中文系了，这里也不管，咱们去找陆拂为吧！我们一起到了陆拂为家，看到他家里到处摆的都是我们这些人的材料。他热情招呼我们，告诉我们会尽快处理我们的问题。我回去不久之后就收到了改正通知书。
新闻专业54级另一个右派同学刘发清回忆：我当年在甘肃礼县石桥中学任教，很多年没有对外联系。我在55号文件后半年才听说右派改正的消息，于是给罗列老师写信询问，又过了几个月，收到了改正通知书。陆拂为告诉我，因为不知道我在哪里，开始时把改正通知书寄到我的家乡广东梅县有关部门，后来罗列老师把我的信转给他，他才从梅县要回我的改正通知书，寄到甘肃礼县我的学校。
陆拂为辛辛苦苦完成这项任务，为了什么，我认为，他是为了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同学早日收到“改正通知书”，使我们及亲友早日解除精神枷锁，享受第二次解放的快乐。（见刘发清《“盛事不朽” 后人评说——悼念陆拂为》，载潘超主编《走出燕园五十年》，祖国出版社，2009，第299—300页。）
数学系56级2班共划了两个右派：王东华和刘仲强，两人均境遇坎坷。王东华曾先后在光华木材厂、北京灰石厂劳动改造，文革中曾被遣送回山东农村老家。文革后回北京原单位。刘仲强在留校考察期间，因无法忍受歧视，离开北大，试图从广州偷渡香港，结果被抓获，入狱服刑多年。出狱后回四川新都老家。
王东华对笔者回忆：右派改正工作启动后，他班上的同学便积极寻找两位右派，其中最积极的是三个女生，尤其是黄且圆，她是清华右派教授黄万里的女儿。
黄且圆得知刘仲强回了四川新都，即利用去四川出差的机会到新都寻找刘仲强。黄且圆一路打听着刘仲强的信息，寻觅过去。忽见路旁一个玩耍的男孩子长得酷似刘仲强，上前一问，正是刘仲强的儿子刘星兆。于是由儿子领着找到了父亲，刘仲强由此恢复了与老同学的联系。黄且圆的丈夫著名数学家杨乐也是刘仲强的同学。夫妇二人对刘仲强帮助尤多。刘仲强的儿子刘星兆继承了父亲的高智商，考取了北京邮电大学，刘仲强托付黄且圆照顾儿子。黄且圆和杨乐均给予刘星兆很多帮助，将同学情延申到下一代身上。刘星兆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也尽力帮助黄且圆做些事情。后来，刘星兆作为企业驻外代表外派美国，在事业上发展顺利。黄且圆出于对落难同学的关爱所做的追寻不仅找回了失踪的刘仲强，而且成就了一段被政治运动撕裂的同学情重新融合与延续的佳话。
地质地理系55级学生李克光1957年反右时患耳疾住院治疗，出院后班干部问他对反右运动的意见，他表示反对，于是被打成右派。1959年因开学返校迟了被开除学籍，回原籍江苏省沛县自谋生路。多年在县水利局建筑队做临时工。李克光右派改正后在江苏沛县第二中学执教，多年与同学失去联系。后来，李克光班里留校的同学马蔼乃费尽周折联系到了李克光，盛情邀请李克光返校参加校庆聚会，李克光非常感动，于1998年百年校庆时携妻子返回母校参加聚会活动。
笔者前述的失踪右派中，有一位化学系57级的右派李世昌，李世昌划右后被北大除名，不知所踪。文革后改正时，也没有找到其人。李世昌所在的化学系57级2班同学非常歉疚，当年负责搜集李世昌右派资料的同学张建成说：我们班对不起李世昌同学。该班同学曾努力寻找李世昌，听说李世昌被发配到北京针织厂，就向该厂查询，得到的答复是“查无此人”，该班同学又有人提到李世昌好像是到了清河毛纺厂，笔者向曾在清河毛纺厂劳动的北大右派学生询问，回答也是没有听说过李世昌。
中文系新闻专业54级的文秉勋学长对笔者说：我们这些右派同学都非常感激陆拂为，如果没有他，我们的右派改正至少要晚半年。而黄且圆和同班几位女生的善举也令王东华、刘仲强铭感于心。李克光的儿子李昌烽告诉笔者，父亲已于2014年去世，生前曾感念同学马蔼乃是一位热情善良正直的好同学。化学系57级的右派学生李世昌虽然至今仍是失踪状态，但他如果知道同学们的愧疚和不懈寻找，大概也会为之感动吧！
反右运动已经过去近七十年，当年的右派如果健在，至少已近鲐背之年，失踪的右派们可能很多已不在人世，我们对他们的追踪，更多地是为了真实还原那一段惨痛的历史，每一个失踪者都是历史的欠债，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被历史铭记。
①“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项目，基于当时急需半导体科技人才，中央要求在北京大学创办为期两年（1956~1958）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五校联合半导体物理专门化，以加速半导体科技人才的培养。后南开大学也派学生进入“半导体专门化”，上列学生均是在北大“半导体专门化”学习期间被划为右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