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良英先生不曾在北大任教。他有一次来北大，是因为我成立了一个学生社团“北大科学哲学社”，请他担任顾问。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是北大物理系学生，课外读过《爱因斯坦文集》，对“科学哲学”很感兴趣，费了一番力，成立了一个“科学哲学社”。许良英先生是《爱因斯坦文集》的第一译者，是我想聘为顾问的第一人。一同办社的吴国盛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许良英先生的住址，在离中关村不远的中科院宿舍，离北大很近。我们两人便在一个晚上骑着自行车登门求见。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一个七十出头的老者，身形偏瘦，却很精神。我们自我介绍、说明来意，许良英先生慨然应允。
为了壮大阵容，我们又在校内外聘请了不少与“科学哲学”或多或少有些关联的学者做顾问，其中包括吴国盛未来的导师、北大哲学系的黄枬森副教授。
许良英先生得知我们要聘请黄枬森后，勃然大怒，说如果聘请黄枬森，他便不做这个学社的顾问。许先生之所以如此动怒，是因为在不久前的“反精神污染”运动中，黄枬森作为党内保守派的笔杆子冲锋在前；而一向立场鲜明、敢言直谏的许良英先生，对其人十分不齿。后来我才知道，许良英先生在随后的政治风波中也曾险些遭难。传说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邓小平曾点名要开除刘宾雁、方励之、许良英三人的党籍，却一时想不起许良英的名字，误记成王若望，结果被开除的成了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许先生因此逃过一劫，得以在中国大陆善终，而那三人则先后客死海外。
但这些，都不是当时的我所能理解或预见的。那时我差不多还只是个孩子，对党内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分野毫不敏感，也不大关心时事，对其中的纠葛几乎毫无意识，更谈不上预见日后政治斗争的走向。正因如此，才会既聘请许良英，又聘请黄枬森；如今反省，其举不乏机会主义的成分。但既已聘请黄枬森，也不便再作更改。好在许良英先生发过一通脾气之后，并未辞去顾问之职。
成立大会那天，校团委特地为我们调了一辆轿车，去接校外的顾问们。其他几位顾问都坐车来了，许良英先生却说“用不作”，自己蹬着自行车前来。
大会在一间大教室里举行。校方派了一位学生工作部的干部出席，团委来的，是当时的副书记刘小峰。我自然依着从小到大见过的开会套路，请校领导发言、请顾问发言，自己也像模像样地当了一回“领导”作总结发言，满口官腔。
大会一结束，许良英先生便走到我面前，再一次对我大发脾气：“你怎么小小年纪，就学搞官场上这一套？”这一句话，几乎是当头一棒。我这才如梦初醒：原来那些我从小惯见、以为理所当然，也就理所当然地加入其中的那一套游戏，其实是极其浊秽的东西，是人生的歧路。我当时羞愧难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呆呆地看着他转身，蹬上自行车，孤寂地离去。
大学是受教育的地方。而我在北大所受的宝贵教育之一，正是那一天，来自一位校外长者的这一记“当头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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