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83）
（三十）我对《紧急指示》和《补充规定》的看法
已记不清是一九六七年的一月二日还是三日，王逸鹏他们带张宜回来了。他们终于获得市委农村政治部负责人的接见。这位负责人责令青浦县委派副县长王忠明为县委代表，立刻到上海来一起解决问题。经过王逸鹏他们据理力争，张宜终于承认执行资反路线的事实。鉴于张宜的顽固态度，在王逸鹏他们的坚决要求下，市委农村政治部和县委代表王忠明，同意撤掉了张宜血防站站长的职务。控告获得了胜利。这个消息让我们先回青浦的人也都高兴了一阵。
但不知什么原因，我很快地感到了一种落寞和惆怅。“十六条”公布后，张宜在我心目中应该是属于二类或三类的干部，但结果却弄成这样。这固非张宜心甘情愿的，也非我们的初衷。就我个人的看法，张宜在文革初期执行资反路线整了群众那是上级布置的任务，每个单位当权派都要执行。因此这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以原谅的。问题是张宜态度太顽固了，坚持不肯认错，不肯真正为运动初期被整的群众平反，这就难怪群众不原谅他，要将他打倒了。对此，或许我们也只能说一句“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样的流行套话了！
至此，我们造反派在与张宜的斗争中似乎获得了大胜。但是，转移“黑材料”之事其实仍然没有解决。因此，从上海回来后我们继续追问张宜转移“黑材料”的事。令人愤怒的是虽然张宜被罢免了站长职务，但他的态度依然故我，甚至还倒退了。那天我们要他做检查，他在上海承认过的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此时竟又不承认了。气愤之下，大家要拉他去游街。于是有人迅速地将办公室里柳条编的字纸篓，外面用白纸糊了做成高帽，白纸上用墨水写了“打倒走资派张宜”的字样，这“张宜”两字还用红笔打了叉叉，然后强行戴在他头上。又有人在他手里塞了一面铴锣和一片小木片，要他一边走一边“嘡、嘡、嘡”地敲，同时自己喊“打倒张宜”的口号。这是文革中红卫兵和造反派批斗“牛鬼蛇神”和“走资派” 的流行做法。我不喜欢这种侮辱人的做法，但又不便公然反对，于是我就偷偷溜走没有参加游街。等游街队伍走远了，就独自去逛街。不料，在新华书店门前我还是看到了张宜被游街的一幕。我默默地站在人群后面观察张宜的反应，出人意料的是张宜对游街没有反抗，他对造反派的指令一一服从，喊打倒自己的口号也喊得很响；他也没有沮丧神情，反而有点嬉皮笑脸，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这个一向给人印象严肃的张宜，这下倒弄得大家哭笑不得，不知怎样对付了。因此游了一次街，以后就再也没有游过。
后来我回想这件事，怀疑市委领导答应罢他的官，是否给了他精神上的刺激，因而引起这样反常的反应。因为后来我了解到，坚持不承认转移“黑材料”也是上级党组织下的命令，他是因服从上级组织的命令而与群众硬顶的。这一点作为张宜上级领导的王宗明和市委农村政治部领导心中应该是清楚的，但他们却同意了罢免张宜的站长职务，这实际是出卖了张宜。好比在战场上，当官的叫士兵顶着炮火冲锋、厮杀，自己却偷偷开溜了，反过头来还要处罚当兵的战斗不力，这叫当兵的如何服气？
总之，在张宜的处理上我感到别扭，因而我感到落寞和惆怅。但我感到落寞、惆怅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补充规定》。还在《紧急通知》和《补充规定》刚颁发时，我就觉得这两个文件有一种让人奇怪的感觉，只是当时到底怪在什么地方我一时也里不出个头绪。但这时我却突然看出了这两个文件奇怪的地方。
怪处之一：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文给军事院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而数量远比军校学生多得多的全国大中学校被整学生，中央却没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去为他们平反。这个平反的意思是放在附属于这个《紧急指示》的“中央批示”中带出来的。批示说“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的大中学校都适用。” 让全国数量至少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普通大学、中学的平反工作，去“适用”不到占比百分之五的军事院校，这就不能不给人一种不郑重的感觉和主次颠倒的感觉！
还有，中共中央在处理数量更为庞大的被整群众时，也是主次颠倒。中共中央为全国各地被整群众平反，是以对军委《紧急指示》作“补充规定”的名义颁发文件的。这就奇了怪了，为什么平反普通大学、中学学生，平反数以百万计群众这样的大事，中共中央就不能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地发个文件呢？之发生这样的怪事，我认为不是因为中央在处理方式上不够妥当，根本原因是中共中央对平反运动初期被整的学生和群众的态度不对。在我看来，中共中央为被整群众平反的态度是十分勉强的，是属于不得已而为之。
怪处之二：中共中央《补充规定》对平反群众的条件，与中央军委《紧急通知》平反学生的要求是不同的。《紧急通知》规定：“凡是运动初期被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所谓‘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并当众恢复名誉。” 文件没有区别这些学生被整的原因。这个规定普通大学、中学也适用。但是《补充规定》不同。它对群众的平反是有区别的。根据文件：“所有这些单位，对于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因为给领导上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众，都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按以上规定处理材料问题。”但众所周知，运动初期绝大部分的工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没有派工作组。那些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人，也极少是因为向领导提了意见才被整的。这些人之所以被整，是当权派根据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动群众整的。因此，按照《补充规定》所说，那些不是因为向领导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能否平反，就成了疑问。如果严格按照《补充规定》条文解释，是不属于平反范围的。
为了确定这一点，我仔细地反复看了这个文件，发现对于这些不是因向工作组或领导提了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和“右派”的群众，文件始终没有提“平反”两字。中共中央的处理方法是只允许将单位编写的整他们材料焚毁。有人以为焚毁了材料也就是平反了，但是我要指出“焚毁材料”和“平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是有差别的。有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就好比“摘帽右派”，名义上是“摘帽”了，好像属于普通群众了，但实际上他们仍然是“右派”，与“革命群众”还是有性质差别的。
而我认为更加荒谬的是焚毁全部整群众材料的理由，文件说：“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集中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抓住大是大非，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促进广大群众的革命团结，防止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互相对立。”在这里，严肃的阶级斗争、“对敌斗争”竟然成了不是“大是大非”的“枝节问题”，也算让人开了眼界。
令人不解的是按照《补充规定》的做法，将运动初期被整群众的材料一律焚毁后，将来还要不要给那些不是因向领导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以及“十六条”中说的“真正的右派”定罪呢？如要定，所有材料都已烧毁了又以什么来作证据定呢？如果统统不定罪了，则还要给平反对象加上那么一个限制，岂非纯属多余？
要知道，中央文件每一句每一字造成的歧义都将影响到数以万计人的政治生命。历朝历代对文件的起草都是专门由一批在文字和政策研究上造诣很深的人来负责的。中共也不例外。所以我不认为这是文件起草草率造成的，而一定是另有缘故或深意的。就我个人的看法，中央文件写的这样含义不清，其实是在故意糊弄群众。
怪处之三：早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毛泽东就批评在学生中抓反革命是镇压学生运动，是方向路线错误。当时清华大学蒯大富等一批被工作组关押的学生因此迅速得到释放。但是，中央没有任何正式的文件宣布平反他们。正式平反这批学生的文件《紧急通知》是到了差不多二个月后的十月初才颁发的。如果说，从八月初到十月初整整两个月中，中共中央没有想到要下一个正式文件为运动中被整的学生平反是因为一时疏忽，或者是时机还不成熟，那么在下达《紧急指示》时，他们是否也想起过数量更为庞大的被整群众呢？当然， 到后来中共终于下达了《补充规定》，这里且不说对群众与对学生平反条件的不同，单从时间来说比《紧急指示》又晚了四十天。对于所有被整的群众来说，这是多么难熬的四十天啊！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到过有任何人或任何资料解释：为什么中共中央在平反学生和群众问题上要区别对待；为什么从颁布《紧急通知》到《补充规定》要拖延那么久的时间。拖这么久，可以解释为中央也要认识和处理的时间；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央的诚意究竟有多真。
而这使我又联想到一个问题：即毛泽东平反运动初期被整的学生和群众，究竟是出于政治正义，还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弄清楚这一点，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毛泽东对于运动初期被整群众的真实态度，还可使我们更真切地把握到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
虽然，在一九六五年一月制定的“二十三条”中，毛泽东就已明确提出了“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概念。但是这不等于群众中的“牛鬼蛇神”他就不整了。文革大规模整群众是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开始的。这篇社论是他派陈伯达接管《人民日报》后由陈伯达亲自撰写的。如果说毛泽东不主张整群众中的“牛鬼蛇神”，那这篇社论首先要遭到毛泽东的反对和批判。但事实上一直到文革结束这篇社论都没有被批判过，甚至在陈伯达卷入林彪集团被批斗时，这篇社论也没有被批判。这说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或者这就是毛泽东的主张。再看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里边也提到了“真正的右派”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而不是不处理。所以，文革初期整出了不少群众中的“反革命”、“右派”，不仅在刘少奇看来认为正常的，就是毛泽东其实也认为是正常的。他对刘少奇不满的是刘少奇用整群众来转移整党内走资派这个重点。对群众中的“牛鬼蛇神”是整早了，而不是不整。而这恐怕也是毛泽东开始不肯为被整群众平反的原因。
从各种现象分析，毛泽东之平反运动初期被整的学生和群众，完全是出于斗争形势的需要。最主要是自文革发展到开始冲击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要挖出其中的“走资派”后，当权派们基本上都对文革采取了抵制的态度。他们操纵了一大批群众保护他们，压制造反派的出现，企图使毛泽东的文革无疾而终或让文革按他们的意图进行。如果屈服于党内大多数的意志，不仅毛泽东“防修反修”实验要失败，他的成为继马克思、列宁之后第三个国际共运导师的企望也要落空，同时也说明了他没有掌握绝对的权力，这是他不能容忍的。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击破这种抵抗，毛泽东先是不得不将运动初期被整的学生正式解放出来，想激励学生们去充当批判资反路线的主力。然而经过一个多月的较量，毛泽东发现光靠学生力量还远远不能冲破当权派的阻力。在此同时，广大群众、尤其是运动初期被整的群众却开始表达出了也要求平反的强烈愿望。而不平反被整群众，一般群众也很难发动起来。我想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中共中央这才感到不解决运动初期被整群众的问题不行了。但是，给所有运动初期被整群众像学生一样平反，可能与运动后期整群众中 “牛鬼蛇神” 的部署矛盾。于是在反复考量下，这才勉强地颁发了只烧“黑材料”不平反的《补充规定》。由此，为什么《补充规定》要比《紧急通知》晚下达四十天这件事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总之，我以为若非各级当权派顽强抵制毛泽东的文革，迫使毛泽东将被整群众也作为运动借用的“动力”，我想中共中央是不会下达《补充规定》的。
然而在落实《补充规定》问题上我还有一个疑问始终不得其解：当时各级当权派几乎都阳奉阴违、不肯真正为文革初期被整的群众平反，烧毁所有的“黑材料”，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补充规定》不肯干脆利落平反被整群众，文件内容自相矛盾，使当权派在执行上有漏洞可钻，这些都可能是原因。但不管怎样，这总是中央的文件，他们作为下级没有理由不执行；即使这个文件是错误的，他们执行了，最多同运动初期执行了资反路线一样，主要责任也是中央的，他们怕什么呢？难道真是因为他们阶级觉悟高，因而不肯为“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平反？还是怕平反后这些群众反过头来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或许这两种因素都有一点，但我认为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仅是这两个原因还不足以让他们去抵制中央文件。但思来想去，我至今想不出个合理的解释。不知有何人能解答这个疑问。
在这里我还想指出一点：关于运动初期整群众这件事，毛泽东把责任统统推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头上，说他们推行了一条“资反路线”，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归根结底文革是他发动的。如果他不发动文革，刘少奇也不会搞什么“资反路线”。况且，整群众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是他通过陈伯达发出的；提倡阶级斗争，认为凡是反对党、反对党的领导人的就是反党分子，这样的政治标准也是在他领导下早就定下来的，尤其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这个先例开得极为恶劣。刘少奇不过是利用过去的惯例、过去早已形成的全党共识，才在这次文革初期、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时成功“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比较毛、刘两人的不同，在毛泽东是先整党内走资派，后整群众中的“牛鬼蛇神”；而刘少奇是只整群众，不整或少整当权派。在整群众这一点上两者并无本质差别。因此，若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定位为整群众，那么毛泽东才是这条反动路线的始作俑者，首先该批的就是他自己。可叹的是当时很多造反派群众却都将毛泽东视为“解放”他们的大恩人，这真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天大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