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82）

我的文革（82）

 

那天下午，我们与张宜都呆在楼上没有出去，只有王逸鹏、许震彪和熟悉上海情况的几个人出去联系、打探消息。晚饭时，王逸鹏宣布，吃过晚饭后大家集中去康平路市委书记处请愿。冬天天黑得快，晚饭过后天已经全黑了。我对市区街道不熟悉，到晚上更加失去方向感，反正紧跟着大家走就是了。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来到一条僻静的小马路上。不太光亮的路灯下，只见两边狭狭的人行道上站满了数不清的人群。因为那天风不大，他们所拿的旗帜没有展开，也看不到他们是什么造反队。这些人看到我们举着造反队旗来到，都鼓掌欢迎我们。我不清楚这是些什么人，以为与我们一样是来要求市委接见或告状的。这时，站在右边后面有白色围墙一边的人主动让出一点空地来，我们便站了进去。结果站在路对面的人立刻停止了鼓掌。我正感到奇怪，忽然我们队伍中有人说：“不对，不对，站错队了！”纷纷走到对面一边去。于是我也跟了过去。这时，原先停止鼓掌的那些人见我们站过去于是又鼓起掌来，而本来在鼓掌的一边则立刻停止了掌声。我更加奇怪了，这都是些什么人哪？问周围的人，才知道对面的队伍是“赤卫队”的，而现在我们重新站过来的一边是“工总司”的。谁都知道“工总司”和“赤卫队”是死对头，难怪一边欢迎一边就要反对。而“工总司”是造反派的队伍，我们也是造反派，那当然要站在造反派一边啰。当时，“赤卫队”在上海市区声势也很壮，号称有八十万队员。但因为人人知道它是陈丕显、曹荻秋策划成立的“保守派”，在上海市民心中名声不佳。

我们来康平路的目的，是因为昨晚农村政治部的人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于是今天来找市委领导，要求他们同意罢张宜的官，不巧碰上了“工总司”和“赤卫队”在这里“斗法”。康平路这处院子就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们的办公和住宿地方，也可说是整个上海的政治心脏。此时进市委书记处大院的门口被赤卫队的人封住了，听说里边也都被赤卫队占领了，要进去必须得到赤卫队的同意。王逸鹏他们几个头头与守门的赤卫队交涉了几次，守门的都不肯放他们进去。王逸鹏无法，只能不断派人打探消息，看有什么办法才进得去。跟我们一起来的县除害灭病办公室的缪云兴说他去看看有没有办法，说完就一个人走了。过了一会他回来说，他进到市委大院里了，里边到处都是赤卫队的人。市委几个书记统统不知道哪里去了，很多人在找。为了见到市委书记，我们在路边又站了一段时间，想再等等看有没有新的消息。这个过程中我们见到不断有新的“赤卫队”和“工总司”的队伍打着旗帜涌进来，人行道上站不下都站到了马路上。几个头头看情况似乎不妙，心想假如两派冲突起来我们夹在中间避都避不开，既然书记都找不到，再等下去也没有用。王逸鹏他们几个人简单商量后决定先回去以策安全，于是招呼大家立即离开这是非地。

回去的路上，只见马路上一辆辆载满人的卡车呼啸飞驰而过，车上的红旗猎猎作响，有“赤卫队”的，也有“工总司”的。大约双方还在调兵遣将向康平路集中。当时我只知道“工总司”和“赤卫队”是对头，也知道“安亭事件”和“解放日报事件”的大概情形，但今天他们两派集中去康平路市委书记处要干什么，却根本一无所知，只觉得今晚好像要有大事发生。

回到住宿的地方，我们发现青中“红旗”的两个联络员也来了。大概他们是知道我们去市委控告张宜的消息后赶来的。上海这么大地方，也真难为他们是怎样找到我们的。见了他们，大家都很高兴，觉得像见了亲人一样，纷纷跟他们拉手打招呼。虽然他们只是两个高中学生，但他们所代表的青中“红旗”现在成了我们的精神支柱。他们的到来让我们感到内心充实，感到我们并非在孤军作战。

果然，就在我们离开康平路后不久，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的人和“赤卫队”的人发生了冲突。据《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初稿)说：“三十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周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那天夜里回到住宿地后清点人数，发现缪云兴不见了，等到深夜也不见他回来，大家十分担心，但人生地不熟，而且已是半夜，也无计可施。第二天天不亮，王逸鹏就派人出去打探消息。回来的人说，街上有很多小道消息，都说康平路上发生了武斗，有不少人受伤，据说还有人被打死的。这样的消息让大家更加担忧，生怕缪云兴出了意外。几个头头更是心急如焚。经王逸鹏和许震彪商量后决定，由王逸鹏带领大家呆在住宿处，谁也不许随便出去，同时派人打电话到缪云兴可能会去的有关单位询问；许震彪则带许运灵和我三个人出去寻找缪的下落。此时食堂还没有开门，我们早饭也没吃就出发了。临出门前，许运灵塞给我一只“工总司”的袖章，叫我将“白求恩战斗团”的袖章换下来，说出去找人方便一点。我一看，他和许震彪都换了，于是我立即也换了，将换下来的袖章塞在裤子袋里就随他们一起出门而去。后来知道这些袖章是这两个青中“红旗”学生提供的。这情况说明青中“红旗”与工总司早就有了联系。

许震彪在单位内原是跑后勤的，对市区街道比较熟悉，我们就跟着他走。最先我们到了巨鹿路一处地方。推开虚掩的门，只见里面就是一间大房间，摆着几张办公桌，昏暗的室内还亮着电灯，一个三十多岁穿一件军大衣的男子坐在屋子中央的一张桌子后边正低着头专心在看什么材料。桌旁有一只煤球炉，炉上铝皮水壶里的水开着，白色的水气不断从壶嘴“噗、噗”地冒出。室内的空气湿润而又暖和，令我们感觉很舒服。上海地区房屋一般都没有暖气设备，一般办公室在冬季都以煤饼炉炖一个水壶烧水的方法来取暖。那个男子见我们推门，就抬头注视我们。听我们说明了来意，他让我们进去，放下手中的笔，搓着双手说昨夜康平路确实发生了武斗，也伤了一些人。现在伤者都集中在衡山宾馆。具体情况他也不太清楚，你们可以去那里问问。告辞出来，我问许震彪这是什么地方。许说是《支部生活》编辑部。（现在写这篇回忆，我查了一下相关资料，当时这个地方除了是上海市委办的半月刊《支部生活》的编辑部，也是上海工总司最初的司令部和刚成立的《工人造反报》的编辑部。）

我们跟着许震彪又走了一段时间的路，到了衡山宾馆。这是一幢高大雄伟的建筑，静静地坐落在两旁有着高大梧桐树的衡山路上。宾馆大门口的马路上聚集着不少人，一堆一堆的似乎在看什么热闹。用大块麻石砌成顶部拱形的大门口，有几个戴红袖章的人守卫着盘查出入的人。大门口对上的三楼，玻璃窗大开，窗口站了好几个人，似在观察门前街道上的情况。一面巨大的绣着“火线指挥部”几个黄色大字的红旗，从三楼窗口一直垂到接近地面处。（“工总司”最初成立“火线指挥部”是在“解放日报事件”时。）我们向门卫说明了来意，门卫就让我们进去了。宾馆内华丽的建筑让我这个乡下小子怦然心动。走上“T”型的楼梯，两边是有着拱形廊门的长廊。长廊两边都是一间间房间，门有的关着，有的开着。探头望去，里边都是人，乱哄哄的，弄不清他们是“工总司”的人，还是昨夜被俘的“赤卫队”员。见到有几个人头上或手臂上包着白纱布，显然他们是昨夜武斗的受伤者。我们转了几层楼找不到缪云兴，只得出来。

出了大门，我跟在许震彪他们后面走，脑子里还在想着宾馆内的情形。突然，许运灵一把抓住我手臂大力往后拉，我这才发现我快要撞上人了。再一看，乖乖不得了，就离我一步远，都是“赤卫队”员，差不多二、三十人一横排，手挽手地排满了衡山路。越过前排人的头顶往后看去，望不到尽头。这么多人，少说也有几千、上万吧！我心中一惊，想再差一步就撞入“赤卫队”的“汪洋大海”了。许震彪与许运灵两人把我夹在中间，拉着我立即掉头往后走。许运灵低声吩咐我赶快把“工总司”的袖章摘下来。我这才记起我带的袖章是“工总司”的而非我们“白求恩”的。“赤卫队”员们并没有冲过来抓我们，他们仍然手挽手站在那里。这时我再打量周围，才发现情形已经大变：原来聚集在宾馆门口的人群没有了，多了几个穿了滚轴溜冰鞋的初中生模样的大孩子不停地在“赤卫队”队伍前飞来飞去滑行。原来的喧闹声也没有了，寂静令空气也变得凝重。我突然想起高尔基的《海燕》。这几个滑行的孩子多么像海燕啊！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征兆啊！看来一场武斗又在眼前。我们加快脚步，赶紧离开这里。

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脚步和失望的心情回到住宿地，才知道缪云兴已经回来了。虚惊一场。但总算没出什么大事，大家的心也放下了。至于缪云兴这一夜去了哪里，他自己说不清，我们也没有兴趣细问，仅知道昨晚在康平路，他先是一个人不知怎样混进了市委书记处大院，然后出来。当我们看情形不对头急忙撤离时，他却不打一声招呼又独自一个进了大院，也不知道他又进去做什么。后来发生武斗，他就在人群中混了一夜，等天大亮了才回来。接着得到消息，说就在我们离开衡山宾馆不久，“工总司”和“赤卫队”在衡山路上又进行了一场武斗。“赤卫队”队伍被“工总司”的人冲垮溃散。我们撤退得及时，又一次躲过灾祸。

王逸鹏和许震彪见控告张宜的事情还没办成，也不知道办得成办不成，出了缪云兴这件事，觉得这么多人一起滞留在上海没有必要，商量后决定只留下少数几个能言善辩、出身成分好的人继续找门路控告，其余的人先回青浦。宣布决定后，我立即动身，中午前就回到了单位。这一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明天就是一九六七年的元旦了。在往年，我都是要回练塘过节的。但这次情况不同，第一是要与许多同事一样留在单位内等候王逸鹏他们在上海控告张宜的消息；第二是自九月底那次回家后，我一直视回家为畏途，虽然我思念母亲，但不接母亲的命令我不能回家，免得回家又生意外，徒增母亲担忧。

这一次带张宜去上海市委控告，在我而言也是一次奇特的经历。要知道，我以前连青浦县委大院的门都没有踏进去过。这些“衙门”在我感觉中除了威严还有些恐惧，好比高俅府中的“白虎节堂”，唯恐一旦误入会有不测之祸。而这一次我竟然进到了市委机关的大门！这个经历让我多少减少了对中共大衙门的神秘感和畏惧感；而在神秘感和畏惧感减少的同时就是造反胆量的增加。我不知其他人是否也有过相同的经验。由此我悟到无论古今，所有官府衙门的大门前都警卫森严，有的还有带刀带枪的士兵站岗，不准闲杂人等靠近窥视，其原因除有出于保护衙内官员的需要，更大的作用是用来威吓普通老百姓的。因为一般的老百姓见到这样的阵势就害怕。而老百姓愈怕衙门，当官的就愈威风，相对这些小民也就会愈听话。这也是北京的金銮殿造得特别雄伟高大的缘故。

另外，在上海控告张宜的过程中我们正巧碰上了“康平路事件”和“衡山宾馆事件”。“康平路事件”是上海文革史上继“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后的第三件大事，对上海的文革有很大影响。而“衡山宾馆事件”则可算是“康平路事件”的馀波。“衡山宾馆事件”发生后，有数万“赤卫队”员分批乘火车北上，要去北京向中央告状。其中大部分在江苏省毗邻上海的昆山车站被截停。后来听说这是周恩来下令有关部门将他们截停的，还抓了一个负责铁路调度的“赤卫队”头头。而“工总司”、“红革会”等上海造反派为动员“赤卫队”员回沪“就地闹革命”，也派人追到昆山。结果在昆山再次发生武斗。此事称为“昆山事件”。这“昆山事件”就如“安亭事件”的翻版，只是角色换了个位子：以前是“工总司”队员要进京告状，保守派群众去拦截、劝说；现在是“赤卫队”员要进京告状，“工总司”队员去拦截、劝说。而当初的这批反对“工总司”的保守派群众，后来有不少就是现在的“赤卫队”员。这样的变化想想也好笑，真如俗话说的“六月债，还得快”，只过了五十天，“赤卫队”就成了“现世报”。这件事固然反映了形势变化的快速，也反映了人心的背向。

回到青浦的第二天，街上有人在散发传单，抗议“赤卫队”占领康平路书记处时有人去抄了张春桥和柯庆施的家。其时柯庆施已死了一年多，但家属仍住在康平路书记处大院内。柯生前被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因此“赤卫队”去抄柯庆施的家，对“赤卫队”的政治地位十分不利。但很快又有据说是柯庆施夫人于文兰声明的传单，说“赤卫队”的人只是进来问了几句话就离开了，并没有抄家。至于真相如何，信者认为抄了，不信者认为没有抄。我虽与“赤卫队”立场不同，但以常情推想，觉得混乱中有个别“赤卫队”员出于好奇推门去看一下或许会有，但抄柯庆施遗孀的家则不可能，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与此同时，有关“康平路事件”的一些传单也发到了青浦。我看了以后，这才大概地明白了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事件是由赤卫队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召开的“向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夺取新的胜利大会”上提出的“八项要求”引起的。这个“八项”里面有一条要求市委以前与“工总司”签署的所有文件“一律无效”。这个要求其实是十分无理的。因为“赤卫队”和“工总司”都是政治地位平等的群众组织。它可以要求市委承认它的有关权益，但不能要求市委否定市委已经承认给予其他组织的权益。否则就是侵犯了其他组织的权益。然而，作为上海市委主持者的曹荻秋竟然会签字同意“赤卫队”的这个要求。这当然要引起“工总司”的反弹。于是“工总司”在二十五日召开大会批斗了曹荻秋。结果曹荻秋在这个会上又签字声明，说他在“赤卫队”八项要求上的签字作废。这样翻来覆去否定了又否定，赤裸裸的挑动群众斗群众，曹荻秋成功地、但也是十分拙劣地把两派挑得如怒发冲冠的斗鸡。当晚，“赤卫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人去北京情愿。二十六日晚又开会决定，以“要求曹荻秋接见”为名，派人包围康平路市委书记处。实质是要控制住书记处，不让“工总司”再接触到市委领导，从而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从二十七日起，大量“赤卫队”员开始进入康平路。同日，“赤卫队”一些头头还开会策划准备在全市实行“停水、停电、停工、停铁路、停交通、停邮电、停市内清洁”的全市全面大罢工，向中央施加压力。二十八日，进驻康平路的“赤卫队”已达到二万多人。他们以“曹荻秋把八十万‘赤卫队’员打成反革命”为由，要曹荻秋同意“八项要求”继续有效。为了打破被“赤卫队”垄断市委的局面，在张春桥的点拨下，二十九日“工总司”也开始调人去康平路，驱逐占据市委书记处大院的“赤卫队”员。三十日深夜，双方发生了武斗，“赤卫队”不敌“工总司”。三十一日，“赤卫队”派部分队员集结衡山路，做出准备冲击衡山宾馆的架势，同时则有数量更多的“赤卫队”员在头头带领下去北京告状。这“声东击西”之计很快被“工总司”识破。“工总司”派了部分“工总司”队员去衡山路解决集结在那里的“赤卫队”，同时派出大批人和学校红卫兵去江苏昆山、苏州等地截堵北上的“赤卫队”员。在昆山，双方又发生了一次武斗，被称为“昆山事件”。以上就是“康平路事件”和“衡山宾馆事件”来龙去脉的大概经过。

由于“赤卫队”做了上海市委镇压造反派的帮凶，在造反已经成了“社会正义”的舆论主流形势下，非但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而且名声很臭；他们在与“工总司”几番较量中又均落在下风；而毛泽东中央的立场又明显倾向造反派；再加上当时传出“赤卫队”头头策划“停水、停电、停交通”的三停，激起众怒；种种的不利和压力使这个号称八十万队员的庞大组织，在“康平路事件”后，迅速瓦解。巧的是六七年一月四日，当时位居党中央第四号大人物陶铸突然被打倒，罪名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那时候保守派还不叫“保守派”而叫“保皇派”）。这个消息对“赤卫队”来说无疑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昆山事件”后短短几天内，“赤卫队”就冰消雪融般地彻底垮台了。上海市委失去了赤卫队的保护，就直接暴露在造反派的攻击之下。一月六日，“工总司”和以徐景贤为首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等上海几十个主要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宣告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旧市委末日的到来。所以，“康平路事件”在上海文革史上也可算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而我因控告张宜，碰巧亲眼得见“康平路事件”和“衡山路事件”现场的一些场景，也算是意外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