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中共元老人物、在世最久的中共女性国家级领导人彭珮云去世，殁年96岁。这位从建国前就参加中共工作、历经后来几十年政治风云的人物，最主要的“政绩”就是推动了“一胎化”为核心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并见证了中国从抑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计生政策变迁。
1980年代，刚刚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人口问题是最棘手的挑战之一。一方面因为传统生育观念、医疗卫生改善，中国人口增速很快、人口总量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落后、就业紧张、人均GDP和资源占有量极低、环境承载力弱。
这样的背景下，中共执政的中国政府以铁腕手段推动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的核心要求包括“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四个维度，但各级政府在绩效压力下集中于要求民众“少生”。“只生一个好”的一胎化政策在强大国家机器推动下执行，在大约三十年里，城市地区大多数夫妻从生育2-3胎到普遍生育一胎，农村也从普遍多胎到多数为1-2胎。中国生育率因此大幅降低，并在21世纪初“超额”完成计生任务（原本计划控制在16亿，但人口巅峰时才14亿）。
但这巨大的计生“成绩”背后，是严重的暴力执法、“一刀切”和侵犯人权。名义上是“自愿”和“鼓励”，现实里则成了强制和硬性要求。在中央强大的政策压力和“人口红线”要求下，各级政府层层加码，对于超生家庭以巨额罚款、强制引产和上环、殴打、拘禁、“抄家”等极端和暴力方式对待。一些地方为达成政绩不择手段，如山东曾发起“百日无孩”运动，不惜极端的侵害生育自由来达成政绩。超生罚款也成为基层干部搜刮民财的来源之一。
一些怀孕女性躲藏到亲戚家中和外地，像逃犯一样生儿育女。一些家庭被处罚的倾家荡产、计生办像土匪一般拆屋砸房。这些年，网上有不少人回忆自己父母是如何躲避计生办搜查，保住胎儿，才有了今天的自己。他们讲述的许多细节颇为凄惨、不忍卒读。即便到了2000年，河北省还发生了将怀胎九个月的妇女强制引产的“金亚妮事件”，且在2007年才引发广泛关注和批评。
计划生育政策确实促成了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减轻了中国经济和环境压力，人均GDP和资源占有量的提升也可部分归功于此。客观上，计划生育政策也减轻了许多家庭尤其女性的生育负担。
但极端化计生的代价也是沉重的。许多因种种原因想生多胎的家庭，在计生政策下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甚至家庭破碎；很多妇女遭受侵害权利和尊严的对待、受到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一些本来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成长的生命被扼杀、消失于世界。而计生政策也造成许多连带问题和副作用，如独生子女家庭中年老年时子女死亡的“失独”问题、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困难问题、人口结构失调和老龄化问题等。
而从宏观上制定和操作计划生育政策的，正是彭珮云在内的中央高层。他们考虑的是“国家大局”、“百年大计”，以及一串串数字及其消长。而其制定和推行政策，并没有得到民意授权，也没有与民众真诚细致沟通。下层粗暴的计生政策，上层是心知肚明的，但却回避谈及残酷的一面，还故意放任基层的暴力执法和法外处罚，以达成其目标。
前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曾在记者会上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不是强迫性的，是基于自愿基础上的”。这是谎言，也反映了上层对计划生育政策及其负面后果推卸责任的态度。确实不少中国家庭逐渐自愿少生甚至不生子女，但强制计生显然是广泛存在的。
在推行计划生育时，政府曾承诺“只剩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可后来，官方宣传却变成了“养老不能靠政府”。曾经承诺的对独生子女家庭的补助，要么拖欠，要么平均每月发放几十元（只有发达地区较高，虽也很有限），根本不足以养老、养家，与承诺的福利保障相去甚远。计划生育由官方推动，代价却是民众承担。
更令人唏嘘的是，最近十年，官方的生育政策又发生了大转弯，从曾经的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2016年开始，中国实行“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则开放三胎，国家采取各种措施鼓励结婚和生育。虽说时代不同、情况不同，政策改变是正常的。但计生政策如此“大转弯”，仍反映了国家决策的不成熟和极端化。
总结这几十年计划生育的经验教训，并结合他国人口问题情况，可以发现，之前几十年的中国，本来可以通过更加温和的方式控制人口，如更多物质奖励晚婚和少生，而非通过惩罚性手段实现。如果能够更科学的评估人口趋势，明白现代化本就能抑制生育、未来老龄化挑战更大，也就不必过于粗暴极端的限制生育，不至于从害怕人口过剩又转而担心生育不足。科学合理的人口政策，可以让人口变化更自然，人口结构更健康。如果那样，计生政策也不必“翻烧饼”般大转弯、民众受到两种相反方向的“折腾”。
不止计划生育，1949年以来的中国经历过许多政治运动和“折腾”式政策。如曾经的“大炼钢铁”和“农业集体化”，“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政治人物从红极一时到被“打倒”再到起复，以及前几年的新冠“清零”政策及最终结束防控和“共存”，都狠狠的“折腾”了从高层干部到平民大众的亿万中国人。
而以96岁高龄去世的彭珮云，也经历了共和国历次政治运动和中共党的政策变迁。她在1949年之前是反国民党的学运领袖、中共地下党，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成了专职管理学生的新政府官僚。在文革期间，主持北京教育工作的彭珮云首当其冲的被“打倒”、遭受殴打、下放劳改等迫害。文革结束后她重新被重用，成为推动计划生育政策的核心人物之一，毫无疑问对计生执行中侵害人权的行为负有责任。晚年的彭珮云，又成为关心妇女儿童工作的部委大员，直到去世。
彭珮云的人生经历，正是数十年来中国政治风云变幻、政策反复的体现。彭珮云本人也经历过不幸，说来也令人有所同情。但更值得关心和同情的，是数以亿计饱受苦难、在政治巨浪中随波逐流、面对国家机器无能为力的平民大众。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狂暴还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许多生命消逝，幸存者也饱受创伤。这些不应该忘记，更要警惕以各种形式重演悲剧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