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林彪的尖峰对垒（二）

▋毛泽东对自己无处不在的“伟人”形象反感到不能忍受的地步。周总理要求改变多年来被认为是最热爱毛泽东的方式，让所有在场的人内心震动不小。

“5·20声明”大集会后，毛泽东又出现一个很大变化，他突然对自己无处不在的“伟人”形象很是反感，以致反感到不能忍受的地步。

有一天，他和周恩来、林彪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泽东一下车，看见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马上发起脾气。他大手一挥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一进北大厅，毛泽东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气不打一处来：“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

他扭头对周恩来说：“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

毛泽东气呼呼说这话时，林彪就在身边。不过林彪依然是一副以不变应万变泰然处之的神情。

周恩来马上叫来大会堂的党委书记，让他亲自布置，将大会堂北门、南门、西门的主席像摘下来，只保留东门的。大会堂各厅的语录，大多数换成了国画；少数毛泽东手书的诗词，作为书法作品也保留了下来。

后来，京西宾馆也参照大会堂的模式进行了处理。

杜修贤经常出入人民大会堂，对这里的摆设很敏感。他只隔了一天再去人民大会堂，里面就变了样，他奇怪了好久：是谁这么大胆，敢将毛主席画像取掉？

7月17日，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体会议，与会的委员五十五人。中央修改宪法委员会委员是五十七人，分别担任正、副主任的毛泽东和林彪都没有出席会议。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

委员们进会场不一会儿，周总理就到了。他满面笑容，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小组会议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主持。这位将军是员战将，不善言辞，主持会议开场白没几句话就没词了。

头一个发言的是辽宁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尉凤英。她第一句就说：“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周恩来马上打断：“尉凤英同志，你已经是中央委员，不是普通工人，以后说话要注意。主席多次提出不要‘四个副词’，我们就不要这样用了。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在于能引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而是要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四个副词，引用只言片语，主席是不赞成的。”

周总理说完这话，目光又转向与会人员，表情严肃地说：“我在这里说这些是想请大家注意，我们要尊重主席的意愿，学习毛泽东思想要讲科学。在修改宪法过程中，我们要宣传主席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

在这次会议上，杜修贤听见周总理讲了毛主席对待自己画像的态度，这才明白毛泽东画像在人民大会堂等重要场合一夜消失的缘由。

周恩来用如此毫不含糊的语言谈论这个问题，并要求大家改变多年里形成的被认为是最热爱毛泽东的方式，与会人员都不由地内心一震。

当晚，周恩来又召集中南组开会。参加会议的叶群迟到了。她一进来，就谦恭地哈着腰一面与会议室的每个人握手，一个一个地问好；一面说：“唉，我迟到了，太忙了，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果然，刚落座，服务员就用托盘送饭进来了。

这次黄永胜、李作鹏也参加了会议，黄永胜从会议开始，就与坐在他身边的叶群讲悄悄话，有时还递个小纸条。而李作鹏带着黑色墨镜，面无表情。但是所有参加会议人的内心都不平静，“设与不设”的斗争越来越明朗越来越公开化。

因为从5月中旬开始，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7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根据林彪、叶群授意，7月中旬举行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了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

毛泽东得知后尖锐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这是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这里说的“因人设事”，几乎就是“有人想当国家主席”的同义语。

▋毛泽东半年内多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但依然无法让林彪死心。“修宪”之争愈演愈烈，逐渐演变为两个阵营的较量。

正在政治局“修宪”工作一波三折艰难进行时，八一建军节将至，中央政治局会议桌上又多了一个议题，就是讨论准备发表的纪念建军节社论稿。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陈伯达主张删去“毛主席和”几个字，变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张春桥坚持原稿说法，不同意修改。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只好将社论和分歧意见拿去向毛泽东请示由他定夺。

毛泽东表示，这类应景文章，既然已经政治局讨论，他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但毛泽东私下表示，这两种意见他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后来，汪东兴还是按毛泽东的意见删去了“毛主席和”几个字。

8月初，林彪心情颇为爽朗，再次让叶群打电话对吴法宪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8月13日，也是北京最为炎热的日子。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继续开会，讨论宪法最后的草案稿。

吴法宪与张春桥就宪法草案稿的一些提法再次发生争论。张春桥以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为依据，提议删去稿子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提法。吴法宪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结果双方大吵了一场，不欢而散。

会后，吴法宪将情况告诉了陈伯达和林彪。林彪对吴法宪在关键时刻敢于向张春桥发动反击表示满意，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派向江青团伙的发难，只是人民大会堂争斗的继续，换了一个地方而已。

尽管两派明争暗斗十分厉害，这次会议对宪法修改起草最终有了一个明确的方案：(一)序言不与总纲合并，以三十条方案的序言为基础修改。(二)宪法结构不变。(三)宪法为“不设国家主席”的方案。

到此为止，修改宪法的起草工作告一段落。从1970年3月至8月13日，毛泽东在半年内，六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大家心想这回总该尘埃落定了，拿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不应该再有节外生枝的事情发生了。

已经失利的林彪，却认为政治局会议可能就是他最后的机会。

林彪一面传话表扬吴法宪放炮放得好，立了功；一面又通过叶群分别向陈伯达、黄永胜、李作鹏等人打招呼，要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吴法宪，分头去查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论“天才”的语录，准备在政治局最后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会议上同江青“那一边”展开斗争。

按照林彪、叶群夫妇的估计，这场恶战在所难免。肯定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文字定稿时会有一番激烈争论。13日当晚，叶群遂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领袖们关于“天才”问题上的语录，好在会上和张春桥等人再作“一搏”。

8月14日晚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这一派有备而来，准备同江青一派激烈交锋。但出乎意料的是，张春桥等人在会上缄口不语，结果根本斗不起来，宪法草案顺利通过。对此，连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感到有点反常。

这次不战而胜，给林彪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张春桥已经自觉输了理。于是林彪把目光转向了即将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向手下的几员大将放风：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还会有问题，还会提出意见来。

至于宪法如何修改“国家主席”这个问题，因为林彪的坚持，对手张春桥的沉默。直到庐山会议召开之前，也始终没有定论。

九届二中全会在即，周恩来觉得这些问题要向毛泽东报告。

这时，毛泽东已经在西湖边一个叫“汪庄”的老地方住下了。他曾经在这里起草过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召开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会议……这里的一切总能唤起他对往事的回忆。

据说有人曾统计过，解放后毛泽东去过最多的地方是杭州，前后共去过四十多次，其中有二十六次就住在“汪庄”。

这个风景如画的“天堂之地”和新中国的命运有着密切的联系，碧波荡漾的西湖连着中南海。

笔者曾经在书中多次描写过毛泽东在杭州的往事。记得在一本书中提到刘少奇与陈毅1966年4月出访东南亚四国回来，在云南被毛泽东派来的专机接到杭州。走进“汪庄”的宴会厅他们才知道毛泽东已经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此中国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后来毛泽东亲自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议。会址也是在杭州“汪庄”的宴会厅。

岁月流逝，物是人非，今天的“汪庄”早已更名为“西子宾馆”，毛泽东当年居住的一号楼也装饰一新对外开放营业了。

1993年笔者带着一张杜修贤当年在杭州拍摄毛泽东与周恩来及其工作人员一号楼大厅的合影给西子宾馆的老人观看。经过辨认，这张照片就是在“汪庄”里拍摄的。

于是1970年夏季的一段往事浮出水面……

1970年8月17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便飞往杭州，向毛泽东当面禀报中央工作近况、宪法修改讨论稿遇到的问题以及九届二中全会的相关事宜。

两人在一号楼大厅见了面，没有什么寒暄，就径直进入了会议室，关起门密谈起来。大概两个多小时，周恩来从客厅走出来，这时他身边有人悄声问：“总理，我们能不能和主席合个影？”

周恩来马上停下脚步，因为他想起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已经几次提出希望能和主席合一张影。这次正好是个机会。他赶紧转过身往回看，见毛主席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在大厅里目送他们一行人离去。

毛泽东看见周恩来又往回走，以为有事情。周总理走过去代表他的工作人员向主席提出合影的要求。

主席一听笑了，从沙发上起身同大家并排站在一起。这时杜修贤已经对着大家调好了焦距。人们却发现周总理还站在镜头外边便要求他也一同来合影。周总理看看已经排好队列的人群，他没有走到后排与毛主席并肩，而是在前排蹲着的工作人员中挤出一个位置，蹲下了身。

杜修贤忍不住提醒说：“总理你站在后排……周恩来却说：“哪有这么多讲究？站着蹲着都一样，你就赶快照吧。”

杜修贤只好按下快门。

所以有了这张很奇特画面的照片——主席后排中间站着，总理前排蹲着。

毛泽东、周恩来携手走过半个世纪的征途，但是他们合影的照片并不是非常多，“游泳池”和“西花厅”两家人一同合影的照片就更加稀少，在杭州的合影恐怕仅此一张。

▋毛泽东在危难中想到了叶剑英，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关键时刻，元帅何时何地都是领袖的左膀右臂。

杜修贤与两个元帅关系不错，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陈毅。

叶剑英因为和周恩来历史上就关系很好，与周恩来往来很多，所以杜修贤对他十分熟悉。杜修贤从1960年起跟随周总理出访，出访名单里总有陈毅外长。陈毅是个性格豪爽，容易交往的人。时间一长，工作人员与首长之间也就熟悉了。

1969年底，周恩来要恢复中断了三年的外交出访。被打成“特务”的杜修贤此时远在新疆接受“再教育”。周恩来一个急电，杜修贤从而结束了“特务生涯，也逃过他所在的克列克提边境中苏冲突的一劫，活着回到了北京。

杜修贤到西花厅向周恩来报到后，就忙着去看陈毅和叶剑英。哪知他们的工作人员告诉说，两个老总都疏散了。

原来列为“二月逆流”的老将老帅们被所谓战备“一号令”疏散到全国各地。谭震林在桂林，李富春在广州，聂荣臻在邯郸，叶剑英在湖南，徐向前在开封，陈毅则在石家庄。

没有想到在庐山，杜修贤遇见了两位元帅。然而庐山会议带给他们的命运却很不同。

一开始，他们也和各个以“疏散”身份上山来的元帅们一样，先是被林彪开场白大谈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鼓吹“天才论”煽得晕头转向，后又被毛泽东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要知道那些既远离北京政治中心，又远离中央会议桌的老帅们，对于长达半年之久的“国家主席”之争一点也不知情，根本不解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矛盾，哪里听得出来谁的声音是真，哪个路线是对？

林彪一贯喜欢赞扬吹捧毛泽东，这次高调开场也没有什么可奇怪。如此一来，导致许多人跟在林彪后头合唱，稀里糊涂地表态，最后又稀里糊涂地写检查。

在以云雾览胜的庐山上，变幻无常的会议局势不仅让大家一头雾水，也让大家看不清以后的政治走向。

叶剑英和其他元帅各自参加自己所疏散地区小组的学习。一向沉稳的他在这次会议上也没有多语。他不知道中央内部的情况，无从说起。无从说起也使别人对他无可指责，也就没有成为会议注意的目标。叶剑英这种“不合唱”的态度赢得了毛泽东的赞赏。

会议进行中的一天晚上，夜已经深了。周恩来突然给叶剑英的秘书打来电话：“叶帅睡了吗？”

秘书回答：“睡了。”

“吃安眠药了吗？”

“没有。”

“那好，你马上叫醒叶帅，汽车马上就到，主席要见他。”

不一会儿，汽车就到了叶剑英下榻的楼前。正是庐山云起的时辰，满山漆黑如墨，浓雾弥漫，雪亮的车灯被云雾吞没得只剩下一团暗黄的光团，几步以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路一边是陡峭山璧，另一边则是万丈悬崖。为了叶剑英的安全两名警卫员打着手电筒，一边一个在汽车前面开道，大家几乎是一步一步“牵”着汽车走到主席住地的。

周恩来已经等候在那里。

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叶剑英谈了许多，明确表达了他要批判陈伯达的意思，希望叶剑英他们能够支持他。无庸置疑，元帅何时何地都是统帅的左膀右臂。

第二天会上，毛泽东公开了他写的《我的一点意见》，跟随林彪亦步亦趋的陈伯达终于自食其果，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陈伯达是为林彪而“牺牲”的，毛泽东也是为警告林彪而让陈伯达“牺牲”的。

庐山会议结束后，叶剑英以为自己还要回湖南，没想到周恩来留住他，要他散会后不要先走，和他一同回北京，有重要使命。叶剑英在庐山又一次和毛泽东会谈，接受了一项特殊使命——作为陈伯达专案小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代表周恩来和中央去福建、广东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这是叶剑英自“二月逆流”以来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身份，也为他重新复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依照周恩来原先的意见，是由叶剑英担任专案组组长，但是他又考虑到叶没有正式出来工作，出现什么问题不好担当，所以就用自己的肩膀替叶担当一部分责任，让叶剑英放手工作而不必有后顾之忧。

林彪在广东的党羽已经知道来者不善，制造种种障碍。但是叶剑英不管多大的困难，都不畏惧、不气馁，终于完成了调查陈伯达的使命，于1971年的春季带领专案组的几位同志从广东回到北京

周恩来对完成任务的叶剑英说：“这段时间就参观参观北京，看看北京的变化，再提提建设性的意见，你是北京市第一任市长嘛！”叶剑英这位老市长又开始了他对北京的调查工作。

▋批陈整风运动在全党展开。此时，天安门城楼上出现的美国人身影，打破了“正副统帅”肩并肩的“文革”模式。

9月中旬，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康生，李德生三人负责的陈伯达专案审查小组。随后，毛泽东又把陈伯达所犯错误的性质上升为“路线斗争”的高度，定性为“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

毛泽东在做思想舆论准备的同时，还采取了组织措施，大大加强了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势力。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九大”之后就名存实亡了，江青等人除了空头的政治局委员外，在中央不再担任什么具体职务。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毛泽东批准发出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康生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掌管中央的人事任免和宣传大权，在政治上形成了与林彪所掌握的军委办事组两军对垒的局面。

用毛泽东自己后来的话说是，庐山会议后他对林彪采取了程咬金的三板斧：“甩石头”——向下发批示、批语；“掺沙子”——向军委办事组里派人；“挖墙脚”——改组北京军区。

在舆论、组织两方面准备停当以后，11月16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批陈整风运动从此在党、政、军领导机构中全面展开。

就在庐山会后不久，毛泽东层层推进批陈整风运动之时，又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二十一周年的国庆节。这一年国庆节并没有因为庐山会议正副统帅产生分歧而冲淡节日的气氛。

1970年10月1日这一天，北京秋高气爽，鲜花繁茂。参加庆祝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的各界群众，一大早就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整个广场，彩旗飞扬，充满了浓郁的节日气氛。

两个陌生而特殊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们就是中国人熟知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夫人。他们夫妇刚从陕北志丹县参观返回北京不久，周恩来总理就邀请他们在国庆节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活动。对于斯诺来说，这肯定是一种特殊而意外的荣誉。他在这一天将站立在中国政治的中心。

如果说“5·20声明”是毛泽东向美国总统尼克松展示了他强硬的一手，那么，同年的国庆节，毛泽东又用另一手在城楼上向尼克松挥动了一束橄榄枝。

这一次，也是斯诺第三次访问新中国。

斯诺，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他从1928到1941年间，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中国。通过深入中国社会采访，他深深地了解到中国人民的苦难。他也是第一个深入陕北苏区系统采访并第一个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真实情况的外国记者。他不顾个人安危和艰苦，克服重重困难，写出了《西行漫记》等许多产生重大历史影响的著作，让全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国革命的真相，在国际上和中国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在艰苦条件下从事革命斗争的中国军民发挥了有力的鼓舞作用。

从他1941年离开中国到再次踏上中国土地，一别就是十九年。

十九年来，他为冲破美国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60年夏天，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他终以一名“作家”的身份实现了自己重访中国的愿望，

四年之后，他又来过一次。

1970年8月，斯诺偕夫人能实现第三次访问新中国，也是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实现的。

8月18日，正在一个朋友的宴会上吃着烤鸭的斯诺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让他到首都体育馆去一趟。

斯诺马上意识到，一定有重要的人物要同他见面。他猜想一定是周恩来总理。

斯诺真猜对了。周恩来在百忙中没有忘记见见自己的老朋友。

当时周恩来和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一起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观看中国与朝鲜两国乒乓球队的比赛。

在斯诺的眼中，72岁的周恩来还是同过去一样英俊而机敏。然而，与1964年相比，他头上的白发更多了。颧骨凸了出来，两颊凹了进去，眼窝深陷。那双明亮深邃的眼睛流露出忧虑和凝重。

周恩来简略地了解了斯诺的访问计划，关切地询问了许多关于美国的情况。

当时中国在北面面临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联军队的压境，与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增大。

世界历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现了许多大的变化。1969年春珍宝岛的阵阵枪炮声使中苏关系进入了剑拔弩张的状态，原先“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过去一直紧张的中美关系出于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变化和双方各自利益的考虑，也开始趋于缓和。1970年底，中美关系正是处于十分微妙的时刻。

在以后的几次谈话中，周恩来又向斯诺透露：中美可能在北京举行会谈。

虽然谨慎的周恩来只是说可能，但对斯诺来说，无疑又是一条“独家新闻”，就像10月1日周恩来把斯诺领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一同出现在观礼台上一样。因为当时有关中美关系的接触还处于绝对机密阶段。

由于要即将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周恩来便安排斯诺夫妇前往陕北志丹县参观采访，那里曾是斯诺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地方，当年被称为保安县。斯诺非常高兴，说：“三十四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当时您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您为我草拟了一个九十二天旅程的计划，还找了一匹马让我骑着去保安找毛主席呢！这次您再次安排我去保安县，我想昔日的情景，一定能唤起我不少难忘的回忆啊。”

果然，斯诺旧地重游，思绪万千。他来到当年走过的山路，住过的窑洞，和毛主席促膝夜谈的地方，感到特别的亲切。昔日破旧荒凉的小古城，而今已“旧貌换新颜”。三十多年的巨变，令他深感“保安同全中国一样，也已经站起来了”。

斯诺返回北京不久就接到参加国庆活动的邀请。

一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周恩来都会早早来到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所要经过的路线、现场仔细认真地检查一遍，包括毛泽东的椅子和用具。

上午十点，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一次地升上来，把党、政、军领导人和一些贵宾陆续送到。叶剑英来了，林彪、叶群以及林彪的四员“大将”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也来了。面对全国人民的公开活动他们还是不能放弃的。这样一是可以通过亮相以正视听，二是能够近距离观察与接触毛泽东，三还可以多打探一些消息。

从表面看，大家的表情与以往参加活动没有多大区别，但庐山会议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阴影实际上是挥之不去的。

周恩来见斯诺夫妇上了天安门城楼，便迎上前去，热情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斯诺先生，欢迎你。”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吗？”斯诺棕色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

“是的。是毛主席让我请你来的。你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啊。”周恩来热情地说。

斯诺情绪更加激动：“当年您安排我去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对当时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事。今天又让我上天安门！肯定也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这时，广播里响起了《东方红》乐曲，毛泽东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顿时，“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天。斯诺夫妇在周总理的陪同下，向毛泽东走去。

“主席，您看谁来了。”周总理笑着对毛泽东说。毛泽东一眼就认出斯诺。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他热情地和斯诺握手：“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非常高兴见到您。您看起来比五年前年轻了，身体也更好了。斯诺激动地说。

“马马虎虎。你身体还好吗？”毛泽东关切地问。

“马马虎虎。来之前，我开过刀，现在好了。”斯诺回答说。

毛泽东仔细地看了看斯诺，关心地说：“你要注意，不要太累。”

斯诺点了一下头说：“对了，这话我必须听。”接着他高兴地告诉毛泽东：“我五天前才从保安回来。保安变化大极了。当年从延安到保安路上要走三天，这次才花了两个半小时。”

“有一些变化。”接着，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对斯诺说：“对了，你去年12月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说你写的书不好，我没有看，我看了摘要，没有什么不好。”

“我这次来中国后发现我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观点不正确。”斯诺内疚地解释。

毛泽东笑着摆了摆手：“你当时怎么看就应该怎么写。今后也如此，你怎么看就怎么写。不应该要求外国朋友的观点和我们完全一样。我们自己都不完全一样嘛！过去外交部有个极‘左派’，闹得外交部可乱了，谁都管不了。英国代办处就是他们放火烧的。”

周恩来又向斯诺介绍林彪。斯诺向林彪问好，同时打量着这位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

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是斯诺始料未及的。1968年6月15日，斯诺在给朋友张歆海的一封信中曾认为：“从逻辑上说周恩来应当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从我们的视野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能与周恩来的威望和能力相比的人了。”

毛泽东一边同斯诺亲切交谈，一边伸出手，带着斯诺夫妇朝城楼前的栏杆走去。顿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万首翘望，红旗翻滚，“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毛泽东也高举右臂，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斯诺看着这番情景，万分激动，眼眶也湿润了。

毛泽东请斯诺夫妇分别站在自己的两旁，摆好姿势，让记者拍照。

周恩来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版面作了精心安排。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上的照片发表在头版的显著位置。这张含蓄而饶有深义的照片，是中国为改善中美关系向美国发出的一个重要信息。

毛泽东是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向美国总统暗示——中美关系要解冻了。

也是这张新闻照片打破了毛泽东与林彪肩并肩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文革模式，第一次将副统帅“裁剪”在民众视线之外。

▋毛泽东再次与斯诺谈话，向美国发出了交往的信号；但是美国人却没有理解中国人投石问路的独特方式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游泳池的书房会见了斯诺和他的妻子。

毛泽东同外国人谈话，仍然表现出他的坦诚与率真。

当斯诺赞扬中国人不反对节育，是文明进步的标志时，毛泽东毫不掩饰地说：“你这个人受骗啦！”

斯诺不明白地坦开双手。

“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女孩，就想要男孩。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一共生了九个女孩，年龄大了，只好不生了。”

毛泽东这个事实举例，可能和斯诺这段时间了解的情况大相径庭，他不相信地直摇头：“是吗？”

重男轻女啊……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完全平等？嘿嘿……至少现在不可能吧？”这句话似乎触动了毛泽东的心思。他又抽出一支香烟，点燃，青烟缕缕，从指间飘腾，犹如他冉冉升腾的思绪。突然他掉转话题：“今天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两国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毛泽东一连讲了几次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斯诺一时不明白毛泽东的含意，只好听他讲下去。

“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过来。”

斯诺惊讶地睁大幽蓝的眼睛。

“为什么右派让来？我是指尼克松嘛，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所以，我说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和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们的，我们也作自我批评。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说完这句话，毛泽东马上收住这个话题，开始讲中国革命进步的问题，他的情绪随之带有了不满意的成分。

斯诺的思路停留在毛泽东刚才的话题上。“主席，我有两件事情想和你探讨一下。第一个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第二是关于美国人来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但是……”

“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毛泽东打断了斯诺，说出了他想说的话。

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涉及了个人崇拜问题。他表白：开始他认为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可是现在崇拜过了头，变成了形式主义。比如四个伟大，讨嫌。统统去掉，只要一个留下，那就是教员(导师)。说到这里，在座陪同的人都笑了起来，但是心底很吃惊：毛主席这不是在批评林副统帅吗？

当听到斯诺幽默地比喻尼克松会成为毛泽东一位好的代理人时，毛泽东大笑了起来，同意这个看法。原来美国的杜鲁门、肯尼迪帮助过国民党，结果是壮大了共产党的军队，把蒋介石赶到了海岛上。毛泽东说：“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他们有欺骗的一面。”

毛泽东说：“中美会谈十五年，谈了一百三十六次。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

这应该是很明确的了吧！

遗憾的是，毛泽东这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并没能传达到尼克松那里……毛泽东向美国发出官方接触的信号，又一次被精明的美国当局忽视了。他们确实对中国话中有话的语言艺术缺乏了解。这是中国人独特的一种投石问路的方式。

事后基辛格回忆道：“中国领导人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