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撰文：顾保孜
摄影：杜修贤
1970年，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中期阶段。“文革”初期的狂热与混乱，在“祖国山河一片红”，各地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形势下有所降温。然而“左倾”思潮依然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旋律。毛泽东所希望的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理想模式能否实现?
一场庐山之争，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由分歧演变为对峙……
▋1970年春天，毛泽东提议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在是否设立“国家主席”之职的问题上，他与林彪分歧凸现。
1970年3月的北京，春风拂面，暖意融融。又是一个桃红柳绿，迷人而清新的季节。
不过那时候的北京城远没有今天繁华和喧闹，大马路上很少出现塞车与拥挤，清一色的灰色建筑和低矮房屋在人们视线里已习以为常。虽然“文革”的高温已经在“祖国山河一片红”中降下许多，可马路边那些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大幅宣传画依然给人炫目的色彩，硬邦邦的人物形象和火药味浓烈的大标语让这个古老都市充满了“文化大革命”偏激且昂扬的气息。
人们驻足天安门城楼前，漫步天安门广场上，或者挤身在长安街自行车的滚滚洪流之中，没有谁会去想象近在咫尺的人民大会堂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不会估量到它们会给明天的中国政坛带来什么影响……
人民大会堂，这个象征中国政权的著名建筑物，正如其气势恢宏、庄重威严的建筑风格一样，一系列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孕育于此、诞生于此，也终结于此。
1970年开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在此召集了政治局会议。他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开始进行修改宪法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事宜的工作小组；再一个是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负责修改宪法的工作小组。
毛泽东从1969年底外出到武汉、长沙等地视察，至今未归。但他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北京，并以他的绝对权威决定着中央的决策。
“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扫尾”阶段，政府工作和经济工作都应恢复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转变。那么在适当的时候就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1964年底召开的，相距已有六个年头……于是，1970年3月8日，远在长沙的毛泽东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派回北京，传达他提议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
毛泽东此时提议召开四届人大，是他继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采取的又一个大的动作，也是他“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政治步骤之一。
这一年，毛泽东77岁，他的威望如同他的年龄一样成正比上升，身体状况却与年龄成反比下降,许多老年人的疾病开始显露,老年人的思维模式也开始“侵入”他的精神世界。尽管这些还是老人体征的初级阶段，但已在许多政要事务上初露端倪，包括“文革”的发动和推进……
筹备召开四届人大遇到了第一个问题。如果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国家要设国家主席一职。而国家主席刘少奇已被“文革”的狂风暴雨打翻在地，于1969年11月在河南开封含冤离世。
那么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是毛主席重新担任国家主席，还是由他人来担任国家主席，此事令毛泽东颇为踌躇。也许是对先前他和刘少奇“两个主席”的不愉快往事挥之不去，他自己既没有重新担任这个角色的愿望，又不放心把这个职位交给其他人——包括他“钦定”的接班人林彪。
当然，这个问题没有难倒毛泽东。这位与众不同的杰出政治家，以他特有的方式为历史留下了别样的一笔。
汪东兴飞抵北京，将毛泽东的意思带到了人民大会堂，带到了政治局委员面前。汪东兴如是传达：要开四届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修改宪法，政治局要立即着手做准备工作。国家机构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
汪东兴传达完后不等大家讨论，便散会了。
如此简单的几句话，大家可能一下子回不过味来。“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这句至关重要也是最贴近毛泽东真实想法的一句话，没有引起政治局委员们的足够重视。
第二天即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很快修宪小组成员陈伯达与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产生了分歧与争论。陈伯达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
毛泽东委托汪东兴带回北京的意见，却让远在苏州休养的林彪看到了希望。
他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4月，当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举行时，毛泽东声言为了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刘少奇当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初，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又一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刘少奇1969年11月死开封，意味着国家主席就处于了空缺的状态。
谁继任国家主席呢？
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只有两人可担此任：要么毛泽东，要么就是林彪。
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如今年岁更大了，难道还会重新担任此职？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则非他林彪莫属了！
尽管在中共“九大”，林彪成为唯一的党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明文载入党章，不过，这个副主席之职，还填不满林彪的权欲。他早就不满意自己在政府中的职位只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这种与“接班人”地位不相称的状况。出任党的主席肯定是不现实的，那是非分之想，而担任国家主席却不是不可能的。这里不仅有刘少奇的先例，此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打算更换接班人的意图弄得林彪内心惶惶，对自己现有的第二把交椅没有安全感。
据说，毛泽东在与林彪的一次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他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然后话锋一转，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泽东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弄得林彪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好一会儿林彪才反应过来，通过回答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
林彪此时觉得只有通过设立国家主席，进而当上国家主席，才有可能进一步巩固和捍卫自己已经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
3月9日林彪让叶群对在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此话传进毛泽东耳朵里，但他没有理睬。
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答非所问。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什么意思？
林彪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一种不受信任、大权旁落的感觉油然而生。此时夫人叶群给他提了一个醒：“怕是这次又和‘九大’一样，要试探一下你吧？”
“九大”开幕式上，曾发生过这样一幕：推选大会主席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突然对着麦克风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彪就坐在他身边，一听此话，马上反应过来，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毛泽东摇摇头，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也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
全场代表的情绪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番“谦让”调动起来，兴高采烈地一致举起手来拥护毛泽东担任党中央主席。
这一次是不是试探呢？
但是下面的日子证明这一次不是试探。
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写出《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阅批了这一报告。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
4月初，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时，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毛泽东所指“无用”的东西和“引起别人反感”的话几乎全是林彪提出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周恩来批示将毛泽东的批件先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林彪当然很快就看到了。
林彪很是熟谙“善用兵者隐其形”的用兵之道，懂得在政治上如何掩蔽自己，既要撇清自身与设立国家主席的关系，又要试探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毛泽东这个带有很大指向性的批示并没打乱林彪的阵脚，他依然按照既定步骤“进军”——这一回他要来一次反试探！
因为他断定，毛泽东既然早在1959年66岁时便辞去国家主席之职，绝不会在1970年77岁时重任国家主席！他这个时候拼命推崇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那么就意味着推荐自己担任这一职务。
“九大”开幕式上，曾发生过这样一幕：推选大会主席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突然对着麦克风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彪就坐在他身边，一听此话，马上反应过来，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毛泽东摇摇头，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也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
全场代表的情绪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番“谦让”调动起来，兴高采烈地一致举起手来拥护毛泽东担任党中央主席。
这一次是不是试探呢？
但是下面的日子证明这一次不是试探。
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写出《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阅批了这一报告。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
4月初，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时，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毛泽东所指“无用”的东西和“引起别人反感”的话几乎全是林彪提出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周恩来批示将毛泽东的批件先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林彪当然很快就看到了。
林彪很是熟谙“善用兵者隐其形”的用兵之道，懂得在政治上如何掩蔽自己，既要撇清自身与设立国家主席的关系，又要试探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毛泽东这个带有很大指向性的批示并没打乱林彪的阵脚，他依然按照既定步骤“进军”——这一回他要来一次反试探！
因为他断定，毛泽东既然早在1959年66岁时便辞去国家主席之职，绝不会在1970年77岁时重任国家主席！他这个时候拼命推崇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那么就意味着推荐自己担任这一职务。
对于林彪的内心，毛泽东看得一清二楚。特别是这几年，林彪利用自己接班人的地位，在党内军中拉帮结派，积极扩充势力，非但基本上掌握了军队，就连军委办事组成员几乎也是他战争年代四野麾下的人马。武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打开他们的履历表就不难发现，“四大金刚”都是跟随林彪南征北战，一路冲杀过来的生死至交。文有党内著名的理论家陈伯达。理论上林彪得到鼎力相助。而林彪同妻子兼秘书叶群更像开了一个夫妻店。叶总是喜欢放大林彪的愿望和要求，如果林彪放个屁她马上能演绎成“急性肠炎”。林彪并不是一个喜欢出头露面的人，而她却能掌握好林彪必须出面的时刻。她和林彪的心腹们更是亲密无间、周旋尽至。因为有了叶群这个“润滑油”，林彪团伙越发显得紧密团结，他们铸成攻守同盟，里外抱成一团……毛泽东不能坐视不管！
恰好这时，江青团伙开始对林彪权势膨胀表示出明显的不满。特别是张春桥，每次讨论修改宪法，都和陈伯达吵得不可开交。
而张春桥又被大家认为真正能体会毛泽东思想的人。
应该说，毛泽东的种种举措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林彪，让他明显感到毛泽东对自己不再感冒，而且是很不感冒了。
如果说，以前高调提出让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还有由衷的成分，那么从毛泽东第三次表明不设国家主席之后，林彪再次提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就是放的烟幕弹，言不由衷的背后是为捍卫他的接班人地位而在政治上展开的保卫战。
摄影记者第一次走进毛泽东书房，他想起了拍摄标准像的往事。如今游泳池再也不见毛泽东游动的身影，那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可以供人休息的大厅。
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自从4月在人民大会堂拍摄毛泽东外事活动之后，不到一个月，再次接受拍摄毛泽东会见外宾的任务。
5月中旬，越南领导人秘密来华，先拜会周恩来，接着就要拜见毛泽东。
中央办公厅决定拍摄此次活动的摄影记者还是杜修贤。
杜修贤秉承了陕北人的直性子，他一接到通知，马上向办公厅汪东兴告急：“总理一个人的活动就够我忙的，又加个主席……这怎么忙得过来呀！”
汪东兴可不管这些，直言相告：“忙不过来也要忙，你是中央新闻外事摄影小组的组长，主席的外事新闻摄影你必须管起来！”
“那……我只是管主席一人？还是连同总理两人一起都管？”
“当然两人都管！”领导的口气十分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
杜修贤不说话了，与其犹犹豫豫还不如干脆答应。以前有过几位摄影记者先后负责毛泽东的专职摄影，现在他们都离开了。看来他已无退路，必须“真枪实弹”上场了。
进入中南海从事新闻摄影已经十余年的他，为领导人留下了大量的精彩瞬间，那些传神画面早被亿万人民熟烂于心，呼之欲出，这其中也包括毛泽东早些时候的珍贵照片。
杜修贤对毛泽东的了解，更多是从取景器里获得的。在他的记忆里，毛泽东很风趣，一举一动都带有诙谐的成分，特别是浓郁的湖南话，使得本诗意的语言更加悦耳同时也更加难懂，为此工作人员没少闹笑话，待毛主席明白他的原话已被别人理解得牛头不对马嘴时，他自己也会跟着大家一起大笑，丝毫没有一丝责备之意。
他记得有一次，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为天安门前的毛主席大幅画像要更换，需要拍摄新的标准相片供画家们临摹，重绘一张巨幅画像。
他们中央新闻组几个记者就趁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之际，为他照一些正面像。那天大家早早地来到毛主席开会的东大厅外架好和照相馆一样的大座机，也用黑色盖布遮挡着光线。中午，散会了，毛主席走了出来，用他特有的那种大步流星的步伐朝杜修贤他们走了过来。估计办公厅主任已经通知主席要给他拍摄正面像。毛主席看看大家，看看那张空着的凳子，凳子后面的背景是三合板上蒙着一块白布。
毛泽东没有说话，径直走到为他摆放的凳子前坐下。他表情严肃，好像在举行什么重要仪式似的。
杜修贤知道主席不喜欢面对镜头，就赶紧对焦距，想早点照完。可是他一看取景器却傻了眼：明明正面对着镜头的毛泽东，怎么眨眼工夫就转了向，侧着脸对着镜头。这是怎么回事？他还以为是椅子没有放正，可是探出脑袋一看，椅子是正的，是主席自己侧过了身子。不仅头部侧着，连整个身子都侧着。
主席为什么要侧着脸照相？是不是不喜欢面对镜头？猜来猜去杜修贤也猜不透主席的心思。一般标准照都是正面像，谁也不敢擅自做主给主席照侧面像。大家在一边直着急，可没有哪个敢上前提醒主席坐正。杜修贤急中生智，干脆将大相机连架子端起来，顺着主席的姿势移了半个圈，直到又一次将镜头对准他。
毛泽东一声不吭，满脸不快地望望黑幽幽的镜头，幸好没有再侧身子。他们赶紧利索地抢拍了几张就关了机子，好让主席早一点“解放”。谁知关了相机，毛主席倒不慌不忙站起身，掏出香烟点燃，不紧不慢地吸了起来。
大家见到主席轻松的表情，也松了口气。
这时有几位年轻的服务员你拉我搡的，红着脸磨蹭到毛泽东跟前，想和主席合个影。大家觉得她们非得碰一鼻子灰不可？结果令人意外，毛主席竟然乐呵呵地答应了，杜修贤赶紧抓起相机为他们照了起来。
这个时候毛泽东像换了个人似的，不仅正面而且笑容满面地对着镜头，非常有耐心地和一个又一个服务员合影留念。
后来杜修贤老是琢磨这事，主席为什么要侧着脸照相？
有一天，他在人民大会堂的墙上抬眼看见悬挂的马恩列斯巨幅肖像，顿时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四人都是侧着脸的相片！他使劲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后脑勺，懊恼不已。为什么自己就没有猜透主席的心思，为什么就没有给主席照一张侧脸的相片，哪怕就一张也好啊。
这以后，为了弥补自己的粗心。他有意识地多给主席照了些侧面照片，但那都不会再是标准照。
很快，毛主席的正面像悬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也许正是他们摄影者的保守僵化，给毛泽东留下了一个永久的遗憾，
渐渐地，杜修贤也发现，只要不将照相机镜头笔直地对着毛主席，即使灯光忽闪忽闪的，主席也会谈笑风生，神情自若。看来他并不是拒绝所有的镜头，而是喜欢记者在轻松快捷中拍摄他的政务活动。
毛主席住所位于中海湖畔，是一幢普通平房，面积也不大。却有个十分响亮也奇怪的名字——“游泳池”。原来这里曾经是毛泽东经常游泳的地方。1966年“文革”爆发后，他和江青先后离开了老房子——丰泽园。江青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的10号楼，而毛泽东住进了游泳池。
杜修贤走到这幢普通却不寻常的平房前，绝然料不到这是毛泽东一生最后十年的住所，也是他最后用镜头为领袖送行的地方。
毛泽东会见外宾的客厅也兼作书房。杜修贤第一次走进时，不禁好奇地环顾四周。书房里的情景并不像脑海里所想象的那样富丽堂皇、明光闪亮，甚至有点灰暗、陈旧，厚厚的紫色窗帘挡住了户外的阳光，屋里亮着灯，使得本来就很简单的陈设愈加简朴。构成灰色主调的是那贴满墙壁的线装书，一排排一层层一摞摞砖头似的书摆满了环屋的书架，许多书里还夹着白色的纸条，这是读书人留下思考和阅读的记号，乍一看还真像商店货架上的价码标签呢。
除了惊人的书“海”外，醒目的陈设要算客厅中间摆成月牙形的沙发和挤在沙发之间的三角茶几。沙发旁摆着落地台灯，茶几上整齐地放着一摞纸巾、中华香烟、青瓷烟缸和青瓷茶具，茶几下面有几个白色痰盂……一切都非常普通也非常亲切。
毛泽东从隔壁房间走了进来，杜修贤正背对着门测光，没有看见，待转过身时，主席已坐进了沙发里，他急忙放下相机，默默地立在原地不敢动作……毛泽东似乎也没有注意到他，正捧着一本厚书，目光透过手里的放大镜，细细地慢慢地在字行上移动。
杜修贤和拍电影电视的两位记者怕惊动主席看书，就悄悄地出来，到外面的过厅里等着。
过厅不大，一扇门通向外面，人们进进出出都从这扇门里走。过厅靠窗有排椅子和沙发，杜修贤和同事们一般就在这里等候活动开始。
毛主席的机要秘书这时走过来告诉杜修贤：“主席常夸你呢！”
“夸我？”杜修贤不相信地反问。
“真的哎。主席不止一次说过你手快……真的，你是主席点名要的将。”秘书的神情很认真，不像是开玩笑。
杜修贤笑笑，手快倒是他的一个特点，别人还在找角度时，他已经摁下快门了。
过了一会儿，外宾来了，毛泽东马上放下书，十分利落地站起身，弯腰将烟头按在烟缸里，大步向门口走去。
▋毛泽东以他永不服输的姿态迎击美国霸权势力的挑战。他秘密会见越南领导人的讲话，就是后来著名的“5·20”声明。
1970年，毛泽东看上去身板子还硬朗，脸色也红润，常从眉宇间流露出人们最熟悉的睿智与慈祥。
毛泽东这次秘密会见的是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他们一见面就显得格外亲切，黎笋挽着毛泽东的手，一同走进客厅。
毛泽东随客人一同落座。
杜修贤看见毛泽东兴致勃勃，神采奕奕，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感觉。他一个劲地咔嚓、咔嚓，快门不住地响动……
会谈气氛显得和谐而轻松，毛主席与黎笋就当时形势下双方关心的重大问题交换了看法。
看得出来，黎笋非常急切需要得到中国政府从政治、人道乃至经济上的支持。为什么黎笋要来中国寻求帮助？这还要追溯到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发生的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的政变。
政变是柬右派集团乘西哈努克出访苏联之机在美国策动和支持下发动的。美国策动这场政变，目的是为了控制柬埔寨，但更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在柬埔寨建立亲美政权，摧毁柬越边境地区的“越共庇护所”，实现其从西部包抄越南南方人民武装，以改变他们在越南南方的败局。
周恩来抓住西哈努克3月19日由莫斯科抵北京访问的时机，鼓励和支持他下决心同柬埔寨右派集团及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西哈努克在中国政府和周恩来的鼓励支持下，重新振作起来。5月4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宣告成立，号召一切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在柬埔寨开展武装斗争。
5月5日，周总理即致信柬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首相宾努亲王表示祝贺。大概美国没有想到，它这一做法非但没有摧毁“庇护所”，反而将坚持民族独立，主张和平、中立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推向了反对美国侵略的前沿。
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救国战争很快在柬埔寨全面展开了。
这年发生的两个重要事件，加快了战争的进程和规模。
一是4月24日，越南、老挝、柬埔寨以及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举行了印度支那三国四方会议。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三国人民在反对美国侵略，保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中要互相团结、互相支持、互相合作。4月28日，我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支持越南(北方和南方)、柬埔寨、老挝三国四方最高领导人会议。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并且把这种支持看作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再就是4月30日，美国现任总统尼克松宣布向柬埔寨出兵，企图通过发动直接战争，镇压柬埔寨人民武装和“清除”在柬越边境地区的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的“庇护所”，并将战火烧到老挝境内。
美国自从1961年入侵越南，扶植起南越傀儡政权，派出军队达五十万人之多，对越南北方狂轰滥炸六年，所支出的巨大军费已造成国内庞大的财政赤字，战争烽火燃烧了十年。新任总统尼克松原想通过扩大战争来解救美国的困境，谁料，美国将战火扩大到了整个印度支那之后，不仅激起了印支三国人民同仇敌忾地开展抗美救国的决心，自己国内民众反战情绪也日益高涨。美国非但没有走出困境，反而陷入了更大更深不能自拔的“战争泥潭”中。
黎笋就以上两件事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目前印度支那抗美救国的形势。
对于越南和印度支那形势及国际形势的发展，毛主席成竹在胸，他将自己精辟的论点和英明的预见交给来寻求帮助的越南客人。
毛泽东充满了自信。他说：“从当前的总体形势看，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高潮已经出现。提出‘反对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口号更加符合实际，更易为国际朋友所接受，也更能动员世界人民掀起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新高潮。”
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很深刻地讲了一段话，概括起来，主要是表明一个态度，两个论断。
一个态度是：坚决反对美国扩大侵略越南和印度支那战争，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支持印度支那三国联合声明，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支持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这是继我国政府多次表示支持西哈努克亲王的正义立场及其斗争之后，我国最高领导人再次出面表明立场和态度。
两个论断：一是关于国际形势的总体看法，他认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关于国际形势总体发展趋势，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
这个论点是毛泽东战略思维中一个重要观察思考的问题。他以战略家的眼光预见性地感到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也在发展。通过世界人民的斗争，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被制止。
再一个论断就是著名的“谁怕谁”的理论。
毛泽东认为：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世界上许多事实都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毛主席这个论断之后被越南和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国战争胜利实践所证明。
杜修贤作为在场的摄影记者，不仅亲眼目睹了毛泽东面对国际风云变幻所表现出来的从容和自信，而且从他的镜头中感受到，这个聚集着伟人思想的小小书房，此时此刻就是影响全球政治风云的一个支点。毛泽东是以他不服输的姿态在迎击国际强大霸权势力的挑战和进攻。
1970年5月20日，天安门再次迎来了一个震撼世界的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一场支持印度支那抗美救国战争运动很快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对此，周恩来功不可没！
为了配合印度支那人民的斗争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战运动，周恩来亲自部署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盛大群众集会，请中央领导同志发表讲话，会后再举行群众游行的大型声援活动。
至于谁讲话，周恩来一直在考虑。恰好毛泽东同黎笋的谈话让陪同在场的周恩来很受启发。会见一结束，他马上将谈话记录整理打印成文，交给了外交部。外交部的文稿大多出自副部长乔冠华之手，这次任务也交给了他。乔冠华接受起草“毛泽东声明”的任务后，很快理出一个思路，将毛主席谈话的有关内容加以集中，加个开头、结尾，个别语句之间加点衔接词，就是一篇浑然一体、气势磅礴的声明。
一瓶茅台酒再加一宿不睡觉，伴随着窗外的曙光，乔冠华在声明稿上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周恩来马上将声明稿送毛主席处，由他亲自审阅。毛泽东对乔冠华一蹴而就完成的声明也十分满意，签上了“同意”的字样。
后来有人将毛主席同黎笋的谈话记录与“5·20声明”作了对照，感到毛主席的谈话不仅思想深邃，哲理丰富，而且出口成章，语言生动，富有感染力、号召力；乔冠华笔墨虽然不多，但他的文采使毛主席的内部谈话变成一篇公开的声明，声明稿中不仅完整地保留了毛主席谈话的原意和原句，甚至原来的语气(例如毛主席在谈话时问的“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等，声明中都原话照用)；而且使得庄严的文件中溢出清新的文风；周总理则以高深的战略眼光和锐利的政治敏感准确理解和把握住了毛主席谈话的精华，并且及时决策选择适当时机向全世界公布。
周恩来“声明”在握，决定于5月20日正式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公开发表。
1970年5月20日，这一天下午天安门广场迎来了重大国事活动的时刻。首都各界群众五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拥护毛泽东发表的“5·20”声明。毛泽东率政治局常委和在北京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西哈努克及夫人，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城楼下五十多万集会的人群发表了这个著名的声明。
下午两点，和煦的太阳照射在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林彪等人出现在城楼上……顿时天安门广场成了群情激昂的浩大海洋，极目远望，广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飞舞、反美、反战的大幅标语铺天盖地，人们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惊天动地……这样的场面，凡是经历过“文革”初期的人并不感陌生，几乎每个北京人都亲临过这样声势浩大的集会，而且为此不断地热血沸腾。
此时城楼上的“正副统帅”全然没有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的不快表情，毕竟那是暗中使劲的事，在公开场合他们还是要表现出并肩作战、亲密无间的模样来。但他们内心究竟是怎样，恐怕旁人是很难猜测的。
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宣布林彪宣读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定稿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林彪喜欢拖着长长的有些病态的湖北腔，那声音已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飘了好几年……这次他的声音经过麦克风的传递，在整个广场上空回荡：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声明的标题《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令人感到空前的强硬。让全世界都看见，站立起来的中国人不是用交涉、要求、抗议的字眼对待美国，而是指名道姓地要“打败”它！
眼下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活动让杜修贤想起了1965年2月10日那个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的集会。那次集会人数有一百五十万人之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北京军民一道声讨美国侵略罪行，坚决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当时，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吼声震天动地，红旗高高飘扬，标语处处林立，十多个巨大的红色气球在广场两侧腾空而起，上面悬挂着醒目的巨幅标语。天安门城楼前还有一幅长达几十米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从印度支那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侵占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所不同的那次是“美帝国主义滚出去”，而这次是“打败美帝国主义”。
从“滚出去”到“打败”，表达了毛泽东对美国越发强硬的态度。蔑视强权，不畏强势，渴望挑战，这是毛泽东鲜明的性格特点。
宣读声明后，群众开始游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兴奋地看着沸腾的人群……
此时此刻的他可能没有去想象对美国说“不”将怎样地震撼世界！
这次集会之后，印度支那国家把中国看成最可靠的大后方，他们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支持。原来惧怕霸权大国的中小国家也受到鼓舞，在他们心目中，毛泽东正迈着巨人般的步伐走向世界。
“5.20声明”是毛泽东晚年发表的一篇著名讲话，尽管今日国际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再次重温这篇重要的文献，仍然会感到强烈的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