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2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和郭鸿志四人同时被捕，当时市委书记是韦国清。

1974年11月10日，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在广东广州的闹市中山五路—北京路口公开张贴，成千上万的人日夜围观与抄写，道路塞车^[11][6]，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和争论^{[12][13][14][15]}。大字报共二万六千多字，长达六十七张白报纸，内容呼吁民主和对法制的建议，以批判“林彪体系”为形式，矛头直指中共建国以来极左运动践踏民主法制的种种弊病。大字报还未点名地指出了当权者的许多罪行，并且联系这些现象，分析了社会主义“体系”本身存在的严重问题^[16][7]。广东方面将大字报呈送中央，要求定性，“四人帮”成员江青说它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1]。

同年12月初，中共广东省委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定性为“反动大字报”，并迅速组织全省批判^[1]。12月3日，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以“宣集文”为笔名对大字报进行批判^[1]，称其为“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及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恶意攻击”。这批判文件被发送至全国的党员干部（据说印刷了10万份），并附有大字报原文，因此“李一哲”的文章在全国各地干部中广泛流传^[9][1][7]。

针对“宣集文”的屡次批判，“李一哲”先后发表了《反批判书》、《吓人战术——评某些权威的批判》、《请君入瓮——二评某些权威的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吗？——三评某些权威的批判》、《杜岗的把戏——四评某些权威的批判》、《论无产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二十五个问答》等一系列大字报，以讽刺的手法反击官方的批判^{[9][17][8][18]}：

“宣集文”说“李一哲说封建独裁专制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因此，“宣集文”说这是“强加”，是“诬蔑”广大群众、党员。

其实，这句话也不是李一哲创造的，而是毛主席说的（见毛选《井冈山的斗争》）。也是我们逐字逐句抄下来的。那么，按照你们的说法，岂不是毛主席在“强加”，在“诬蔑”广大群众和广大党员了么？你们该当何罪？你们该不该打板子？

出一身冷汗吧，“宣集文”！^[9][18][19]

1975年，广东省委对李正天开展了多达数百场的批判会，其中面对面的辩论大会就达一百多场，常常是万人大会^[20]。当中有七十多场成了武斗会，李正天刚上台，就因为不低头遭到暴打，还有人冲上台对他拳打脚踢。^[10]由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指示允许李正天答辩，在这些批斗会中，会场气氛激烈，发生了戏剧性的情况：批斗会变成了被批斗者与批斗者的辩论会。据说由于“李一哲”有一定理论水平，也掌握了一定的事实，辩才也不错，他们利用这种批斗会，作为表达自己意见的论坛，常常使得批判他们的人，反而受他们质问。^[1]同年8月，李正天和陈一阳分别被押往粤北石人嶂钨矿和九佛农场劳动，王希哲留广东水产制品厂劳动^[9][2]。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后，在清查“四人帮”运动中，“李一哲”的问题不但没有平反反而升级了。^[1]

1977年3月2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和郭鸿志四人同时被捕^[2][13]。同年12月中旬举行的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其罪名为“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后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分别被判有期徒刑。一批与“李一哲”有牵连的干部和青年，也受到隔离审查和内部批判。^[1]

1978年8、9月，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省委数次研究“李一哲”案件问题，并数次报告党中央。同年12月29日，省委常委召开常委会讨论此案，开始为“李一哲”平反，并于12月30日释放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1]

1979年2月6日下午，广东省委在广州友谊剧院召开了“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平反大会，有一千多名群众参加。会上，省委常委寇庆延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关于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