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从高层跌落底层??徐敏｜文

1981年1月，法庭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这一天，距九一三事件以来，差不多快要十年，如今终于法槌落地，罪名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

邱会作还清楚地记得，1971 年 9 月 24 日，是他命运转折的日子。他在昨天晚上接到通知，要他第二天上午去人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

那天，他刚跨进大会堂北大门的外门，进入门廊，一个人突然把他拉向门廊一侧的警卫室。邱会作以为有紧急电话叫他接听，结果却是一个警卫干部迎上来对他说：“首长，今天开会上级有通知，要检查一下。”也不问他同意与否，就摸了一下他的腰身，检查有无枪支。然后又说：“今天开会规定，秘书和随员不能进入会场！”

搜身之后，由两个人“陪”着他进入福建厅，福建厅是平日政治局开会和活动的地方。

一进门，邱会作就发现里面的布置完全变了，以前按“马蹄”形摆放的一圈沙发，变成了两排面对面摆放的座位，邱会作已经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就自觉地坐到了南面四个座位中最后一个座位上。

他刚坐下，周恩来的警卫员就在门口叫他，说总理叫他到旁边的河北厅去一下。邱会作起身向门口走去，还没走到门边，门就被关上了。只听见门外有人在说：“现在不谈了，等会儿一起谈。”是周恩来的卫士长杨德中的声音。警卫员解释说：“是首长亲自叫我来请邱副总长过去的。”杨德中说：“知道了，首长现在不谈了，待会儿一起谈。”

杨德中跟随周恩来多年，知道邱会作和总理的关系，而且作为保卫干部，原本无权干涉领导之间的事情。可是那天，他竟然一反常态，干涉邱会作与总理见面。

邱会作不能出门，便又退回座位坐了下来。

远处有几位警卫人员站着，从装束看，是中央警卫团的。平常执行任务，他们的手枪是藏在衣服里的，那天却故意露在外面。现场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当中有邱会作认识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

因为一个人呆着，邱会作非常郁闷，很想抽支香烟缓解一下，才发现身上没带香烟。邱会作只好招呼王良恩，向他讨要一支香烟。王良恩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走向邱会作这边，将只吸了几支的大半包香烟，都给了邱会作，然后立即转身离开。

王良恩是许世友推荐给北京的，深受周恩来欣赏和器重，让他担任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王良恩是一个非常老实厚道的人，后来在“批林”运动中被说成是“林彪死党”，被迫自杀。

不久，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也先后到了。三个人进入大会堂时，也都无一例外受到了搜身检查。

大约上午 9 时，周恩来进来了，跟随他一同进来的有叶剑英、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周恩来看起来心情沉重，神色疲劳。几个人坐下后，周恩来扫视了一下邱会作等四人，开口说：主席对你们的问题有决定……那天，周恩来是边想边说的。做了一番铺垫之后，他问道：“出事都十天了，你们几个人一言不发，一字不写，不知是什么原因？”

此话一出，令邱会作非常伤心。九一三林彪坠机事件后，他几次向周恩来做了汇报，怎么能说是一言不发呢？

还没等他开口，吴法宪第一个说话了：“我向主席、总理写了一个检讨报告，今天凌晨 4 时已经送出。我亲自交代，要立即送上去，要快……”

李作鹏打断吴法宪的话说：“你少罗嗦，你还说这些话干什么，有什么用？让总理多说！”

整个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最后才明白说：国庆节快到了，在卫戍区给你们找了几个地方，你们暂时离开工作，好好想一想自己的问题，写写材料。你们离开工作的时间很短，只有几天。

话说得很委婉，其实就是隔离审查的意思。

但周恩来安抚说：对你们的待遇不变，对你们的家属子女决不歧视！我代表中央说了这个话，你们的家属子女要是遭到了什么歧视的话，就拿我是问。今后你们就找我姓周的算账！说这话时，周恩来特别用手拍了胸脯。

就在总理讲话时，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政委杨俊生带着数名彪形大汉，已经站在了黄吴李邱四人的身后。

四人被带走时，周恩来分别和他们说了话，还特别同邱会作握手告别。

按照安排，四个人被分别关押在卫戍区的不同地方。

最开始，不但关押的环境差，伙食也极差，才两个多月的时间，邱会作的体重就从82公斤一下减少到66公斤。

黄永胜忍不住了，向毛主席写了封信，要求改善伙食。毛泽东做了批示：“他们几个人应当吃好，也有资格吃好，我们应当给他们吃好。”

对此，周恩来召集相关人员加以落实，从1971 年 12 月 1 日起，将四个人每天的伙食费提高到一元钱。

1972 年 5 月初，在经历了反反复复的审讯以后，专案组向邱会作宣布了审查结论：1、中央认为你是交待了问题的。认为你的态度好，说得比较清楚。对别人有揭发，对自己的问题也作了交待；2、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3、要利用这个机会多读几本书。

传达完审查结论后，专案组把带来的一床尼龙蚊帐，一床高级凉席，一个电风扇送给了邱会作。这几样东西在当年都价格不菲，像电扇是大军区司令员才配发的。

专案组暗示邱会作，这几样东西是周恩来特别给的，像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三个人都没有。

这之后，对邱会作的审查就基本停止了。

邱会作在卫戍区监押了五年多。最初两年工资照发，十大之后，改为发“生活费”，比原工资减少了一百多元，降为每月二百元。每月吃饭、零花不到五十元，花不出去的钱就作为私人存款存入银行。到1976 年邱会作离开卫戍区时，存款已有上万元。这在当时要算很大一笔数目了。

据邱会作自己回忆，在卫戍区关押期间，一直是按军队标准给他发放军装，还照样戴帽徽领章。内衣由卫戍区为他买和做。伙食也开得相当好，总理有交待，如果身体再掉肉，看管组要负责。为此部队决定再提高邱会作的伙食标准，每天一磅牛奶，几个鸡蛋，四两肉，新鲜青菜要在一斤半以上，但伙食费不增加。日常消费的茶叶是一级龙井，香烟是精制的小包装“中华牌”，还有高级点心高级糖。

关押的地点也大有改善。最初是在工兵营一个连队的营房里。有一次邱会作随口说了句：“如果有个独立的小院子该多好啊！”师部立刻把师直机关的幼儿园搬走，把有围墙的独立院落腾给他住。还下令师直各连队的号兵不许清晨在这儿练习吹号，练吹号只能到三里以外的地方去吹。

因为文革初期邱会作的腰椎被造反派打得三处压缩性骨折，留下残疾，解手时蹲不下去。警三师军营内都是蹲式厕所，于是专门为邱会作安装了一个坐式马桶。邱会作洗澡安排在师首长专用澡堂，距离关押的地方有两百米，遇到刮风下雨，会专门用小车接送，换下来的衣服，立刻有人拿去清洗。

房间里最早只有木椅，后来增加了沙发和皮椅。桌上的台布，夏天是塑料的，冬天是布料的。冬季取暖，最初生火炉，怕煤气中毒不安全，改装暖气又管线太长，锅炉压力不够，就专门砌了火墙，入秋就烧，晚春才停。

精神生活方面，可以读书看报，不受限制，邱会作利用这个机会，读了上百本书。

医疗条件也相当不错。医生是师医院门诊部主任，医生用药和病情报告与中央保健组那边相联系。这位医生对邱会作格外尽心，每十天给他注射一次“球蛋白”，还给他服用鹿茸精等健身药。

邱会作的腰被造反派打伤过，很难弯曲。医生会像小辈那样帮他洗脚，剪脚趾甲。一旦邱会作生病，他会日夜守护在床前，无微不至地照顾。后来才知道，医生是在报恩。1960年代初，他在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学习，毕业时因成绩优异，校方要他留校工作。他自小生活在北京，不想留校，因此和学校发生了争执。这件事偶然让邱会作知道了，他在交上来的报告中批准这个毕业生回北京卫戍区，使其一家人免于两地分居。

这件事邱会作早就忘了，但医生却始终铭记在心。

1976 年 12 月 30 日傍晚，事情突然起了变化，看守组的一个副连长悄悄对邱会作说：“你今晚要离开这里，送往秦城监狱。”

不久，来了几个陌生人，为首的一个戴着大口罩。他们是来押解邱会作去秦城的。

临行前，看守组送来了最后一餐晚饭，比过年的饭菜还要丰盛，添加了烧鸡、腊肉和几碟冷盘。饭后，邱会作要把借来的军用大衣、棉鞋还掉，答复是：“师首长指示，这些东西全送给你了。它们样子不好看，但厚实保暖，你用得上！”

外面催动身了，邱会作走到院子里，看守组的战士已经排成一列在送别他。邱会作向大家感激地敬了一个军礼，大声说道：“警三师不愧是一支光荣的英雄部队！谢谢大家了！”

当晚，办理完繁琐的移交手续后，邱会作住进了秦城监狱。这一住就是四年多。其间的种种处境，完全超乎他的想象，此前在卫戍区的一切优待，彻底取消。伙食费仍然按规定每天一元，但“每顿饭只供应两个粗糙的玉米面窝头，或是粗米饭加上一碗菜汤。这样的伙食按当时的物价来算，最多每天两角钱”。几个月下来邱会作又瘦掉了二十几斤。生活上就连卫戍区带过来的衣物也不给他穿，而监狱也不发衣服。一年后，衣服破损不能补充，没有了背心、裤衩、内衣，只好光着身子穿外套或穿棉衣。邱会作形容自己当时的相貌，“衣衫褴褛、形如乞丐”。

有段时间，一度以为四人帮倒台后，会释放他们，重新安排工作。结果等来的却是法庭审判，1981年1月，法庭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

当年8月，邱会作获准保外就医，与妻子胡敏一同安置到西安居住，每月发给生活费100元。

刚到西安不久，邱会作便因生病需要住院治疗，他的医疗关系在地方，按规定应该去离家较远的省医院就医，没想到附近的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竟然同意他入院治疗，还给他安排了高干病房。考虑到家属每天到医院送饭不便，又借给他一套三居室房子临时居住。因为邱会作做过二十来年的总后勤部长，所以院领导见到他，都会叫他老部长。

有段时间，获知他出狱的消息，许多老同事、老部下都纷纷跑来看他。这天，有人背了一大包东西前来敲门。邱会作一看，是他在解放战争时的警卫员，四川某军分区的政委，已经六十岁的人了，一进门就大哭起来。他对外谎称是回东北老家探亲，实际却是偷偷跑来看老首长的。他背来的一大包东西，都是邱会作爱吃的腊肉、皮蛋、菜干……一进门二话不说，还像当年做警卫员一样，扫地、擦桌子、做饭，把写字台清理得干干净净。临走那天邱会作送他上火车，列车即将启动时，他站在软卧车厢门口，泪流满面，向邱会作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1987年9月，邱会作服刑期满，被就地安置，每月发给生活费200元。其余仍维持现状。

10月，邱会作离开西安到北京探亲，动身前，他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要求改善生活。对此，邱会作没抱什么希望，以前也要求过多次，都没有人理睬。没想到这一次立即有了回应。

在北京待了近两年后，邱会作又回到西安。根据上面的批示，他住进了陕西省委离休干部第一休养所。这是一座刚落成的有十几幢楼房的院落，是西安最好的干休所之一。

整个院子有百十户住家，邱会作分到的房子是面积最大的一种，五室两厅，配有电话，是省级干部的标准。

非但如此，他的“人事关系”也从省公安厅转到了省委组织部老干部局。生活费提高到了每月700元，后来又增加到1000多元，还有各种补贴。

待遇一变，地位也变了。

邱会作还记得，1981 年他刚出狱到西安时，几乎没有当官的前来看他，官大的更不敢来。可等到他搬进干休所没几天，所里的人差不多都来看了他。退管会主任范明是离休干部中级别最高的，担任过西藏工委副书记，1955 年授少将衔。离休前是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范明以老干部老领导的礼节对待邱会作，其他人一看，也都不敢小觑邱会作了。

干休所的住户中，有个老太太叫同桂荣，是刘志丹烈士的遗孀，年且九十。她一见邱会作就说：“他们对不起人的太多了，想开点，活着就好。”谈笑中她说起一件往事。有一次周恩来通知刘志丹，军委供给部副部长邱会作要去他那儿办事。刘志丹见来人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以为是邱的警卫员，就问首长在哪儿？邱会作说首长（周恩来）在家没来，刘说首长没来怎能办事？后来搞清楚眼前的邱会作就是管供给的副部长，刘志丹感慨地说，中央红军的干部太年轻了。

老人的独生女是陕西省人大副主任，在干休所也有一套住房。同桂荣得知女儿怕影响不好没去看过邱会作，就对他说：“我那女娃不懂事。这个院子里有几十位老干部，当年还不都是些‘兵头将尾’，谁人敢说是她爹的同事和战友，只有你邱部长一个人有这个资格。我要她对你执长辈的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