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谈叶群

在党校一部，我与叶群两人同住一间平房。那时她与林彪结婚不久，但林彪已去了四川。她在另一支部接受审查，小组同志向她提问时，她又哭又闹，回到房间也总是哭哭啼啼。生活上她也弄得乱七八糟，吃饭的搪瓷缸子和筷子、汤匙，从来未见洗过，吃过饭就撂在那儿，下一顿再拿来装饭菜。学校的厕所很远，她说有病，不愿去，就在房间往洗脸盆里大小便。晚上或清晨，她都用盆碗接尿，然后顺手从门缝往外泼，弄得屋里屋外臭气烘烘。可气的是，有一次趁我不在，她竟在我的脸盆里拉了尿，我问起，她倒承认得很干脆：“是我尿的。”林彪寄给她的新白布，她撕碎打了草鞋，甚至还用新毛线打草鞋。她的行动显得很反常、很怪诞，我十分看不惯，并且纳闷，林彪为什么会找这样一个人呢？

20世纪50年代，叶群常去广州，并在市教育局挂名工作了一段时间，与我接触较多。之后，我们在北京、上海等地又多次见面。久而久之，我才感到此人并不简单。初识她的人，都以为她为人直爽、生活朴素、学习也很刻苦。例如她自学俄语时，请了个白俄保姆，天天用俄语对话，房间挂着俄语单词条子，口袋里装着学习卡片，坐车、休息甚至上厕所都要念几句，给人一种孜孜不倦的印象。其实叶群这人善耍手腕，爱讲假话，很有心计，后来就连林彪也被她弄得服服帖帖，对她言听计从。

“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地位上升，叶群的野心更大了。记得1966年国庆节时，我因是全国人大常委，发了上天安门城楼的票。她说，她是在人民大会堂楼顶上观看广场游行和群众晚会的。我问：
“你为什么不上天安门呢？”她说：“还没到时候！”这句话，她是脱口而出的，但恰恰暴露了她的野心。

延安的审干一度“逼供信”相当严重，以致出现了投井自杀、跳崖自杀、悬梁自杀事件，偏离了党中央审查干部的初衷。这些情况后来毛主席知道了，及时做了纠正，经中央决定，提出了审干“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的原则，这才慢慢扭转了局面。因我属于被审查对象，所以“九条方针”的文件从未学习过，至今不知其详。但我知道，我能活着渡过这一关，靠的就是这“九条方针”。因为，按过去中央苏区“肃反”的做法，我早就脑袋搬家了。有了中央的方针，党校一部的“逼供信”一度有所收敛。对叶群的审查不久也告一段落，她得到比我更多的自由，星期天可以回家了。

摘自曾志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