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受邓小平的影响，6月30日听取谷牧出访汇报时，华国锋再次强调步子要大一些. 同华、邓的态度相比，叶剑英、李先念显得比较谨慎。叶说：引进技术，重点在欧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要吃饱，二要消化得了。看主观条件，能否消化得了。一天三餐，一顿去吃就消化不了。要按消化能力，掌握分寸。要集中更大力量消化引进的东西。李先念说：引进要同国内制造平衡，要结合起来。光进口，国内机械工业不提高不行吧？！[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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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参观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的一家钢厂时，问该公司总裁，如果我们向你们进口同样规模的钢厂，每吨钢成本是多少。这个问题中日部委层面上已经多次探讨，日本总裁早就料到有此一问，报出个数字，一个相待合算的成本。于是邓小平拍板引进。这个钢厂花了当时中国年财政收入的70%的钱。中国现在财政年15万亿，相当于花8万5千亿去买个钢厂！建成试车时发现上了大当。为了达到试车必要的电量，半个上海必须全部停电。结果厂建成了，却无法投产，因为不能因为满足一个厂的用电，半个上海都不用电。多年后，日本总裁退休，写了一部回忆，很“诚恳地”谈到此事：“我当时并没有骗邓小平先生，在日本出钢的成本确实是我报的数字。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本公司可以直接从日本电厂购买获得供电，由于中国没有这么大的供电能力，为了使钢厂营运，必须专门再从日本进口一个电厂。这样算上电厂投资，每吨钢的生产成本就比进口还要高了。”
想当然地提出以出卖资源购买现代化的邓小平不清楚还贷的压力，不明白出口货源和外汇收入不可能在短期内翻番的道理。随着宝钢等大项目开工，财政、外汇、重要物资供应立即陷入危机。邓小平意识到出了问题，在1979年初对几位副总理的谈话中改变口风说：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赚钱的，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邓小平不至于不懂大型项目一旦上马难以改变的道理，说这番话无非是为推卸造成经济危机的责任。官员中懂行者不少，但大家都以乌纱为重，没有人接着追问减哪些钢厂，减哪些大项目，更没有人敢提宝钢下马的建议。
